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转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而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开始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列宁说过：“武装起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方式。”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对要不要开展武装斗争，如何组织武装，采取何种形式，有过不少讨论和争论。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彭湃等同志在探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军事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而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者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共产党人搞军队会蜕变成军阀，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去组织和扩大自己的军队，也用不着独立自主地发展工农群众运动。这就不能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实质是对中国国情及各阶级的认识问题，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革命性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后武装斗争思想的飞跃，是同他对中国革命特点和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农民运动。1925年2月至8月，他曾以回乡养病的名义，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和湘乡、宁乡、安化一带，实地调查农民的阶级状况，组织雪耻会（后发展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政治的斗争，并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湖南农村较早的党支部。1925年10月，他到达广州，次年主办第六届农讲所，运用湖南等地的调查材料，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重要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构想。毛泽东正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据中国国情正确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其前途，特别是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重要的同盟军问题。

　　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用32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他热情支持农民革命斗争，回击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赞扬“乡村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是农村“革命的先锋”，主张“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建立“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席会议”政权。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尽管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领导的非难，却受到瞿秋白、李维汉等同志的赞赏。瞿秋白还将它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交武汉长江书局出版，并在序言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在党的五大召开前夕，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针对大革命面临的险恶形势，主张深入开展农民土地革命，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提出武装农民、建立工农政权，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先决条件，制定了立即着手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把它送交党中央和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陈独秀的阻挠下，大会拒绝讨论毛泽东等人的提案。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很不彻底，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也未实施。不久，长沙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湖南一些同志跑到汉口，向毛泽东痛诉陈独秀右倾错误，主张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的武装。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下船”和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6月下旬，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对湖南工农武装的去向问题，作出三种安排：一种是编成挨户团，用合法形式保存下来；一种已经暴露的上山；第三种是力量不足，把枪支埋下来。十天后毛泽东被调回中央，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明确提出“上山”可以保存革命实力的问题。这最早提出“上山下湖”的武装斗争思想，是与他加速开展土地革命的思想是一致的，也蕴藏着将革命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农村的构想。

　　“宁汉合流”，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接着党中央在汉口举行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讨论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特别谈到了武装斗争问题，他用蒋（介石）、唐（生智）抓军事为例提醒全党注意，忠告新政治局要特别注重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远见卓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八七”会议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意欲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要求去农村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经党中央同意，于8月12日他回到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这是他武装斗争思想走向实践的升华。

　　在发动和组织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这一政治目的紧紧连接在一起。他回到湖南，便一头扎入长沙清泰乡，进行土地分配调查，回到长沙又与韶山来的同志研究，草拟了“土地纲领”，提交到湖南省委会议讨论。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土地之一切乡村人民，以及“依靠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方针。这种分配土地原则和初步的农村阶级路线，是当时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力手段和措施。它对调动农民特别是贫农投入武装斗争的革命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共产党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不敢抓军事。在组织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要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要以党的组织，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核心。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但没有树起共产党的旗子。“八七”会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也要求仍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召开全省暴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则认为“这时国民党已经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已经成了军阀党。国民党的旗，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不能再打了，再打则必然再失败……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应该“立即坚决的树立红旗”。举旗问题，实质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因此，秋收起义一开始就打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当时组织的起义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置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之下。在会师浏阳文家市，决定南下还是夺取长沙的辩论中，毛泽东运用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否定师长余洒度坚持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三湾改编时，又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创建了个新式的无产阶级队伍，而且把它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部队，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放弃“城市中心论”，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广大农村，是毛泽东率先认识，并成功地付诸于实践的。7月底，毛泽东在武汉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明确指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反唐队伍取得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到推翻唐政府之目的”。在军事方面：①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②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③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赴汝城。这个大纲，充分体现了当时毛泽东在湘南广大农村开辟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在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毛泽东对一部分省委成员坚持全省四面开花的主张，进行批评和说服，根据实际情况和力量，决定以长沙为中心组织湘中各县的秋收起义。9月初在安源时，他又再三函告省委，长沙市区的暴动，不能轻举妄动，要等候军事的进展。起义部队会合于浏阳市文家市，在前敌委员会上，毛泽东说服少数人，放弃打长沙的主张，提出当“山大王”，开展农村革命斗争的思想，毅然把起义部队撤往罗霄山脉中段。这与他在起草《湘南运动大纲》中发展湘南农村革命斗争的思想一脉相承，也表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革命作风。这一战略转变保存了革命火种，为后来的星火燎原积蓄了力量。

　　秋收起义前后毛泽东武装斗争的思想发展和实践，以农村为重点的武装斗争思想的重大飞跃，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并使之逐步结合起来的成果。

　　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后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思想创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和每一位改革者如何探索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