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有了商品生产，就必然会产生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它本是千千万万种商品中的一种，后来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被游离出来成为专用作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即货币。
货币当它加入到商品流通行列时，就具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两重属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货币价值的这两种属性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成为货币价值中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在社会发展的一些特殊阶段，由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货币价值的取向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倾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权的货币发行就如一面历史的镜子，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一个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一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周逸群、段德昌、贺龙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的组织，带领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位于长江、汉水之间，南抵武陵山脉和洞庭湖泊，西至长江三峡和神农架一带，北达桐柏南麓，东迄武汉西部边缘，其间既有江河交错，一展平川，又有崇山峻岭，连绵丘陵，既可截断长江要道，亦能威逼武汉长沙。它与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赣苏区互为犄角，起了牵制敌人和策应配合各苏区革命斗争的作用，为积蓄和发展中国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大的敌人占据了城市和交通要道，根据地不仅处在经济落后的山区和湖区，而且四面受敌。敌人对根据地除了不断进行军事“围剿”外，还采取经济封锁和掠夺的手段，企图使本来贫困的根据地商业萧条、金融紊乱，从而达到摧毁根据地的目的。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和适应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需要，必须逐步建立和发展苏区的金融事业。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根据地建立后，在苏区各县成立苏维埃银行，发行货币，禁止或限制敌币流通，以自己的货币兑换群众手中所持有的敌方货币。并将这些敌方货币投向敌占区，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以有效的手段，抵制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和掠夺。同时，苏维埃银行通过存款、放款、汇兑、投资等项工作，既促进了根据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又保护了群众利益，保证革命战争供给和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所以根据地政府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建立银行，发行货币，这是土地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湘鄂西苏区发行的货币，是我国货币史上的瑰宝，它同历代货币相比较表现出十分鲜明的革命属性。
二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虽在水路交通较发达的洪湖地区，但根据地广大的范围还是在湘鄂两省交界的山区，这里有崇山峻岭，交通闭塞，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受到封建反动势力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甘心任凭宰割的命运，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1928年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在湘鄂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湘鄂西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同时向当地人民群众进行反共产党、反革命的政治宣传，企图模糊人民的视线，还由于共产党于1921年才成立，虽说红四军经过两次反“围剿”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扩大了湘鄂西苏区范围，但从其力量的强弱，武器装备，影响广度来看，都还比较薄弱，因此，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占据的广阔地区，人们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了解可以说是很肤浅的。根据这一现状，党中央在“六大”上作出决议案：“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发展工农群众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聚力量”。根据党的“六大”要求，中共湖南省委也作了《湘西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党在湘西应首先争取群众，准备发动暴动；……在已有组织的基础上，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完成党中央“六大”所提出的任务，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利用货币这一特殊的商品，特别是货币流通这一特殊的功能，将其作为政治宣传的载体，通俗有效的媒介，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政策、红军的斗争目标印在货币上面，直接告诉所有持有根据地货币的群众，这比用标语、集会的形式宣传土地革命理论还要广泛、深入、迅速。因此，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
湘鄂西根据地建立以前，边境地区的金融状况是一片混乱。当时，这个地区工业衰败，商业萧条，都与金融状况的混乱有关。“国民党军阀要敛钱打仗，于是滥发公债和不兑现的纸票。论公债有所谓建设公债、裁兵公债、善后公债、编遣公债、裁厘公债等等；论纸票则除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中央纸币”以外，广东、武汉以及“其他各省政府所发行的纸票、金库券”等等更是“不知其数”。正是由于这种“不兑现的公债、纸票的强迫使用”，“以致影响市场零落，百业凋敝”。湘鄂西根据地建立以后，要在苏区进行必要而可能的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开展与繁荣商业和对外贸易，必须逐步建立和发展苏区的金融事业。党和苏维埃政府深深懂得这项事业的重要，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苏区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工作的开展。
苏区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国营的国家银行；二是集体的信用合作社。湘鄂西省农民银行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从省到县，各级国家银行的成立，适应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鄂西农民银行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门前贴出一幅对联：“农民银行成立，目前经济集中，借的借，还的还；哪怕敌人封锁，依然张灯结彩祝新年。”这幅对联，虽不工整，但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苏区金融干部群众的喜悦心情。
苏区各级银行建立以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它们并不那么“正规”，资金也不见得雄厚，但是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里活动，别具一格，麻雀虽小而肝胆俱全，力量虽小而担当大任。
湘鄂西苏区设有造币厂和印钞厂，负铸造银洋、铜元和印制纸币、证券之责。这些票币均由国家银行发行。各级政府和银行专门为发行苏区票币而发布过一些宣言、通告和决议，强调指出：“目前敌人进攻赤色区域，除在军事上严重施行屠杀焚烧的残酷行为外，更用经济封锁政策来封锁我们。他们的企图是要造成赤区的经济枯竭现象，使赤区内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上感觉困难，不能满足物资的需要。因此，我们就要号召群众一致拥护苏维埃银行的票币。”银行“发行票币”，目的就是要“流通金融，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各县银行建立初期，一般都发行了自己的票币。
三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从其质地来分，有纸币、铜币、银币，从其类形来分，有信用券、借券、信用条、钞票。无论这些货币是什么质地、什么类形，在货币的上面都印有政治性很强的图案和文字，如1930年5月，监利和沔阳两县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信用券都在券面印着县苏维埃银行信用券字样，向老百姓表明此券是新生的苏区政府发行的，通过货币流通的特殊手段，向广大人民群众宣告红色政权的诞生。信用券中间的图案是一个五星，星中有斧头镰刀，这是用形象的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红色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而不是封建统治的旧政权。
