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9年12月，全国共出版图书（包括书籍、课本、图片）2028436种，总印数1861.39亿册（张），其中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共出版图书91869种，总印数300.17亿册（张）。而在这300.17册（张）的数字内，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毛泽东单张语录和诗词就达108亿册（张）之多，这仅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如果加上“文革”期间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群众组织编印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其数量更加惊人。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
一、“文革”前的出版概况
1964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急剧增长。特别对《毛泽东选集》的需要呼声更为强烈。《毛选》从1951年开始出版后，实行计划分配办法，供不应求，长期脱销，读者的意见很多。人民出版社1965年收到有关毛泽东著作的读者来信2500余件，其中有63%指名要买《毛泽东选集》。
文化部1965年1月召开《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工作会议，请毛选出版委员会的田家英作报告。田家英对《毛选》供应不足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毛选》一、二、三卷是进城以前编的，当时材料不够，注释不够满意，要重新审订。党史方面要加强，把历史上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要加些注，同时个别地方有些错误（如在油茶中间加了一点，变为油和茶），也要改正。近几年又发现了许多毛主席以前的著作，有的也要加进去。因为考虑要出第二版，所以对《毛选》第一版控制了一下。为了照顾读者急需，后来决定出《毛泽东著作选读》。选读本选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长期印行。田家英接着介绍了毛选出版委员会1965年的工作，一是编《毛选》第五卷，一是编《毛选》第二版，计划1966年把一、二、三卷编好，1967年陆续出版。在这以前着重出《选读》本。
1965年，文化部通知全国出版部门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印制列为第一位的工作，争取年内做到基本上满足读者的需要，同时安排印制《毛选》100万部，以应急需。北京市新华书店于国庆节在王府井等6个门市部投放1万部《毛选》，不到两个小时就被读者抢购一空。
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在北京、湖北作了调查，估算至少要有1100万部以上的《毛选》才能基本满足读者的需要。
文化部党委于1966年2月10日向中央写报告，汇报《毛选》的需要和印制安排情况。报告中说：“按照必须高质量印制以及纸张供应、印制能力的具体情况，要在一年内重印《毛选》一千多万部（等于过去十五年的总印数），是办不到的，只能分批予以满足。”报告提出1966年重印《毛选》500万部的安排打算。中共中央2月21日批准了这一报告，并转发全国执行。
1964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发行范围仅限军队“内部发行”。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报告中说，这本语录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开发表过的或用别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主张重新编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这一报告经批准后，先后由中宣部、文化部和人民出版社的部分同志组织了班子，进行选编工作编成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拟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本语录稿本共收毛主席语录572条，在编辑过程中，田家英曾逐条看过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反复修改了7次后，经田家英、许立群、石西民审定后上报。1965年12月，彭真将收到的上述语录稿本送陈伯达征求意见。陈伯达看后认为编得不好，另找人也编了一本。
1966年1月，彭真决定把这三种《语录》发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1月29日，邓小平、彭真在钓鱼台召集会议，讨论《语录》问题。陆定一、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人参加。会上邓小平最后确实，在人民出版社送审本的基本上“修改出版”。会后，人民出版社本的编写班子根据邓小平、彭真的意见并参考各方面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于1966年2月底由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三人联名报上报给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和康生。
二、“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1966年5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其后中央宣传部进行了改组，由陶铸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担任顾问（仍挂中宣部副部长衔）。不久即开始批判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斗争。“反对和压制出版毛主席著作”成为周扬的一条“重要罪行”。
7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冠以大字通栏标题，发表了4篇文化部的大字报，为首的第一篇就是出版局一名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写的题为《控诉周扬阻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行》。文章说，1962年重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用纸7500吨，而印毛主席著作仅用纸70吨。
文化部党委根据陶铸提出停印其他书刊、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指示，于6月30日向中央写了请示，提出《毛泽东选集》在1966年原定500万部的基础上增加300万部，1967年至少再印1500万部；这两年内《选读》甲、乙种本共印8000万部（册）、《语录》共印2亿册。拟采取的“革命措施”是：①打破过去指定少数印制厂包印的老框框，全国凡有一定条件可以印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厂都可以承担印制任务。②把一切可以用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对初版新书，凡不应出、或可出不可出的坚决不出，再版图书暂时一律不印。
经中央批准，文化部于7月12日在北京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会议”，讨论1966年、1967年两年“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草案）”，草案中将《毛选》1966年的印数由6月30日向中央提出的800万部增加到1500万部，1967年再印制1500万部，两年合计印3000万部。
1966年8月，中央中共作出“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民日报》于8月8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宣布《毛泽东选集》1966、1967两年全国计划印行3500万部；《选读》甲、乙种本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在今明两年内做到充分满足需要。《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文化部于8月19日向全国出版部门发出特急通知，要求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又好又快地坚决完成1966年、1967年印制《毛选》3500万部及《选读》、《语录》等毛主席著作“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接着，中央有关部门对毛主席著作的定价、税收、运输以及纸张供应、银行贷款等等，纷纷采取优惠措施，表示对中央决定的拥护和支持。
1949年10月—1976年12月毛泽东著作等出版统计
