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位于长江、汉水之间，南抵武陵山脉和洞庭湖泊，西至长江三峡和神农架一带，北达桐柏南麓，东迄武汉西部边缘，其间既有江河交错，一展平川，又有崇山峻岭，连绵丘陵，既可截断长江要道，又能威逼武汉长沙。它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起到牵制敌人和策应配合各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作用，为积蓄和发展中国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以批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原本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遣中央代表前往各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各项“左”倾政策。

　　一、“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

　　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了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127人，代表2.2万多名党员。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首先是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并在中央所谓反立三机会主义路线的旗帜下，统一湘鄂西党组织的认识，以便高举第三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的大旗，把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下去。其次是许多代表希望通过“四大”进行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善领导，争取根据地各项工作的胜利。与会代表之所以希望如此，主要是因为至1931年3月，夏曦由党中央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已近一年，由于坚持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各项政策，使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存在严重错误，夏曦早已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但是，在会议期间，中央来电对夏曦主持湘鄂西分局工作表示满意，并认为需要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由于夏曦得到中央的有力支持，因而大会通过了他的政治报告，并作出了错误的《政治决议案》。在决议中，夏曦指出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他宣布与他进行原则斗争的同志，一部分是“阶级敌人”、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他们“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遭受部分失败就到党内寻找失败的负责者的人，他们对领导的正确发生怀疑，是失败情绪的表现”；再一部分人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了解”的人，他们与“立三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分开。

　　大会决议接受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全部观点，并选出了以杨光华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省委员会。

　　夏曦在“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支持下，继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和手段打击了一大批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有巨大贡献、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负责干部。从1932年5月起到1934年夏，肃反先后进行了四次，清党进行了一次，最后解散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1932年春天，湘鄂西省委相继印发了《关于鄂豫皖又获一伟大胜利告工农士兵书》，提出“大家起来肃清改组派与反革命派别！”“争取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打倒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一切反革命派！”“肃清赤区内部暗藏的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组织！”等口号，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造声势。湘鄂西的四次肃反，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红三军连以上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党、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区、县、省级干部都被打成反革命而遭致迫害。

　　依据中央“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京汉铁路的形势”的决定，大会决议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会师武汉”的方针，并将之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发展方向。夏曦更强调向应城、云梦、孝感方向发展。而这一带交通发达，靠近武汉，反动统治较强，是敌人重兵聚集之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企图迅速夺取这些区域，当然是“左”倾冒险的主观主义的战略发展方针。

　　有“左”倾路线对形势的估计，有依此而制定的“左”倾主观主义战略发展方向，也就必然会产生在错误估计敌我力量前提下而制定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因此，大会决议为准备粉碎敌人“围剿”制定了一个“进攻的战略”，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总任务之下，集中力量向敌人展开“胜利的进攻”。要求红军与敌人决战，不停地作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能向敌人做坚决的进攻，反革命就必然会失败。此后，红三军就被迫不停地强攻硬打，似是主动，实为被动。这个“进攻的战略”是导致后来红军在军事上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土地问题上，决议根据“左”倾错误的土地政策，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提出“经济上消灭富农，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口号，并歧视打击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在根据地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一违背民主革命基本任务的路线不仅打击了富农，也打击和伤害了中农、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甚至造成了赤区群众与白区群众严重的对立，迫使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向敌人，使自己遭到孤立、脱离群众。这同样是导致革命根据地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肯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使坚决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夏曦全面取得了湘鄂西党政军的大权。而夏曦又制定了一系列“左”的决议案和战略方针，这就完全巩固了“左”倾冒险主义对湘鄂西党组织的统治。1932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在军事问题、作战方针及对红三军的要求等方面，进一步作出了“左”的指示，指责红三军进行灵活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旧”、“保守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而要红军实行“进攻路线”。

　　二、军事冒险主义的实施

　　1932年6月，蒋介石组成“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调集50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和各主力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6月底，敌左路军10万余人开始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进攻、经济封锁、构筑碉堡、纠集地主武装、推行保甲长制、“十家联保”、“连坐法”等措施。

　　敌人主力首先进攻根据地襄北襄南地区。红三军迎战近一个月，至1932年7月底，红三军主力撤出襄北、转往襄南，而敌军也随后侵入襄南地区，同时开始大举进攻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地区。8月中旬，敌全面进攻开始，而夏曦却令红三军七、八两师强攻敌人有坚固工事据守的沙市、荆州。红三军展开了强攻，终未克敌，不得不撤退。此时，敌人大军压境，威胁到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及政府机关、后方医院、工厂的安全。红三军领导提出集中主力转往外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建议，择敌弱点歼敌一部，就可能迫使进攻根据地之敌后撤，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夏曦不同意这一正确的建议，他认为应防守与牵制兼顾，遂断然决定将红三军分兵两路，以七师及警卫团、地方武装归他指挥，固守苏区；另一路以八、九两个师共五个团兵力，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离开洪湖，先打川军，后往襄北。在当时强敌压境的情形下，硬将红三军主力分开，两个拳头打人，势必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

