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曾经引用过法国作家布封的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并且提出了“精神个体性”这样一个科学概念，强调“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是作者不容剥夺的权利。从文学创作来说，不同的艺术风格，正是作家诚于中形于外的“精神个体性”在作品中的必然表现。它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体中显示出来，并且贯穿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成为这一作家和那一作家彼此互相区别的鲜明而独特的标志。

　　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1908—1979年），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数十年，他在创作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通过长期的艰苦的艺术实践，在追求民族形式的过程中，逐步地建立起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家之一。同许多成就卓著的作家一样，立波的艺术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但是，分析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的许多作品，还是可以找到它们思想、艺术风貌总的倾向和特色，也就是基本的风格。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周立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映湖南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的基本风格。

　　扎根在故乡的沃土里

　　一九五五年冬，正当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立波从北京回到故乡湖南农村安家落户，先后住在益阳县桃花仑乡竹山湾和老家邓石桥清溪村。到1965年止，在11年的时间内，他除了创作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长篇《山乡巨变》以外，还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不少是艺术上的精品，获得了文学界的好评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它们绝大部分收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那面人家》的集子里。

　　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把自己所独有的生活面带进作品。如果说，时代的风尚、阶级的意志、民族的传统和群众的欣赏习惯，是哺育一个作家艺术风格成长、发展的乳汁，那么，特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作家所赖以生活和创作的生活基地，就是孕育、培养作家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摇篮了。对于立波来说，这个摇篮就是被誉为“芙蓉之国”的湖南，尤其是作家心爱的故乡——湘中地区的益阳农村。正如孙犁所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这种影响是生活内容的，也是艺术形式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有个地方的色彩。”这种地方色彩，正是现实主义成熟的“报春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创作的民族特色的一个标志。就像蜜蜂采花酿蜜一样，从岭南的荔枝之乡和从海外的樱花之国采集花蜜，由于蜜源不同，酿造出来的也将是色泽和香味各异的蜂蜜。立波是从自己的故乡觅取“蜜源”的。

　　青少年时代对故乡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再加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回到阔别多年、神驰心往的故乡，同故乡人民生活、劳作、战斗在一起，因此，故乡的一切给予作家的影响就是多方面的，非常深刻的。洞庭湖畔，资江两岸，那钟灵毓秀、旧貌换新颜的山川景物，那淳朴、敦厚、色彩绚烂的民情风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故乡人民那种勤劳、朴实、充满生活情趣和美妙理想的精神风貌，清新活泼、生动幽默的语言，以及他们所创建的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业绩……所有这些，都给立波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它们像长流的泉水那样，滋润着作家的心田，激荡着作家的胸怀，不断地奔涌到作家的笔端，使他产生一种欲吐为快的冲动，成为他创作上永不枯竭的“蜜源”。

　　在强调特定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给予作家的艺术创造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作家的主观因素对风格形成的更加重要的意义。每一个作家都有独特的生活道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教养和创作才能，心理气质、性格爱好更是千差万别。正是这些，影响和决定着他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着他对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来反映生活，进行艺术创造。探讨周立波的艺术风格，自然也不应忽视这一点。立波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又有着从3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他不但具备了广博的生活知识和精深的文学修养，而且培养了正确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观点，有着精致的艺术口味和越来越圆熟的写作技巧。所有这一切，加上他个人的心理气质、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等等，对于他的创作必然地要产生多方面的、带根本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深深打上了个人特殊印记的主观因素，同当时客观的社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他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的独特风格。

　　下面，想探索一下立波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几个基本特征。

　　“清水出芙蓉”