名称 1949.10—1965 1966—1976 备注
毛泽东选集（1至4卷） 4586.8（折合1146.7万部） 96486（折合24121.7万部） [1]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2291.4（乙）5602.8 （甲）4743.2（乙）8412.9 [2]
毛主席语录 2800 102749.8 [3] 毛泽东著作专集、汇编本、单篇本 68290.5 241416 55种文字
毛泽东著作合计 83571.5 453807.9
毛泽东像 16457 418330
毛泽东单张语录、诗词 —— 211000 汉文版（张贴用） 注：
[1].汉文版精、平装，普及本，合订本，线装大字本9种；盲文版1种；少数民族文版6种文字6种；外文版18种文字25种。
[2].（甲）汉字版1种，盲文版1种，少数民族文版5种，外文版4种；（乙）汉文版1种，盲文版1种，少数民族文版5种。
[3].汉文版4种，盲文版1种，少数民族文版8种文字， 外文版37种文字。
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再版本于1965年8月1日出版。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用红塑料皮封面，发行范围仍限部队内部。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不久又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负责编选《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报社按八届一中全会公报精神对《前言》作了修改。在交稿审定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公开出版和对外发行，署“人民出版社”），上报领导部门审批。
人民出版社为便于工农群众学习，还编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副题“供工农群众学习兼作识字课本用”，约1.5万字，于1966年10月排出样本，64开本，每册定价一角五分，计划先由《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地大量印制。文化部已向各省、市、自治区做了布置。《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用2号楷体字排了4个版面，只待中央审定通过即可发表。但一直等到11月4日，文化部还未接到中央定稿通知。这时从人民日报社传来消息，说陈伯达已给报社打电话，以“主席著作的发表要非常慎重”为由，通知《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
1966年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解放军报社报送的关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署名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将原以“总政治部”名义署名改为用林彪署名。12月17日，全国报纸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从此，这本语录本就成为“文革”期间唯一流行的小“红宝书”，出版社的印数高达10多亿册。而费了很大精力认真编选、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从此销声匿迹，不为人知。
12月10日，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写报告请示，说根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1967年全国印制《毛泽东选集》的计划可达8000万部，但目前纸张只能落实6000万部，希望中央指示有关部门设法解决。陶铸于12日批：“已告中宣部把明年出版主席选集8000万部的计划定下，并争取超过。纸张拟请计委商同轻工业部予以解决，请总理批示。”周恩来于13日批：“同意。即送富春、秋里阅办。”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全国文艺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选集》1967年打算印8000万部的消息。
1月10日，文化部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的筹备会。这时，从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即向党和政府“全面夺权”的一股风已迅速蔓延到北京。1月16日，会议就被某群众组织以这次会议是“背着党中央非法召开的，是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化部涂脂抹粉，对抗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大阴谋”等罪名“造了反”。会议在一片吵嚷声中草草收场。
1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半版篇幅发表了北京、上海22个群众组织的联合宣言，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担负起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政治任务》，同时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短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热烈赞扬“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全国许多省、市的出版部门纷纷被“造反派”“夺了权”。
文化部副部长颜金生、赵辛初代表文化部党委（这时部长萧望东和石西民等几位副部长已被“造反派”揪走），于1月6日写报告给康生，汇报文化部拟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会议，未见答复。颜金生于1月11日再次写信给康生催询，康生办公室12日回电话传达康生意见：①会议暂时先不一定开。他很忙，抽不出时间来。②以后文化部的事情可以找中央文革小组，找王力，由他们那里管；印毛著的事情也和他们联系，开会的事和王力商量后办。颜金生立即给王力写信，要求安排去向他作一次简单的口头汇报。王力一直没有答复。
1月26日晚，江青、陈伯达和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16日造了会议反的几个群众组织头头。江青高兴地说：“你们夺权夺得好！”“你们的气魄很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感谢你们！”同时参加接见的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在汇报中说，轻工业部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选》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轻工业部的反。江青说：“这个反应该造。”会后，一些“造反派”又去轻工业部“造反”。
这一时期，文化部机关和许多部一样陷于瘫痪状态，出版工作全部停顿。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酝酿、磋商，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于5月11日在北京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任务和工作范围，在印发给全国有关部门的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旧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属单位归中央文革宣传组管理的决定，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需办理的业务、行政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下设秘书、印制、物资三个组，办公室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1967年印制《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的计划。6月至7月，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从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的几个调查组，分别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了解《毛选》印制计划执行情况。调查中了解到，由于大部分省、区原有出版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新的领导机构没有建立，《毛选》的印制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有的省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有的地方已实行军管，但大都忙于运动，很少抓《毛选》印制工作。上海市有大批工人离厂上北京，一度使全市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有的地方造纸厂或印刷厂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反复夺权，严重影响了纸张生产和《毛选》印制任务的完成。宁夏承印《毛选》的一家印刷厂竟发生了一个群众组织中的部分人在《毛选》第二、三卷的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攻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调查组返京后向中央文革宣传组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与有关部门商量，采取措施保证《毛选》纸张和印刷物资的供应工作。