　　1932年8月底，敌军进犯洪湖，七师及警卫团在夏曦指挥下奉命固守新沟嘴、柳关、杨林寺等中心区狭小地带，在强敌围攻下，仅8月31日一天的单纯防御作战，七师就损失了一个多团，师政委、三个团长、一个团政委英勇牺牲。此后，夏曦仍不顾伤亡，分兵把口，节节阻击。至9月初，洪湖中心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由于夏曦根本没有预想撤退，因而根据地后方党政机关、医院、工厂也未作撤退和转移的准备。敌人侵入后，根据地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到惨重损失。这时，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只剩下四五十里的狭小地带，守卫的红军兵力也只剩下损失很大的七师和部分地方武装。夏曦在惨败之后惊慌失措，作出了如下决定：令红三军返洪湖或在襄北牵制敌人；于最短期间发动游击战争；亲率七师突围，留监利、沔阳独立团及各游击队和省委机关在洪湖坚持斗争。不难看出夏曦这个决定的矛盾和混乱。命令红三军或返洪湖，或留襄北，而自己却又率七师突围；游击武装已大部集中在这块狭窄地带，又怎能在最短期发动游击战争？因此，这个决定自然是无法执行的。夏曦将这个决定报告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的复电。复电指出：“敌以重兵围紧湘鄂西苏区，红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少的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上次将红三军分为两部行动是不利的。尤其在目前国内战争条件下，红军与敌人作不能消灭他们的几天持久战，更不利。现在中心区只有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师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泛发展游击运动战，困扰敌人，而不应照中央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中央军委这个指示，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夏曦并未执行这个指示。至11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全部丧失，红三军转移至陕南竹林关时，夏曦才将中央军委这个电报精神告诉贺龙和关向应。

　　1932年9月初，夏曦率七师等地方部队由新沟嘴地区出发，经柳关、涟刀河向江陵砂岗地区仓促转移。沿途数次遭敌侧击，部队又遭受不小的损失，电台丢失，从此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到达江陵砂岗地区后，夏曦指示七师向北突围，到襄北、大洪山地区寻找三军军部并与八、九师会合，他希望七师向北突围后能调动敌人尾追七师，以减轻敌人对沙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使各地退下来的独立团、游击队继续在此坚持斗争。但夏曦预期目的并未达到，七师的行动只调动了少数敌人。此时在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王炳南独立团因根据地丧失，远征来到江陵砂岗地区，同夏曦会合。夏曦决定成立新独立师，以王炳南独立团为第一团，沔阳独立团及部分游击队组成第二团，王炳南任师长，卢冬生任政治委员。独立师由沙岗出发，向北突围，渡过襄河，进入大洪山，与红三军会合。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内其余零星武装也纷纷寻路突围，较大一股武装监利、沔阳、江陵地方武装共700余人编为独立营，由省主席崔琪率领转往华容东山。另一股武装200人左右，由杨光华率领退到江陵附近坚持斗争。至此，经过5年艰苦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被敌侵占。“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地区执行的结果是使红三军遭到严重损失，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

　　三、湘鄂西苏区丢失的原因分析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红三军遭受严重损失，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湘鄂西党组织全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与富农作坚决斗争的土地政策，这不仅打击了富农，也严重伤害了中农利益，把大量农村的可团结力量推向敌人营垒，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和根据地的不稳固。同时，否定了行之有效的累进税和团结中小商人的政策，实行没收中小资本家的政策，这就严重破坏了根据地的经济，使根据地以外的商人望而却步，导致交通便利的根据地买不到药品、盐、糖等生活必需品。敌人千方百计实行经济封锁而根本封锁不住的经济，却被“左”的政策封锁住了。在组织上，否定了过去创建革命根据地时任用和选拔干部于艰苦斗争之中，大胆使用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样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排斥大量知识分子出身的有丰富实践斗争经验的干部；否定了民主和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宗派主义家长制，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党政机关的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大多数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在军事上，湘鄂西党组织否定了多年实践和流血牺牲得来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以及其他宝贵的军事经验，实行无休止的进攻、再进攻、猛烈进攻，强行命令红军进行不顾客观条件的攻坚战、阵地战、阻击战，分兵把守，死守根据地，“寸土必争”。

　　二是敌人以强大兵力进行“围剿”。敌人此次进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所用兵力不少于10万人，而我军及地方武装的总兵力不过3万余人，力量对比悬殊。并且敌人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而不是长驱直入，这给我军歼灭敌人造成很大的困难。

　　三是从1932年5月反“围剿”斗争处于最残酷的战斗时期开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万涛、周小康、孙德清、柳克明、段玉林、罗汉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先后遇害。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大部分受到牵连，一部分被错杀。由于在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战争经验的干部，红三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在肃反中，夏曦在没有经过中央分局讨论的情况下，利用职权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决定，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人，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

　　从1927年末湘鄂西地区开始武装斗争之后，经过许多同志流血牺牲，发展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通过五年艰辛努力，建成了以洪湖为中心，包括湘鄂边、兴归巴、襄枣宜、房县等地区在内的革命根据地，并组织红三军和众多的地方武装，营造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局面。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全面贯彻，导致湘鄂西全部革命根据地丧失，红三军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