　　立波说：“人喜欢自然，看文章也欣赏自然的风格。”什么是“自然的风格”？我们先看看立波自己的作品。

　　读立波的短篇小说，常常使人感到一种朴素、自然的美。这种美，不仅仅是词采的质朴，而首先是洋溢在整个作品里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给人一种无比清新、朴实、秀美的感觉。翻开立波的短篇小说集《山那面人家》，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在题材的选取、形象的创造和主题的提炼上，很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位独具慧眼的现实主义作家，立波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那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上，而是更多地投向了那些看来十分平淡的社会生活和普通的农村人物身上。他是那样从容不迫而又左右逢源，好像是畅游在生活的大海洋里，只不过从时代的激流中信手撷取三两朵浪花，透过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三棱镜，就那么真实、生动地反映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生活图景。读着那一个个短篇，我们仿佛来到了资江之畔那山清水秀、风光绮丽、民风古老、淳朴而又充满了幸福和欢乐的社会主义山乡。在这里，我们同县委派来领导高级合作化的邓部长一起，迎着田野里落沙婆的幽远的啼叫声，信步来到禾场上，同社员们一边乘凉，一边无拘无束地讨论着办高级社的大事（《禾场上》）；我们同年轻的生产队长盛福元日夜守护在扮桶边，细心照料提早季节浸下的禾种谷，分担着他的焦灼和忧虑，也分享着推广先进技术措施成功的喜悦和自豪（《桐花没有开》）；在飘满茶子花香的初冬之夜，我们还同作家为伴，踏着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了山那面一户普通农家的简朴的婚礼，为新郎新娘的幸福结合而发出醉心的欢笑（《山那面人家》）；在风帆片片的清溪河的右岸平滩上，我们又挤在“斗笠的海洋里”，同乡亲们一块儿观赏了知识青年胡桂花参加演出的草台花鼓戏《补锅》，并感同身受地经历了她和新婚夫婿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感情风波（《胡桂花》）……所有这些人物、故事和画面，都是如此朴素淡雅，鲜明生动，平易隽永。它们不仅仅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画，而且是引人入胜的民俗画、风情画，既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呈现出明丽的地方色彩，又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浪潮在农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的激荡，反映了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道德风尚，冲决一切阻力和罗网，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每日每时都在萌芽和成长。而陈旧的、落后的事物，则在挣扎中一天天走向沦落和消亡。这就是立波眼里和笔下的家乡，这就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地揭示出的一个十分鲜明的主题思想。作家为我们描绘的这一帧帧充满诗情画意和人情味的小幅，难道不正是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我国南方农村沸腾生活的缩影和剪影吗？

　　立波短篇的朴素、自然的美，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作家不仅是以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纯朴的感情，来赞美故乡的新人新貌新变化，而且是以一种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了我国古典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表现手法，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欣赏习惯。讲故事常常是开门见山，首尾照应，波澜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在复杂之中求得单纯。同时，他熟练地运用着自己所擅长的白描技巧，善于通过富于特征意义的行动、动作和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因此，在他的短篇里，那些吸引着读者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每一个人物的成长和命运，都像生活本身的逻辑那样顺理成章，真实可信，文笔和章法又像流水行云那样舒卷自如，抑扬有致。常常是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不可不止，无矫揉造作之嫌，读起来使人感到特别朴实、亲切、流畅、自然。

　　让我们来看看《盖满爹》：

　　黎盖平是中共楠木乡的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在这带地方，兄弟当中末尾的一个，通称老满。黎盖平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小时候长辈叫他满伢子。如今他有五十五岁了，又担任了令人敬重的职务，大家不提他本名，喊他盖满爹，间或更亲昵一点，叫他满爹。

　　多么朴实！多么平易！读下去，真像是有朋自故乡来，和我们促膝谈心，评说着桑梓的新风，讲起彼此都很熟悉的亲邻们的故事。作家抓住几件有典型意义的事，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娓娓动听地讲下去，使盖满爹这位土生土长、公道能干、带领群众一心奔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基层干部的形象，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卜春秀》又是另一种写法。作品从“我们生产队有一位姑娘”讲起，当心急的读者兴致勃勃地往下读去时，作家却一笔带住，而别开生面地插进了几句开场白：针对年轻的女读者和粗心的男读者对于书中主人公的种种揣测，作了一番评点。这种评点，更加引起人们对于这位“已经有了够她烦恼、充满矛盾的心事”的姑娘的关注和兴趣。然后，作品才言归正传，通过复杂微妙的故事情节，刻画出了卜春秀这样一位不慕城市繁华，不忘劳动人民本色，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始终如一地忠实于爱情的农村姑娘的美好形象。这种欲擒故纵、开阖自如的表现手法，同样是师法于传统和民间而又有作家自己的独创，它使故事更显得曲折，文字也更富于波澜，但曲折多澜之中，仍然保持着朴素、自然的基本格调。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立波的短篇小说之所以显得特别朴素、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语言。从创作《暴风骤雨》以来，他就主张用富于中国传统气派和泥土气息的农民语言来写小说，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缺乏活力的学生腔。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国另一位描写农村生活的圣手赵树理，确是“南周（立波）北赵（树理）”，一个主张。他认为，从群众语言中“吸取它的丰富的字汇，精妙的语句，来改进我们的语言”，并且适当地运用一些方言土语，可以大大加强作品的生活气息，增加地方色彩。因此，他在批判地吸收古代语言遗产和外国语言中有用的成分的同时，特别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他十分熟悉农民群众使用语言的习惯、爱好和特点。他的短篇小说，同长篇一样，多方面地、成功地吸收了活在农民群众特别是故乡人民口头上的语言，不但书中人物的独白和对话，而且作家的叙述语言，都十分形象化、口语化。你听：