7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级党委、各军区、军管会，各省、区、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上述宁夏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党委对此事件进行严肃处理。
7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央文件，决定“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小报发行数量”。
这一时期，许多省、市先后建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或类似机构，瘫痪的局面逐步恢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的印制情况逐渐好转。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于10月27日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领导，加强协作，保证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全年8000万部的出版计划。”到12月20日，《毛选》8000万部的计划提前超额完成。据12月31日统计，全年实际完成《毛泽东选集》9211万部，还印制了《毛主席语录》3.7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及单篇本等9.12万册。
三、毛泽东著作正文和注释的修改
1967年3月16日，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请示，要不要修改《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某些人名和注释。毛泽东作了以下答复：①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③《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④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出版年月日期。⑤第五卷、第六卷《毛选》，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⑥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24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的布置，对《毛泽东选集》等毛泽东著作的有关部分作了修改，并通知全国租型单位执行。
从1967年5月5日到1969年9月22日，中央文革宣传组联络员和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先后7次通知，改动毛泽东著作的正文和注释。改动的内容主要是删去《毛泽东选集》中刘少奇的名字，以及涉及的段落。《毛选》删改后，《选读》本和有关汇编本、单篇本的相关内容均作同样改动。此外，还删改了一些涉及刘少奇、邓小平、王明、博古等名字的地方。
对上述改动，均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人民出版社布置全国出版单位在内部进行，改动部分作重新换页处理。改动较多的在请示并得到批准后，作密件送纸厂化浆处理。这一工作，经过10个多月才基本结束。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换页1400余万部，第四卷作化浆处理。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老版本《毛选》化浆1400余万册。《选读》甲种本有1400余万册、乙种本有2100万册，作部分换页、部分化浆处理。汇编本、单篇本作化浆处理的达1.4亿余册。
四、毛泽东像印40多亿张
“文革”前的17年，毛泽东像共印1600多万张。为了保证印制质量，文化部限定在京沪两地集中印制。“文革”开始后，各方面要求大量供应。1966年文化部安排印制的1亿张，仅能供应京沪两地需要，各省市可能脱销。文化部党委于8月25日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提出改进措施：各地凡具备印制条件的印刷厂，均可印制毛泽东像，像的底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统一供应。文化部的报告还说，北京的“红卫兵”向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毛主席像不准卖钱，最低限度只能收取成本费”，要求限期答复；天津及其他城市也有同样要求。鉴于《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定价降低（1966、1967年两年降价造成的亏损4300万元，由国家财政解决），报告建议毛泽东像的定价降低一半，本年减少的1000万元收入由财政部门解决。
中宣部批准了文化部的报告后，从1966年7月至1967年5月底的11个月，全国就印制了毛泽东像33种，总印数8.4亿多张。1967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摄影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迅速将60幅照片印成12开本画册，于7月1日起大量发行。
从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像总计印制了41800多万张，还出版了多种毛泽东相册，印数高达数百万册。
1968年6月，江青对一幅送审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赞扬“非常好，把主席的神气都画出来了”。说：“这幅油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实之一。它有高度思想水平……听说是青年人画的，同意发表，建议写上作者的名字。”7月1日，《人民日报》随报赠送这幅彩色油画，许多省市的报纸也纷纷随报赠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全国作了紧急安排，出版4开和8开的画像。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半个月内就向全国供齐了印版。北京的版刚制出，上海就将所需印版由空军的飞机运沪，印刷厂在48小时内印出191万张，立即在书店发行。其间张春桥曾两次打电话了解上海印制情况，并要上海加出对开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也赶印出对开和全开的大幅画像在军内发行。截止1969年底，这幅油画全国出版部门共印制19130万张。一幅由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的油画作品受到如此重视，出版时间之快，印刷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五、“清查非法印刷品”
“文革”中，许多群众组织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信件、诗词、批示、照片等，汇编成册或大量翻印；有的“红卫兵”组织将“抄家”得到中央领导的内部讲话、机密文件等大量内部材料汇编成册，广为流传；有的工厂“红卫兵”组织将传抄来的中央负责人对国防科研的内部讲话、报告、批示等收入汇编的小册子中，严重泄露了国防科研机密。中共中央于1967年5月至1969年12月，先后8次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地严禁这类非法印刷品，并指示采取措施立即收回销毁。在1969年12月25日发出的文件中更明确指出：“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以及一切机关、工厂、学校、公社、部队、群众团体和个人，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分。”文件同时要求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以杜绝擅印未经批准的文件和资料。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到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4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并说：对这件事要严格，要严格纪律。工作要分步骤进行，第一步先摸清情况，第二步再收。
