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献身，动地勋劳垂万代；争妇女解放，惊天事业贯千秋。”这是许德珩老人1980年为纪念向警予烈士写的一副对联，它对向警予烈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向警予是我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模范的妇女领袖，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研究向警予的思想和革命她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及妇女运动中的贡献，是研究我国妇女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向警予是我党早期杰出的女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初期的卓越领导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指出：向警予是我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她在法国与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一起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大量事实证明早在1920年7月，向警予在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举行的蒙达尼会上，即与蔡和森一样，“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年底，工学世界社开会，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向警予“又作长篇的谈话”，均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她与蔡和森的确的“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1921年，她积极参与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二八示威”和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1922年春回国，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后，成为我党中央妇女部的建立人和第一位妇女部长。据王会悟同志回忆：一大后，党中央没有专门设立妇女工作部门。她当时在上海办《妇女声》杂志和平民女校。二大后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来湖南办自修大学，王和李一起在自修大学任教。蔡和森、向警予就接替李和王的工作、从党的二大到五卅运动，向警予一直担任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培育了许多妇女干部、比如杨之华、李一纯、王一知、张琴秋、张金保、丁玲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个时期里成长起来的妇女干部，向警予在这方面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的。杨之华在1929年写的《警予女士事略》一文中，称向警予为“最努力、最热情的一位革命的‘祖母’”。

　　和许多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一样，向警予也经历着由杰出的爱国志士仁人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早在她青少年时代，由于目睹外国侵略者横行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她曾决心仿效“木兰从军”，去抗击侵略者。1910年，在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堂读书，她与翦万容（翦伯赞的姑母）、蒋胜眉（丁玲的母亲）等七人结拜姐妹，誓词中就写道：“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虽然这时她们的思想尚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爱国之忱跃然纸上。她们这种决心振奋女子志气，争取男女平等而励志图强的精神，在当时国内妇女界亦为罕见。由于这时国内先进人士多认为，我国四亿同胞中妇女占一半。要振兴中华，必须唤醒女界同胞，争取女权，提高妇女的文化。向警予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一女师，便以《试沦男女平权》的作文，取得优异的成绩。以后无论在一女师，周南女师或溆浦女校，她都为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争取男女平等而竭尽全力。她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文、笔记、书信和起草的文件都充分说明了这点。1914年杨杯中在《达化斋日记》中就曾赞扬向警予“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才”。1917年在她为溆浦女校所作的校歌中就写道：“愿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在由她起草的《请令各区送女就学文》中还写道：“教育，国民之养料，女学为教育之源泉。”这些都反映了她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对妇女运动的初期认识。“五四”运动中，向警予“在乡村号召广大的群众运动，终日演讲，宣传‘爱国主义’”。她的感情热烈得很，她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她的言行完全像一个最诚恳的传教师”。1919年下半年，她参加了由毛泽东，蔡和森发起和组织的新民学会，是第一批女会员。这年秋，她在长沙发起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活动，是湖南妇女界留法勤工俭学的首创人和力行者。年底，她在赴法前夕给陶毅的信中明确提出：把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从十八层地狱里提拔出来实行女子解放，这是关系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大事。并认为五四时期是“女子解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非尽是那些艰苦卓绝精粹人才不可。艰苦卓绝精粹人才愈多，则成绩愈好。她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可见她已认识到：要实现女子解放就必须担负根本改造社会这个大任。赴法后，她负责看《妇女声》，《女权报》等妇女报刊，着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

　　二、向警予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李达等我党的创始人和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曾先后写了许多文章，论述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问题，其中不少光辉的论点，仍对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指导意义。正如1930年李立三在《悼向警予同志》一文中指出：向警予为“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她对中国妇女界的功绩“首先是在于她敏捷的见解，认识了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这就着重说明她在理论上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作出的伟大的贡献。

　　远在1920年5月，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时，就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她写《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是她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专文，文章论述了妇女的婚姻和家庭问题，女子教育和职业问题，以及组织儿童公育问题等，而她认为“先决问题”是要解决“朝个怎样的方向走”的问题，也就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主义”的问题。文章中明确写道：“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女子的改造运动，也要与他并驾齐驱才好。”她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已经“弄得世上大多数的平民要变畜生了”，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正是他们俩的护符，所以现在掀天揭地的世界革命，就是革他们三位先生的命”，因为“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她还认为：“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分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到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这篇文章可说是向警予对于我国妇女运动理论的最初贡献。

　　向警予对我国妇女运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还是在她担任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三四年里。由于她在法期间，了解了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加上工作中遇到各种实际问题，逼使她认真研究寻求解决的办法，她不断向马克思主义请教，也常与蔡和森等讨论，注意总结经验，写成文章或文件用以指导实际斗争，对于我国妇女运动的性质、任务、方向，道路和动力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1.她正确揭示妇女运动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指出中国妇女解放是整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广大妇女只有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之中，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她认为“中国妇女运动，全视中国政治经济变化为转移”，“我们讨论中国妇女运动，绝对不能凭主观空想，而必须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与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妇女运动必须“洞察全局，明识先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死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闭着眼睛依样画葫芦”。她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原理和我国的实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女权和参政运动，批判了基督教妇女运动，批判了浪漫派的妇女解放论，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列强的殖民地，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无处不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主奴结托恣睢横行。由于现在全世界处奴隶地位的两性人口总在人类全数的五分之四以上。西方工人革命合起东方国民革命来，便即是整个世界革命。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要与苏俄结成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反抗英美，一面打倒军阀，建设真正人民政府。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须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不然在中华民国未达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以前，漫说妇女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就是欧美妇女所悬为目标的女权也绝难办到。所以她认为，妇女运动“第一件要注意的是政治”，“可是现在一般妇女团体，对于政治问题，好像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毫不关痛痒似的”，这是不对的。离开政治问题的解决，希望反动政权去解决妇女问题，等于“与虎谋皮”，永远办不到。她还生动深刻地指出：“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劳动解放为期不远，也便知道妇女解放为期不远。”这样，她就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正如蔡畅在1937年时说的；“在向警予建立起中国真正妇女运动之前，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国内已微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倾向了。这一运动拾起资产阶级的主张，即为反男性而斗争，从男性的压迫下争取女性的解放。但警予却把整个运动的领导纳入社会主义的河床，给予她一个新的斗争方向。她认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低落，是源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因为妇女要得到解放，唯有改变整个社会机构，亦只有这样男女两性都能得到解放与自由。”正由于向警予给中国妇女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而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劳动解放紧密结合起来，使得我国妇女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为一股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成为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力量。