　　“该死的，又发癫了，”这位当家婆婆说，“把我的鸡统统斩尽了，好不容易借了一只度种鸡，你也容不得？晓得前世作了么子孽？你看何得清闲啰？”一边闹，一边用双手拍打自己的蓝布褂子的前襟，顺便把那粘在衣上的几片鸡毛扑落了。

　　——《张润生夫妇》

　　“作田这一行，”老倌子开口，“要讲容易也容易，要说难，也是真难。比如泡种跟育秧，会作田的，扶起篱笆就是墙，顺顺当当，不会的角色，就像瞎子跑进了芋头田里，尽是门坎。”

　　——《在一个星期天里》

　　这样的语言，新鲜、活泼、简洁、明快，既有形象性，又有节奏感，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都特别浓厚。它们是构成立波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所谓朴素、自然的美，也就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语言色彩上。

　　联系立波的创作实践，回过头来再看他的文学主张。我以为，他所欣赏和追求的那种“自然的风格”，正是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平易、淡雅的美，这种风格，也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极为推崇的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天然”或“自然”，绝不是不要艺术的提炼和加工。立波说得好：“艺术的美，其源出于生活。”“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的再现，但绝不是照抄，更不是单纯的照相。”立波短篇小说的朴素、自然，正是他在艺术上呕心沥血、千锤百炼的结果，不过，这种锤炼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化境，看不到任何斧凿的痕迹，所谓“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它表面上朴实无华，实际上却珠圆玉润，于平易处见真情，在淡雅中藏美丽。透过朴实、平淡的艺术形象，不但寄寓了作家对社会主义的新人、新风、新事物的深沉的爱，而且在字里行间，时时闪动着作家从生活深处发掘出来的诗情、画意和哲理的火花。这正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当然，立波那些写得朴素、自然的短篇小说，也不是全都达到了这样完美的境界，它们仍然有精粗之别，高下之分。有的短篇，平淡中似嫌开掘欠深，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某些文笔，匠心中透露做作，运用方言土语时，也有个别地方淘洗、提炼不够，保留了某些比较生僻的字句，等等。但瑕不掩瑜，总的看来，朴素、自然的美是立波短篇创作的一大特色。

　　带刺的玫瑰

　　富于幽默感，是立波短篇创作的又一特色。正像立波自己说的：“幽默是文学的要素之一，因为它也就是人生的要素之一。”社会生活是一个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万花筒”。真、善、美的东西和假、恶、丑的东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生活本身就交织着各种喜剧性的冲突，包含着万千幽默、讽刺的因素。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置身于生活的漩涡中，他有一颗热爱生活的赤诚的心，又有一双敏锐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慧眼，善于从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捕捉到那些富于幽默、讽刺意味的人和事，通过形象的描绘，把它们艺术地再现出来，就会产生作品的幽默和讽刺。反之，对生活的生疏和冷漠，固然不会产生幽默，就是对生活缺乏真知灼见，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评价生活，也不可能产生深邃的幽默感，写出不朽的讽刺诗来。

　　立波短篇小说中的幽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们不是外加的笑料，不是游离在艺术形象之外的美丽的皂泡，而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从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状、所作所为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的血肉，是不同性格的矛盾冲突迸发出来的奇丽的火花。这种幽默，归根结底，来自作家对各色各样人物的熟悉，通过独特的艺术形象，往往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百事或爱或憎、或褒或贬、或是或非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倾向性。

