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委派，和中央在上海成立的湘西北特委一道，于1928年2月回到位于湘西北的故乡——桑植县洪家关，领导了桑植起义，拉开了武装割据湘鄂西、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自此，到1935年11月，贺龙在以今大庸市（辖原桑植县、慈利县、大庸县）为主要区域的湘西北驰聘、血战了8年，领导创建了以湘西北为主要发源地和中心区域的湘鄂西、湘鄂川黔两个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湘西北，在贺龙领导湘鄂西、湘鄂川黔两个革命根据地广大区域的武装斗争中，是1928年3月至1935年11月唯一坚持了8年的地方。因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另一些主要区域，如洪湖，自1932年丧失后贺龙就再没有去过；而鹤峰等湘鄂边区的鄂区部分，在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及慈利一部分为中心的湘川黔根据地中又不是主要区域。

　　本文试就贺龙之所以能在以今大庸市为主要区域的湘西北坚持长达8武装斗争和湘西北之所以能起到这些作用、作出这样大的贡献的历史条件进行探讨。

　　一、湘西北是贺龙的故乡，贺龙早年在湘西北长期从事的反封建斗争和大革命

　　时值湘西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贺龙在湘西北从事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的湘西北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原始的地方，土匪出没、民不聊生。1916年3月，贺龙带领20多名青年农民夜闯桑植县芭茅溪盐局，砍死一贯横行暴敛的盐局局长，夺得12条枪，杠起了造反大旗。此后，他打出讨袁护国军的旗号，自任民军总指挥，4月被委任为湘西护国军第二营营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并长期活动在湘西北这块土地上，历任桑植独立营营长、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澧州镇守使等职。他军纪严明、打富济贫，在湘西北影响极大、威望极高、号召力极强、愿意服从的武装众多。

　　1926年，贺龙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后贺龙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并晋升为二十军军长。在贺龙北伐征战期间，湘西北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湘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国各地武装暴动的同时，十分重视湘鄂西地区的武装割据，并把贺龙与湘西北的关系及湘西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为考虑武装割据湘鄂西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为了确保湘鄂西割据的成功，中央在对整个湘鄂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等全面、反复研究的基础上，选定与贺龙关系密切和有轰轰烈烈大革命基础的湘西北的慈利、桑植、大庸、石门为湘鄂西暴动的首先地点。

　　192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西湖暴动计划决义案》制定的《湘鄂西暴动计划》，其中主要的大量篇幅论述了慈利、大庸、桑植因贺龙的关系作为暴动基地的可能性。

　　192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强调指出：“在湘西党的力量虽然比较薄弱，然而常、桃以上，沅、澧一带，客观的环境——统治者之复杂和内部的冲突，比较别的地方好。贺龙在那一带颇有历史关系，他还有好多的旧部可以发展关系……你们应派人去利用这些条件……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局面，并且在澧水一带要与湖北的石首、公安联合。”

　　1927年底，中央常委作出的（一）派贺龙回湖南；（二）周逸群同行；（三）成立湘西特委……等决定，正如1927年12月28日中央常委第10次会议的会议纪录所阐述的：“1、割据问题从哪里发端，人们力量常德要好一点，但何键在那里，在客观上不可能。应以桑植、大庸、石门、慈利四县为根据地。（这一带）地势是很好的。桑植虽无党，但军事上有把握。大庸，过去农民是有斗争的。慈利亦然……”

　　由上可见，贺龙与湘西北深远的历史渊源暨湘西北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基础，是中央考虑武装割据湘鄂西并把发端地点选在湘西北的主要依据之一。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经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上海的贺龙请求，中央党委决定派贺龙回湘西北并专门组织了“湘西北特委”和贺龙一道回湘西北开展武装斗争，作为武装割据湘鄂西的发端。因而，“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周逸群同志返湘工作”。

　　贺龙和湘西北特委到桑植后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仅经过10多天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就集中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武装队伍。

