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5日，我们在《广西党史研究通讯》第六期发表了题为《红军长征在通道尚未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对红军长征在通道是否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向贵州前进是否“改向”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拟对“通道转兵”这一提法，进一步谈谈我们的看法。
在长征途中，1934年12月18日，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和一系列工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还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亦即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因此，黎平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我军战略转变的开始。彻底弄清这一段史实，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一些党史和现代史著作中，把这一战略转变误认为是在通道开始的。认定红军长征到达通道时，就放弃了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有一些著作就把这一情况称为“通道转兵”。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特别是“通道转兵”的提法，更值得商榷。
（一）
历史事实说明，红军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中央红军自1934年11月30日渡过湘江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就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一直到黎平。但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以前，这些重大问题的争论，没有能够作出结论。李德等人仍然坚持要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红军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为论证这一点，我们在《红军长征在通道实现了战略进军方向的改变吗？》一文中，曾列举了四点根据，现摘录如下：
1、入黔之初，12月12日，即我军占领黎平的头一天，军委要求全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求转入北上的目的。12月14日，我军占领黎平。当天，军委还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由此可见，我军入黔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经由贵州北上去和二、六军团会合。
2、12月18日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说：“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这说明了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以前，执行的仍然是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只是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上才改变了这个战略方针。
3、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道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所批评的，正是黎平政治局会议前机械执行原定战略进军方向的情况。这再次证明，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以前，我军仍然是要去和二、六军团会合的。
4、从整个长征过程看，我军几次战略进军方向的改变，都是由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除这次黎平政治局会议外，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当战略进军方向的改变一经决定，军委就立即作出反应，具体贯彻执行。以黎平政治局会议为例，在会议前一天，军委即电令各军团，各师明日前进里程，一般的不要超过五十里，具体位置由军团首长依实际地形自定。黎平政治局会议当天，军委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见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另电通知，望令电台注意接收。黎平政治局会议第二天，军委就作出了关于贯彻政治局决议的决议，并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于二十日晚将自己的意见及是否同意，电告军委。如果在通道就放弃了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会有会议的正式决定，而且会在军委的指挥上反映出来。然而，目前恰恰没有见到任何这方面的材料。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红军长征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黎平政治局会议才是我军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开始。
（二）
既然红军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那么，从通道西进贵州，是否改变了原来的行军路线呢？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根据历史事实，作出明确的回答。
过去，在一些党史和现代史著作中，说红军在通道“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改向”这个提法，是和红军在通道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改向”是战略进军方向的改变。现在，历史事实说明，红军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但红军确由通道西进贵州。那么，这是不是行军路线的改变呢？我们认为，如果有事实证明，红军在未到达通道之前，军委已确定经由通道北上去和二、六军团会合，那末，现在改由通道西进贵州，然后北上去和二、六军团会合，这样，就可以说是在通道改变了行军路线。但是，根据现有资料，还没有发现红军有由通道北上去和敌人硬拼的既定意图，红军避实就虚，西入贵州的行军路线是在进入通道之前早就确定了的。其所以如此，我们认为既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工作的结果，也是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指挥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红军过湘江后，毛泽东等同志即批评军事路线，虽未能说服李德等错误路线领导人，但对军委的领导人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它表现在军委的指挥上，较前机动灵活，避实击虚，不和敌人硬打硬拼。我军渡过湘江后，原准备在西延地域休整一、两天，然后向城步前进。此时，敌人也在调整部署，进行紧急调动。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指挥其所属湘军和中央军计十四个师又一个支队，向新宁、城步、武冈一线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于湘、桂边境给我军以歼灭性的打击。12月8日，我军在西延地域获悉了敌情的新变化，军委即果断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这是我军在湘江战役后，在行军路线上的一次改变。它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的我军，避免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敌人硬拼，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这次行军路线的改变，标志着湘江战役后军委在战术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此后，我军在越城岭山区西进中，一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打硬拼。对于追击的桂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除必安的黄隘和龙塘江、资源的灰山、龙胜的马堤河口和石村河口等小战斗外，一直没有和敌人打过硬仗。桂军军长夏威说我避实就虚。何键甚至说我“窜匿兴安、龙胜以北山地，昼伏夜动，闻枪即逃。”敌人这些带有污蔑、攻击的语言，从反面印证了我军战术思想的改变。