9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召集出版口等部门的负责人，传达周恩来2日晚的指示。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北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非法印刷品。
工作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初步摸清了情况。其中，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各种版本的样本就收到440种，绝大部分是1966年至1969年编印的。编印单位中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占53%，省、市革命委员会及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占47%，尤以军队编印的《最高指示》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两种数量最大，加上地方翻印的总数超过1000万册。这几百种本子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军队的机密等；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将一些大字报和小字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作为“最高指示”编入《语录》；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错漏百出。
清查小组工作班子最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经李德生审定后向周恩来汇报。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出版口负责人时又提到清查非法印刷品问题。他说，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6月23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了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录》，开列了自1949年10月至1971年5月底，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汉文版）86种。
六、“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
“文革”开始后，出版部门集中全力大量印制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印制《毛选》的印刷厂，从“文革”前规定的7个省、市13家，到1967年扩大到除西藏以外的28个省、市、区的181家印刷厂；到1968年，全国共有313家印刷厂承担毛泽东著作的印制任务。毛泽东像从“文革”前仅限京、沪两地扩大到除西藏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都能印刷。从1966年到1968年底，全国已累计出版《毛选》一至四卷16227万部，《选读》甲、乙种本14228万部（册），《语录》70452万册，各种汇编本、单篇本191424万册；毛泽东像229366万张，单张语录、诗词129398万张。各种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出版部门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出版计划，依然根据一些虚假的表面现象盲目扩大印数；发行部门较普遍地存在“积压不算问题，脱销了就要犯政治错误”和“宁多勿少、越多越显出成绩”的思想。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和不同形式的毛泽东像章以数量越多越好的风气。《毛选》有了精装合订书就不要普及本，有了64开本袖珍合订本就不要32开本；《语录》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火柴盒大小256开本《语录》。毛泽东像章也越做越大，用各种材料制作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一条街道的店铺，不管经营什么业务，家家都设专柜、专台出售《毛泽东选集》；有些人的家中整面墙壁贴满了几十、上百种毛泽东像和语录、诗词，以此为荣……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求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像章一百多个，《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现在许多地方的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上海做的特别大。物资部已经发了五千吨铝，都要收回来！毛主席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我国有7亿人口，平均一人有好几枚。但现在的情况，有的人还没有，有的人有几百枚，很不平衡。”“有的人一天换一个，天天换，珍贵就不珍贵了。光求外表好看，这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的群众运动。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个语录和像章送礼。”“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有人身上挂了许多像章，甚至挂满了像章，不吃透毛泽东思想，像章挂得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周恩来还问，《毛主席语录》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批示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实事求是”、“要节约闹革命”，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文件规定，今后印制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规定了对存在过多像章的单位和个人献出像章给边远地区和农村群众的办法，同时提出：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器物和商品、商标、包装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如：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等，对“文革”后开始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也通知“不要搞”。
毛主席著作办公室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调整计划，毛泽东著作现版本不再安排印制，个别缺书地区采取余缺调剂办法解决；毛泽东像原定计划，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量进行调整。还向全国调查了几种毛泽东主要著作和毛泽东像的存数。
据调查了解，截至1970年3月底，全国发行部门存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2721万部，《语录》12344万册；毛泽东像63002万张，单张语录、诗词38275万张，总数达12.54亿余万册（张）。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批数字中，《毛选》的75%，《语录》的65%，毛泽东像的80%，单张语录、诗词的85%，都存在县城新华书店和公社代销点。
经过10年时间，据新华书店总店调查统计，到1979年6月底，存放在全国书店库房中的毛泽东著作还有3.14亿册，其中除少量为新版本著作外，绝大部分是“文革”时期积压下来的。这批书经过年复一年的高温、梅雨季节，造成塑料老化、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铁丝钉锈、风黄污损；大批毛泽东像经长期堆放，造成粘连、污损的现象也很严重。能够继续出售的毛泽东著作和像，按1979年上半年全国书店的销售情况估计，大概几十年也卖不完。书店的库房一直十分紧张，堆积如山的毛泽东著作和像长期不动，影响了许多新版书进不了库。而且从1979年起，每年要付银行贷款利息400余万元。为此，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提出了4点处理意见，于1979年底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