　　二、湘西北人民不屈不挠、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是贺龙在湘西北坚持武装斗争的支柱。

　　1928年3月，桑植起义前工农革命军成立时拥有的3000余人基本上是桑植、慈利、大庸人；1929年红四军进占慈利江垭、杉木桥时，几天便扩军500余人。湘鄂川黔根据地建立后，“省委号召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新战士”，桑植、大庸、慈利人民争先恐后报各参加红军，3个县几个月中便有700多人参加红军。正如红二军团政治部于1935年4月26日在慈利江垭作出的《七天扩大红军突击计划》中所说：“位置于慈、庸、桑边境，是湘鄂川黔苏区的东方门户，有集中的稠密的广大群众，他们革命的热情正在增长着，特别是我二军团去年在江垭胜利的行动和最近湘鄂川黔苏区的创立，更加兴奋着江垭、九溪地方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

　　在湘西北长达8年的武装斗争中，湘西北人民支前参战，为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了贡献。如1935年2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第一战——慈利棉花山战斗中，当地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抬下火线，把饭菜、茶水送到红军阵地并有30多个青年农民火线入伍；大庸县各族群众组织了100多幅担架，长途急涉，奔赴前线，把伤员抬到60里外的大庸县城后，又转到100多里远的永保县塔卧红军医院。湘鄂川黔苏区有游击大队（支队）36支，游击分队（中队）200多支，共计1万多人，其中，湘西北的大庸、慈利、桑植3个县便有游击大队（支队）10支，游击队（中队、分队）80多支。1934年冬至1935年春还先后成立了大庸县独立团、慈利县独立团、龙桑独立团。湘鄂川黔省军区下设的两个军分区中，第一军分区设在大庸县永远镇，专门管辖大庸、慈利两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一大批湘西北籍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鲜血洒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土地上，如：李云卿、贺锦斋等等。以贺龙为代表的湘西北籍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根据地的负责人，为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巩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领导创建湘鄂边根据地的湘西前委（1928年6月成立，11月改为湘鄂西前委）五名委员中贺龙、贺锦斋是桑植县人，张一鸣是慈利县人等等。

　　三、湘西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贺龙在湘西从事武装斗争提供了条件。

　　“荆江两岸是平原，水陆交通敌占先。建立苏区须择地，中央指示割双边。”这是湘鄂西革命地创始人之一贺锦斋1928年春在荆江两岸的武装斗争结束后随贺龙和湘西北特委返回湘西北后写下的《西行纪事》中的第一段，充分说明了地理条件是党中央考虑湘西北作为湘鄂西割据首要地点的基本因素，正如本文前面所述，中央常委第10次会议的会议纪录写的“（这一带）地势是很好的。”

　　湘西北地区北与鄂西接壤，西与川黔相通，是通往湘鄂川黔的重要交通要道，加之境内丛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进可以东出湘鄂中部、西入四川、南下贵州；退可以据以固守、生息发展。

　　1928年8月，红军在石门西北乡失败后，“由走马坪退到鹤、桑交界的×××等处休息”。南岔、亦溪河大捷后，红军向大庸、慈利推进，进而游击到石门、桃源一带，遇桃源、澧县、石门等地敌人联合堵击，前委遂决定停止前进，返回桑植根据地，“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来，使敌人对我们用兵莫名其妙，而我们得乘此近期加紧军政治训练”。1930年，贺龙率红二军从湘西北出发，挥师鄂西，直逼沙市、宜昌、武汉。1931年8月，敌人乘我主力不在湘鄂边根据地，大举进攻，湘鄂边特委及联县政府一直退至桑植白竹坪，形势才缓和，随即特委和联县政府组织还击，收复了部分失地。1932年第4次反“围剿”失败后，包括湘鄂边根据地在内的湘鄂西根据地所属区域均丧失，红三军被迫退至鄂北随县大洪山一带后，决定避开敌军主力重返湘鄂边，并历经两个半月，计程7000里，完成了自鄂北向湘鄂边的转移，与坚持在桑鹤边界的贺龙部汇合，随后攻开桑植县城。