我军在12月3日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从西延地域出城步的打算后，第二天，即12月4日，军委决定，我军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显然，通道以南不是我军的战略目标，而进军目的是待机。当时，军委对敌人下一步动向的估计是：湘敌主力将出城步、绥宁、通道向我截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将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因此，我军在向通道以南进军的过程中，随时都在了解敌人的动向，以便作出进一步的部署，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一段的情况，却没有引起史学界一些同志的注意。在有些同志看来，似乎红军在进到通道以南地域之前，仅仅是在埋头走路、艰苦行军，对敌情没有任何估计，没有随时作进一步的了解，也没有作任何研究，这当然足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事实上，敌情果然不出军委所料。在我军向越城岭山区西进以后，敌人也作出了新的部署。以刘建绪部七个师置一部于城步，主力集结于绥宁，另以一部尾追；薛岳部七个师又一个支队由武冈经洪江出会同、靖县，妄图配合黔军、桂军，围歼我军于湘、桂、黔边区。桂军则以夏威第一追击队之两个师在我军右后侧尾追，又以廖磊第二追击队之第十九师先我进驻龙胜，第二十四师进驻义宁。十二月八日，军委到达龙胜县属之东寨、拗头地域时，我军就准确的了解到：“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冈、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判断敌将“迫我入黔”，决定我军九日“继续西进”。这是我军有入黔意图的第一个反应。至十二月十日，我军委一纵队西进至龙胜县属之龙坪，二纵队西进至龙胜县属之广南城。这时，军委已具体得知湘敌六十三师已到绥宁，六十二师亦将续到，判断敌有由绥宁以南及向通道截击我军可能。对十一日继续西进至湘西南和准备入黔作了周密部署：命令右翼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和以南地域，先头侦察部队应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的道路。如通道已有湘敌到达，并有强固工事，则一、九军团应进至通道以南及东南，并控制瓜坪以北及地阳坪的西进道路，以掩护野战军通过。命令左翼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长安堡、陇城地域，其先遣部队应前出至团头所、头所地域，侦察通播阳所及黎平的道路。由此可见，我军自十二月四日决定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待机之后，至十二月十日进军湘西南之前，并没有由通道北上的既定打算，而是根据敌情变化，作出了继续西进入黔的具体部署。
还要指出，在此之前两个月，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的红六军团，也是从通道经由贵州去和二军团会合的。我军进入湘西南之前，就已了解到黔东南敌人力量十分空虚。红军沿六军团的路线，从通道入黔，再去和二、六军团会合，完全符合避实击虚、不与敌人硬拼的指导思想，也体现了原定的战略意图。
此外，我们还可参考桂军的情报。我军在越城岭西进时将向何方，这是桂系所特别关注的。十二月九日，桂军师长周祖晃“佳戌电”报告：“据俘匪供，……匪军西窜之目的地，系贵州等语。”12月12日，桂军军长夏威“文电”报告：“据拉去逃回之土人称：匪确〈有〉由通道入黔之企图。”这些材料，从反面印证我军早有入黔的打算。
综上所述，我军并没有由通道北上的既定打算。在越城岭山区西进过程中，才根据敌情变化决定西入贵州，再行北上，并在12月10日，即进入湘西南之前，对准备入黔作出了具体部署。12月12日晨6时，就电令一、三军团分两路入黔。因此，那种认为在通道改变了行军路线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既然红军长征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西入贵州，也不是行军路线的改变，黎平政治局会议才是我军战略转变的开始，那么，使用“通道转兵”这个提法来表达和概括这一战略转变，是不恰当的。
人所共知，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目标定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极端重要的问题。由于敌情的不断变化，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党和红军不得不多次改变战略进军方向，作出新的抉择。每次战略方针的改变，都使我们的主观意图更符合客观实际，更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使用“转兵”这个提法来概括这种战略转变，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转兵”作为一个概念，可以使人理解为战略进军方向的改变，也可以使人理解为行军路线的改变。甚至它是一个单独概念还是一个普遍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就我们过去所见到使用“转兵”这一概念的文章来看，都是和通道连在一起使用的，说的是红军在通道放弃了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贵州前进。姑不论其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仅就“通道转兵”这一提法而论，既然在通道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贵州前进，叫做“通道转兵”，那么，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同样是在到达原定目标之前，就改变了战略进军方向，是否也叫做“毛儿盖转兵”呢？我们没有见到使用“通道转兵”的作者再使用“毛儿盖转兵”这个提法。这就使人感到，“转兵”，就等于“通道转兵”，“转兵”似乎不是普遍概念，而是一个单独概念，这就明显地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上，盖波同志给“转兵”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所谓‘转兵’，是指放弃原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方向进军。”就干脆把“转兵”当作一个单独概念了。总之，我们认为：“转兵”不是一个明确的科学的概念，不宜使用。我们在前两节中，论证了红军在通道并未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西入贵州也不是行军路线的改变，黎平政治局会议才是我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也不主张使用“黎平转兵”这一提法，因为它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我军战略进军方向的改变。还应指出：黎平政治局会议作出的战略转变，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从老山界开始的沿途争论，就是这一酝酿的过程。但酝酿过程不能作为实现战略转变的标志。应该充分肯定黎平政治局会议的重大意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后，我们主张不宜使用“转兵”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不明确的。我们否定“通道转兵”，是因为它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并不否定通道所发生的各种争论。其中特别是战略进军方向和反对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等重大问题的争论。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三年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开会争论，其中就有通道的争论。陈云同志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向军委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手稿中，特别提到在通道发生的各种争论。他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通道的争论虽然没有作出结论，但它和从老山界开始沿途开会的争论一样，为黎平政治局会议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起了酝酿的作用，因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