　　2.她最早提出劳动妇女是我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1923年就指出：劳动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他们的觉悟，实力与团结奋斗，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是妇女运动的基础和主力军。她明确宣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我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这就不仅解决了我国妇女运动究竟依靠谁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正因为她非常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她一再强调“妇女运动者的眼光应时常注意到最下层妇女——工农妇女的生活，因为伊们是妇女中最大多数，伊们生活最痛苦；伊们在客观条件上最迫切地要求解放”，“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基于这一卓见，向警予便成为在实践中最先开始组织女工和农妇的妇女领导人，使得我国妇女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和广泛的群众性，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辟着新纪元”，使它“走向光明的坦途”。

　　3.她最早提出并实践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相结合。1922年，她就对上海小沙渡平民女校负责人王会悟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都要很好地锻炼，都要懂得工人和劳苦大众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为他们服务。”1923年她在《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注意的三件事》一文中指出：劳动妇女与知识妇女是一体的。“有头脑而热心运动的知识妇女是妇女运动的‘起重机’，有了这个起重机然后才有办法”。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妇女中普遍存在的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各自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要求三派知识妇女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作贡献。她主张知识妇女“赶快到妇女群众中去努力宣传，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积极投入党领导的政治斗争。”1923年，她经常深入上海大学女生中进行工作，用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向女生们论证劳动妇女的特点和长处，号召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到她们中去工作，去锻炼。在她的带领和教育下，一批批知识妇女和女学生，深入工厂帮助开展女工运动。由向警予提议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组织了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五卅运动后，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会员达30万人。蔡畅后来回忆说：“在向警予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几个小规模的、非政治性的团体，如青年会，女子参政同盟和节制生产会。”经向警予指导而建立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妇女组织，发动和组织了亿万妇女群众，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保证妇女运动循着党所指引的道路不断前进。

　　三、向警予为妇女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行动比言论更有价值。向警予之所以成为模范妇女领袖，既在于她理论上的卓越贡献，更在于她不屈不挠，始终如一地为妇女解放、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她在稻田女师读书时，因自己敬佩的革命教育家朱剑凡被反动政府解除校长职务，便与陶毅等随朱校长转学到周南，并将原名俊贤改为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警惕和反抗。在创办溆浦女校时，湘西护国军司令周则范逼婚，全家惶恐，有人主张答应亲事，警予坚决不同意，她只身闯入虎穴，斩钉截铁地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随后离溆赴法。为了争在法的生存权，求学权，在“二八示威”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囚禁，但她毫不畏惧，随后参加了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回国后，她以怀孕有病之躯，忘我地工作学习，接待各方来沪的青年，指导他们从事妇女解放，她还到平民女校上课，主编《妇女周报》等。五卅后，她带领同志上街宣传募捐，租界巡捕用棍棒水龙驱散人群，她便雨衣雨帽，坚持宣传。

　　她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由中央调到武汉任总工会宣传部的秘书，白天忙跑，晚上忙写，开会，找工人研究工作，吃饭时买几个烧饼充饥。以后，她任湖北省委妇女部工作、汉口市委宣传部主任、武昌市委负责人和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成员兼《大江报》主笔。“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同志劝她转移，她临危不惧，还经常出入于工人区，组织五六万女工团结在赤色工会周围，并千方百计组织别的同志转移，营救被捕人员，还通宵达旦地编写刻印《大江》报，参加两湖暴动的准备工作。她的工作成绩、高度责任心，过度的吃苦耐劳，以及生活的无产阶级化，为党内一般同志所通晓，所敬佩。

　　1928年3月，她被捕后，法巡捕房使用各种手段，迫她招供，她用法语抗辩，引起法领事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冲突。向警予被引渡的那一天，武汉劳苦群众，人山人海，都来瞻仰这位将要永别他们的领袖。而向警予则激昂慷慨，沿途向群众高声演说，大呼革命口号，使群众深受教育，并为之感泣。反动派恐群众起而劫狱，乃于伟大的国际劳动节凌晨，将向警予杀害于汉口。蔡和森在《向警予同志传》中写道：“警予的血是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苏维埃的红旗而流的啊！这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仅有武汉劳动群众而且有全中国的劳动群众来替这位无产阶级的女英雄来完成啊！”罗章龙老人在《悼向警予》一诗中写道：“抗节长怀大禹忱，西游两度尚求心，从容就义南湖畔，寂寞寒烟汉水浔。”表达了对向警予烈士的高风亮节和献身精神的无限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