　　我们来欣赏一下《山那面人家》。

　　这个短篇，是一个幽默轻松而又包含着婉约的讽刺的抒情小品，也是立波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的一篇代表作。作家选取了山那面一户农家办喜事这样别开生面的题材，又把故事安排在一个茶子花飘香、月色迷离的初冬之夜。通过“我”亲身参加一对青年男女的婚礼的所见、所闻、所感，尽情地渲染了“歌声载道、喜气盈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刻画了人们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了新的道德风尚的成长，同时也批评了旧的思想、风习及其代表人物。可以说，作家是带着笑眼来看新的农村、新的生活的，他为新事物的成长和旧事物的衰微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情不自禁地为前者而讴歌，给后者以讥讽。因此，整个作品的调子是昂扬、明快的，又是风趣、幽默的。

　　这种风趣、幽默，集中地凝练在贯穿全篇的“笑”字上。不仅新郎、新娘在笑，送亲的、闹新房的人都在笑，就连那个挺着大肚子的细瓷罗汉也在哈哈大笑。满屋子的人都笑，唯独一个人不笑，他就是主持婚礼的乡长，但这个不笑的人恰恰是一个最会说笑话的人，成为新房中又一个“快活的源泉”。

　　这种风趣、幽默，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兽医这样一个人物的刻画上。这是个脑子里残存着不少旧意识的人物，他生活在恋爱自由的新社会，却要为包办婚姻唱赞歌——因为他正是包办婚姻的“既得利益者”：“他的漂亮堂客是包办来的，他很满意，他的脸是酒糟脸，红彤彤的，还有个疤子，要不靠包办，很难讨到这样的堂客”。他又那么饶舌，那么酷爱八股调。旧脑筋加上“新八股”，这个性格特征必然要引起同周围人们的矛盾冲突，惹起人们的嘲笑。作品抓住这点，作了充分的渲染。本来，他那“包办也好，免得自己去操心”的陈腐观点，已经是令人侧目而视了，后来，当大家鼓掌欢迎新娘子讲话时，他又抢到桌子跟前，作起“形势报告”来。“他咬字道白，先从解放前后国内的形势谈起，慢慢吞吞地，带着不少的术语，把词锋转到了国际形势”。他讲个没完没了，乡长听得不耐烦，“抱歉”地先走了，社长也实在坐不住了，就跟旁边的一个社干部说：“人家结个婚，扯什么国际国内形势啰？”“你不晓得呀，这叫八股，才讲两股，下面还长呢。”办社干部说。