　　1934年9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在给六军团《关于今后活动地区及其任务的指示》电中，指示六军团：“……以后则转移至湘西北边域……”而“红二、六军团汇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十个团的有生力量。”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陈家河大捷，就是贺龙利用了陈家河周围的有利地形。桃子溪大捷后，贺龙立即利用湘西北进可以攻的有利条件，出击鄂西，取得了忠堡、板栗园战斗的胜利，从而开创了反“围剿”的新格局。

　　四、群雄奋起的红色割据，特别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需要贺龙在湘西北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作为三大苏区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而作为湘鄂西根据地主要区域之一湘西北地区，则是支撑整个湘鄂西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支点。它不仅培养、锻炼出了湘鄂西第一支主力红军——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而且，其武装斗争直接配合了湘鄂西地区和其它苏区的红色割据。1928年7月底，“接湘西特委转来湖南省委通告，要我军东进，牵制敌军对湘东红军的进攻”，贺龙即率部出石门。1930年3月，红二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和鄂西特委的请求，东出鄂西，取得了一系列战绩，威逼武汉；7月，和红六军会师后，合编红二军团（一段时间内曾改为红三军），成为湘鄂西的主要武装部队。红二军团成立后，蒋介石不得不在纠集10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同时，调动3万兵力围攻湘鄂西根据地。1931年7月，蒋介石在向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同时，又分兵二、三十个团的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而湘西北地区的红色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红四军东下后，也长期牵制了敌人正规军3000人左右加上地主武装、民团共计近万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实施战略转移，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4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因而，中央指示：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积极行动，“以吸引更多的湘敌于湘西北方向”，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贺龙等率二、六军团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一战略意图，成功地实施了湘西攻势，并围攻常德，进而威胁到长沙，吓得何健忽令远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3个师兼程北调。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的胜利，以湘西北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新根据地的形成，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不得不从“追剿”我中央红军和进攻其它苏区的各个战线上抽40多个团的兵力分6路向湘西北压来。这说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的行动已经破坏敌人重力追击我中央红军的计划，起到了策应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川边的重大作用。

　　我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战，以湘西北为主战场，进行了慈利县棉花山战斗、大庸县后坪战斗、桑植县陈家河战斗和桃子溪战斗，由退却转入反攻，被动转为主动。1935年5月中旬，贺龙主持军委分会讨论反“围剿”的形势，认为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北以来，先后把10多万敌军吸引自己周围，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这一任务已经完成，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而，为了保存扩大自己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粉碎“围剿”，现在应主动打到外线去。根据这一方针，红二、六军团出师鄂西，取得忠堡、板栗园战斗的胜利后，又重返湘西北，击溃敌10个团，粉碎了敌人“围剿”。

　　由于“二、六军团及湘鄂边苏区位置长沙中部，接近武汉、长沙。他的存在发展，对一、四方面军配合作用与对敌威胁均颇大，故蒋以大力决心进攻”；而“因为我二、六军团击败湘、鄂军阀的进攻，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带地方性质的部队力量（所谓省军）已经不能组织大规模的‘围剿’，不得不抽出反革命主力部队（即蒋介石的中央军）作为新‘围剿’部置中的基干力量”，集结了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多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对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大举“围剿”，并于1935年10月8月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红二、六军团虽经反“围剿”斗争有了很大发展，但总兵力只有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加上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仍然不及敌军的十分之一。贺龙和湘鄂川黔省委、军委分会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眼前比红军多10多倍的敌军不断近逼，根据地日益缩小，固守已不能；到敌军包围线外去，地理条件和敌军兵部署也不利于红军主力活动，而且，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也已完成，故于1935年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决定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实行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结束了在湘西北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贺龙也结束了自1928年开始的在湘西北长达8年的武装斗争。湘西北这块土地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