1931年9月发行的石首农民银行信用券，把当时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口号“扩大赤色区域，实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武装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十大要求”（1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实民族自决权；4.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5.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失业救济社会保险；7.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贫民耕种；8.改良士兵生活；9.取消国民党一切徭税，实行统一累进税；10.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全部印在券面上。人民在使用苏区货币的同时，也就明白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斗争任务，知道了土地革命的“十大要求”。
湘鄂西联县政府根据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政策决议案的规定，为统一苏区币制，收回各县已发行的纸币。1930年10月成立鄂西农民银行，发行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和信用条，流通于湘鄂西根据地各县及周边地区，这种信用券将当时的斗争任务“武装保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军阀混战”和“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条例”印在券面上，还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印在壹圆券的正背面。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军力量的发展，湘鄂西中央分局为了统一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将鄂西农民银行更名为湘鄂西省农民银行。1931年11月湘鄂西省农民银行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银币，流通于湘鄂西根据地。此币正面印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的字样，向湘鄂西的人民宣告在神州大地，一个新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共和国的成立，说明了湘鄂西特区的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她是这个新生的红色共和国的一个特区，一个组成部分。银币还把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任务“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实行苏维埃的政纲”印在背面，使苏区人民了解红色政权的斗争目的。
上述钱币中的革命口号，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合当时斗争的形势，提出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内容的十大纲领性的战斗口号。党的“六大”决议为全国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湘鄂西苏区在传达贯彻“六大”决议的同时，利用货币发行，紧密配合全国的革命形势，将“打倒帝同主义”、“消灭军阀混战”、“实现苏维埃的政纲”、“为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等革命口号，印制在苏区发行的各式货币上，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当时国际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了解当时发行货币的意义和目的，明白只有走土地革命之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才能彻底改变自身的命运。
1931年6月，红三军解放房县，开辟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成立房县苏维埃政府，并于同年7月，在房县开设鄂北农民银行。该行发行的信用券上，除了印有当时的革命斗争口号和“鄂北农民银行信用券条例”外，还在信用券的正面中央端正地印上列宁的半身头像。鄂北农民银行同期还制造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这种银元的正面图案分别为马克思头像和列宁头像，银元背面是五星和斧头镰刀图案，明确地向苏区人民宣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国家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用马克思、列宁头像装饰货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远的政治内涵。从政治意义上讲，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政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革命导师的敬仰和对共产主义的坚信，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并通过银币头像，把马列主义灌输到人民群众中，从而达到号召人民为保卫苏维埃，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而战斗的目的。鄂北农民银行铸造和发行马克思、列宁头像银元，在中国革命货币史上实为独树一帜。将列宁头像作为银币装饰图案，虽说其他苏区货币不乏其例，但发行年月均在其后；而将马克思头像作为银币装饰图案，迄今为止仅见此一例，开创了利用货币宣传马列主义的先河。
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为兴修水利，领导苏区人民进行抗洪救灾，鄂西农民银行发行了“水利借券”，在正面底部左右两排印有“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只有苏维埃的胜利才能彻底整顿水利”。这些向群众筹钱的借券，很明确地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反动统治是人民一切灾难的根源，只有起来推翻这种封建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人民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四
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不仅是代表金额数字的钞票，也是共产党和红军的象征。敌人害怕群众手中保存这些类似革命传单的根据地货币，所以当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撒离湘鄂西根据地后，敌人便强行收缴苏区群众手中的根据地货币，企图把根据地货币全部销毁，而人民则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保护这些货币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石首县苏区群众自觉收藏苏区货币，解放后，将收藏的货币全部交给县博物馆。桑植县官地坪乡一位姓吴的农民将六张鄂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用油纸包好收藏在屋檐下，被敌人搜查发现，为保护货币，被敌人开枪打死。
革命根据地的货币价值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促进根据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保证革命战争供给和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建设；另一方面是利用货币与苏区人民的密切关系，充分利用它的流通职能，使其成为向群众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土地革命的一种迅速广泛的特殊手段，通过货币作为媒体使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认真总结湘鄂西苏区发行货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研究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土地革命战争特定的环境下，发行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是从当时根据地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当时政府的方针政策，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发行的。这些根据地货币的价值，除具有一般货币的经济属性外，它还具有鲜明的革命属性。它既是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的历史见证，也是根据地人民掌握货币制造、发行的伟大实践，写下了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金融事业的光辉篇章。对于苏区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它在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由于湘鄂西根据地处于山区和湖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更由于敌人的封锁破坏，制币的材料、设备来源都极为困难，大多是采用因陋就简的办法制造出来的，这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和人民艰苦奋斗精神在金融工作中的真实反映，它是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特点。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指出，历代封建王朝，为其统治的需要发行的货币，从秦始皇开始发行的圆形方孔钱，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象征皇权，秦朝统治者把天命皇权巧妙地融为一体，投影到秦币的形制上。这种代表封建皇权思想的方孔圆钱，延续了二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胜利，才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货币虽然对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统治者所发行的货币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封建统治者和他们所发行的货币，一定会被社会所抛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服务的，所以，它带有强烈的革命属性，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