　　“将来，应该发明一种机器，安在讲台上，爱讲空话的人一踏上去，就遍身发痒，只顾用手去搔痒，口里就讲不下去了。”社长说。

　　这个细节，生动而幽默，特别是社长这个想入非非的“科学发明”，具有一股冲人的辣味，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评论者觉得它未免太“挖苦”人了。其实，这种“挖苦”，正是一种冷峻而又善意的讥讽，是一种“艺术性的当头棒喝”（茅盾语）。在现实生活里，像这位兽医一样不分时间、地点，不论场合、对象，总是那么爱讲空话，爱唱老的、新的八股调子的人，难道还少吗？对他们难道不应该给予一点点“刺激”吗？鲁迅说得好：“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立波的幽默和讽刺，尽管有时火辣辣的，甚至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它总是与人为善的，并且有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表现在：作家不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上，而是把犀利的艺术刻刀，触及所描写的对象的灵魂深处和社会生活的底蕴，无情地解剖人物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揭示出产生这种喜剧性（或悲剧性）矛盾冲突的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根源，把抨击的矛头始终对准剥削阶级及其在人民群众中遗留的种种腐朽、落后的思想影响。这正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力量之所在。《扫盲志异》就是这样一篇好作品。这个短篇写的是群众性扫盲活动中一场小小的家庭风波，题名《志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确有其奇异——也就是独特之处。作家用幽默而细腻的笔调，通过充满喜剧性的故事情节和一连串富于生活情趣的细节，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位有着浓厚封建意识的老倌子何大爷的形象。何大爷在旧社会过了几十年，深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今天虽然已经生活在新社会，但他还信守着封建的家规：“家爷不进媳妇房”，连讲话都要远远地站在媳妇的房门之外。他对青年男女在一起谈谈笑笑，总是不放心，担心会“出事情”。因此，当那位年轻的教师上门来教他的两个媳妇认字时，他疑神疑鬼，“暗暗地察看了三夜”，最后，因为在媳妇的窗子外面偷听到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你睡那一头？”他“眼睛里直冒金光，耳朵也蒙了”，气冲冲、急忙忙地赶到公社，把书记找来帮他“捉奸”，结果扑了一场空，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闹出了一场大笑话。正像公社书记说的：“社会发展了，他还只晓得按照自己的旧的想法，孤立地静止地观察新的事物。”这就是何大爷的悲剧所在，也就是产生这场喜剧性的家庭风波的根子。这个短篇，在幽默的笑声中寄寓着深刻的讽刺。同时，作家在自己的艺术描绘中，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幽默和讽刺的分寸，对所描写的具体对象——其人其事，作出了确切的思想分析和美学评价，并没有使人产生过火的感觉，更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品表达了反封建的积极的主题思想，对于存在封建意识，总是拿老眼光看新事物的人来说，不失为一面现实主义的“镜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波一些“婉而多讽”，富于幽默感的优秀短篇，也可以说是一种带刺的玫瑰。它们既有着绰约的风姿，扑鼻的芳香，而又带着不饶人的“锐刺”，通过既有鲜明个性又具有一定概括性的典型人物的形象和生动、幽默的语言，刻画伪妄，抨击旧习，针砭时弊，其机锋所向，往往发人深省，促人猛醒，使人们在笑声中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立波式的幽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质朴而又动人，常常流露出农民那种单纯、爽朗、乐观和机智的性格，充满着劳动人民的人情味。正如他自己说的：“劳动人民的幽默多少带点土气息、泥滋味，和书本上的幽默有些不同。”我们看看《腊妹子》：清溪乡召开庆祝大会，奖励各种劳模。为了表扬王腊梅组除四害的成绩，大会给了她们一面小小的红绸子奖旗。腊妹子的耶娘，放下手边的工夫，也赶到乡政府来参加庆功会。当记者给劳模拍照，也要给腊妹子留影的时候，“却出了事了。这位得意的妈妈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女儿拍照，怕把孩子的魂魄摄走了”。记者央求乡长再三解释，她拗不过乡长的情面，“勉强地，担心地只好答应了”。回家的路上，腊妹子的妈妈听到乡亲们许多赞扬腊妹子的话，她心里觉得极舒服，嘴里却不停地诉说：“你不晓得，她好淘气啊！”接着，又抱怨腊妹子的耶耶“真正好笑”：“妹姐得回那张完小的文凭，其实有个么子了不起？他倒喜饱了。”“她耶耶只爱文凭，我看旗子也体面。并且，文凭是纸做的，旗子是绸子做的。”

　　腊妹子妈妈的这一连串举动，特别是这一段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娘夸女”，是多么朴实无华而又充满人情味！作家没有加油添醋，只是把人物当时的言谈举止和思想感情，照直写了出来，就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时地引起会心的微笑。

　　立波对于生活深挚的爱和丰富的幽默感，还表现在：他的眼里，他的笔下，那些沉静的山川草木，无知的花鸟虫鱼，几乎无一不是有灵性、有感情，甚至有个性的。他在描写自己的人物和叙述故事时，常常赋予这些东西以活泼的生命和可爱的性格，并且触景生情，托物言志，随时随地吐露自己对大千世界的种种看法，抒发着内心深处的炽热的感情。这样，也就使作品文情并茂，平添了许多的风趣。

　　《张满贞》里，关于公社堂屋里那一双燕子的大段描述，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作品绘形绘神地描画了燕子的许多情态，它们如何“沉静地歇气，悠然地观察”，如何“偏起小脑壳”，“望着窗外，好像是埋怨这多雨的天气……”简直把那对小燕子写活了。作家直抒胸臆：“我是喜欢燕子的，因为每次它们来，都带来了春天的绮丽和温暖，花的香味，草的清新，还有那万事万物的蓬勃的生气。”特别令人击节赞赏的是：作品还围绕着燕子衔泥筑窠，写了人们一段妙趣横生的争论。当主人公张满贞凑趣地数落着燕子的缺点，说它们“建筑材料也太简陋了，除开泥巴，还是泥巴，不用竹子，也没水泥”时，作家的笔锋轻巧地一转，接上了公社武装部长的一句话：“也没得玻璃，是么？”脾气很冲的角色接口问一句，笑了。这一句问得妙！读者们也忍不住笑了，因为他打中了这位逢人必讲玻璃的用途和好处的女厂长的“要害”，从一个侧面烘托了人物的性格。

　　这类出色的幽默笔触，几乎比比皆是，表现了作家“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幽默才能。它们就像一颗颗灿烂、别致的珍珠，散落和交织在立波的各个短篇里，放射出诱人的异彩，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当然，立波的短篇中，也有个别的幽默笔触止于戏谑，较少深意。有的作品（如《割麦插禾》）为了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在以物拟人时，套用了一些流行的政治术语，虽不无幽默之处，但总感到有点牵强附会，反倒破坏了作品思想艺术上的完美。

　　橄榄的芳香

　　古人云：“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是说，为文必须高度凝练，含蓄而有蕴藉。“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所谓“寄言”，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寄托在物象之中，而不必明说。这是诗词的要诀。对小说创作来说，也就是要寓思想、情理于艺术形象之中，切忌赤裸裸地说教。恩格斯强调：“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也是讲的这个意思。

　　立波的一些优秀短篇，朴素、自然的美，风趣、幽默的笔调和含蓄无穷的韵味，常常是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朴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所带给读者的，从来不是那种浅露的、一览无遗的东西，而是有着超出笔墨之外的一片广阔的天地，使读者能够驰骋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引起余味无穷的联想和回味。有人说，读立波的短篇，“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嚼嚼，再想想，想想，再嚼嚼，一次比一次领悟了更多的东西，一次比一次更体味到沁人心脾的芳香。这正是作品凝练、含蓄的深厚功力。

　　凝练、含蓄，不只是文字功夫，而是表现在整个艺术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体现在作品的通篇韵味中。正如立波说的，一篇小说，要“尽可能地使读者们情感高扬，意象深远”。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必须把自己对人物的全部观察和理解，对生活的全部感受和认识，以及对革命理想所倾注的全部激情，都凝练到艺术形象里，渗透于人物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以至整个的性格特征中。通过典型形象本身的思想和艺术力量，感染读者，引导读者沿着作品所开拓的思路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探索那更深一层的生活内涵和思想意义。

　　短篇小说《在一个星期天里》，描写的是大桥公社新任党委书记杜清泉一个星期天的生活。这是一页别有风味的“日记”，同电影《今天我休息》可以说是不同艺术样式的“姊妹篇”。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把特意从城里来看他的爱人凉在公社里，自己一股脑儿扎在秧田边，调查研究如何防治鼓泥虫去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作品的结尾：杜清泉奔波了一整天，回到公社，取得了爱人的谅解，高高兴兴地把她送走了。返回来时，已是掌灯时分。他收拾好自己那幅还没有完成的画稿，吹熄灯，解衣睡觉。一阵油烟子的味儿消逝以后，房间里浸满了肥皂的香味，那是从他爱人帮他新洗的被窝里外散发出来的。作品最后以这样一个别致的细节戛然作结：

　　“真好啊。”在朦胧里，他这一声好，连自己也不晓得具体指的是什么。

　　不久，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在这浓烈的肥皂香气的包围里，大桥公社所有秧田里的鼓泥虫通通死光了。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梦，也是一个余音绕梁的结尾。作品创造了一个深远而优美的意境，抒发了一种健康而高尚的情怀。话里，梦里，该包含着多少“象外之旨”和“弦外之音”啊！这里面，有对群众切身利益时刻萦绕于怀的高度责任感，有工作取得预期成果以后的喜悦，有劳累奔波一天终于获得了休息的舒畅，有对于通情达理、体贴入微的爱人的感激和情思……总之，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展开联想的翅膀，在艺术形象展示的广阔天空里任意翱翔。

　　凝练、含蓄，也表现在作品的语言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提出，写诗“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写小说同写诗虽不一样，且不能一味要求曲而不直，藏而不露，但同样需要精心地锤炼语言，用尽可能省俭的笔墨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做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经得起读者的反复吟味，再三咀嚼。这里，想着重谈谈立波在小说中的一些议论。

　　立波的短篇，和他的长篇一样，从来没有大段大段的议论，总是让人物形象、让事实来说话。但是，在一些节骨眼上，在真正有感于怀，非说不可的时候，作家也站出来，发出几句议论，对人物、事件、生活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评价。这种议论都是少而精的，语短而情深，幽默而含蓄，并且同作品里关于人物、事件、环境的描写和叙述紧紧地揉在一起，不但起着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使作品更加显得清新隽永，意味深长。且举一例：

　　卜春秀在井边洗脸，独个儿叹气的时候，王菊香有意地投下一块石头，并且揭她的“老底”说：“你坦白坦白，为什么一个人叹气？是不是想我的哥哥？你偷偷地说给我听，我悄悄地给你写一封信去，好不好？”这女子说完就跑。“是角色莫跑。”卜春秀起身追赶这胡说八道的姑娘。作品紧接着来了一段夹议夹叙：“在人世间，有好多的事，本来是只准当事人心里想想，不许人家说破的。这个斗胆的姑娘，卜春秀的邻舍，也就是她在想念的参军去了的王桂香的妹妹王菊香，竟敢大声嚷出了自己的心事，这还了得？不给她一点厉害是不行的了。她纵步追赶，但被追的角色已经跑远了。”（《卜春秀》）

　　这段文字里，作家的议论虽只三言两语，但道破了年轻姑娘内心隐藏最深的奥秘，也揭示了一种朴素的人生真谛，确实有着一种动人心弦而又耐人寻味的魅力。

　　当然，凝练、含蓄绝不是晦涩、含糊，吞吞吐吐，也不是在字面上耍花枪，使人莫测高深。真正优美的文学语言，往往是既凝练含蓄，而又鲜明生动的。这看来好像有矛盾，其实正是艺术创造的一种辩证统一，是运用语言的一手过硬功夫。我们看《山那面人家》，作家对姑娘们为什么爱笑，作了一番寻根究底的探索——也就是有独到之见的评论。他这样写道：

　　对于姑娘们，我了解不多。问过一位了解姑娘的专家，承他相告：“她们笑，就是因为想要笑。”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学问。但又有人告诉我：“姑娘们笑，虽说不明白具体的原因，总之，青春，康健，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翠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的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是确定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活的源泉。”我想这话也似乎有理。

　　对姑娘们为什么爱笑的这番议论，评论者褒贬不一。有的评论家特别挑出头一种解释来，认为是作家“故意缠弄笔头，读起来趣味不高”。但我却不以为然，反倒觉得整段议论浑然一体，颇为精妙。它们不是一语道破，了无余韵，而是妙语解颐，耐人寻味，而且两种解释虚实照应，相得益彰。它们是含蓄的，但并不含糊，是诙谐的，却又非卖弄。作家用带着浓重的抒情色彩的笔调，富于诗意的语言，把自己对生活的独到感受和对农家姑娘内心世界的深切理解，如实地写了出来。这种分析和解释既不落俗套，又为读者开了一条思路，诱导读者自己去想象，去判断，去发挥。这样的文学语言，正是既凝练含蓄而又鲜明生动的，也是构成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一个因素。

　　结束语

　　综上所述，周立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描写湖南农村生活的这一批短篇小说，无论在题材的选取和主题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创造、文学语言的运用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以及民族形式的探求等方面，比起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些描写城市斗争和农村生活的短篇，以至他在建国初期描写工人生活的短篇来，都大大地发展了，提高了，可以说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和突破。从总的方面来看，立波这个时期的短篇创作，是很好地坚持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的。特别可贵的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自己同母亲——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如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所要求的那样，他是“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他的这些短篇，同优秀长篇《山乡巨变》一样，充满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故乡人民无比真挚、深沉的爱，而又忠实于生活的真实。立波说得好：“假花是打不动人的。人们喜欢的是真正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根深叶茂的，水汪汪的鲜花。”他自己的这些短篇小说，正是深深扎根在人民生活的沃土里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烂漫山花。这些作品，表现了一种比他以往的作品更加清新、更加淳朴，更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风格，标志着作家的艺术造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然，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每一篇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其中也有个别不算成功的作品。但整个看来，立波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是有着高度的成就的，其中一些佼佼者，可以无愧地列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优秀的短篇创作的书架，而占据它应有的一席地位。它们是立波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