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到达湘黔边境时，进军战略方向有一个重要转变，即放弃原先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改向贵州内地前进，确定将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川黔边地区。这个决策最终是在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但在通道举行的中央会议上就已开始酝酿。由于通道会议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目前对这一会议的论证很不充分。而对以往藉以论证通道会议的李德有关“飞行会议”的记述，前些年有论文提出：“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飞行会议”是1934年12月8日至10日在广西龙胜县北部地区举行的。假如真是这样，在龙胜县北部举行的这个“飞行会议”已经“通过了毛泽东经由贵州北上去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一向被认为确定西进入黔的通道会议，其情况又该如何呢？198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曾记载，中央领导人在通道举行过紧急会议，但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后来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均不提通道会议。对通道会议究应怎样认识，似仍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就有关通道会议的一些问题作些考察分析，与中共党史界学者共同探讨。

　　一、究竟有未举行过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究竟有未举行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研究通道会议的前提。通道会议本身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能否因此而否定曾经举行过通道会议呢？我认为不能。现有不少间接的和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

　　当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进抵湘西南通道地区时，中央内部对要不要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曾经展开过讨论。许多回忆材料都谈到这一情况。如刘伯承回忆：由于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故而红军占领通道后，立即改向贵州前进”。聂荣臻回忆：红军进入通道时，毛泽东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除刘、聂外，一些并非通道会议的参加者也都明确回忆举行过通道会议，决定向贵州进军。如成仿吾说：进入通道时，举行过“军委扩大会议”，“研究行动方针”。李维汉回忆：在通道，“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陈云回忆：“中央召开通道黎平会议，决定红军改向贵州进军”，这是他在湘黔边境途中听说的。当时成仿吾在中央纵队，李维汉是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他们对中央的情况当有所了解。陈云本人是政治局委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他是可以参加的。只因其时他在负责担任后卫的第五军团当中央代表，与中央纵队不在一起，故而未曾与会。但后来在贵州省洪州司，博古向他和刘伯承介绍了向贵州进军的决策问题。伍修权回忆，他虽没有参加过通道会议，但肯定在通道是开了会的，与会者同意毛泽东“改变方向向贵州前进”的主张。上述诸人的回忆，是通道会议确实举行过的重要佐证。

　　周恩来是通道会议的参加者，他的回忆自然是举行过这次会议的直接的可靠证据。邓颖超传达周恩来回忆举行过通道会议，是1971年7月7日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时谈到的。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周恩来的这个回忆，与他1943年的回顾是吻合的。他1972年6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进入贵州前即是通道，进入贵州后则为黎平，周恩来的回忆是举行过通道会议的权威证据。

　　通道会议的另一名参加者李德，在回忆中谈到中央红军入黔前（“在到达黎平之前”）举行过一次“飞行会议”。大多数研究者毫不怀疑，“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述及。李德的回忆对证明举行过通道会议也是具有权威性的。

　　正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些事件没有文字资料保存下来，“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除了大量的回忆录可以间接或直接地证明举行过通道会议外，红军长征期间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也足资证明，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一开头就这样写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的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是代表党中央向党内军内干部解释遵义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文件资料，就在这份资料中专门提到了中央在通道发生过争论。这一争论与黎平会议对遵义会议有着重要关系。这里所说的通道争论，显然就是通道会议上发生的争论。因此，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形成于通道会议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应该说是通道会议的确曾举行过的有力文字资料。

　　除了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外，现存当年中央纵队一些人的日记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也是佐证举行过通道会议的文献资料。如首次发布入黔命令的是12月12日晨由朱德签发的红军总部给一、三军团的电令。而红军总部的电令和中央纵队同志的日记记载，12月11日中央纵队已进入通道县境（这些文件资料本文第三部分论述通道会议的日期、地点时将引证并作分析）。这些都是体现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进军路线，最后决定进军贵州，占领黎平的文字资料佐证。

　　以上所述，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红军总部在占领通道后的电令及一些日记记载，均为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的珍贵史料及辅助资料。可见，作为通道会议举行过的证据，不仅有间接的（未参加通道会议者）和直接的（参加过通道会议者）回忆资料，而且还有当年留下来可资佐证的文字资料。因此，通道会议确曾举行过，应该说是确实无疑的。

　　二、“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难以成立

　　中共党史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不怀疑李德关于“飞行会议”的记述，就是通道会议的情况。但有的论文认为，“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飞行会议”是在广西龙胜县境内的东寨、坳头至龙坪的地域举行的。在研究通道会议时，有必要弄清“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能否成立。

　　我们先可暂且不论“飞行会议”于龙胜举行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就从这个观点的提法本身也可看出疏漏。试问：假如“飞行会议”真的是在龙胜举行的，而会议又讨论争论过红军的进军路线并决定入黔这样重大的问题，那为什么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讲话、回忆，或是有关的文献资料，没有一篇（哪怕是一篇呢）提到举行过“龙胜会议”？而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并有文献资料作证）肯定举行过通道会议，发生过通道争论呢？再则，“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者也是肯定确实举行过通道会议的。他们说：“可以肯定，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把飞行会议当作通道会议，是与历史的实际情况不符的。”他们还在文章中引证了伍修权关于他未参加通道会议的回忆，并从而“说明李德也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可见，此说是肯定通道会议确实是举行过的。而通道会议讨论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讨论红军进军路线要否入黔的问题，会议结果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西入贵州。既然如此，就出现矛盾了：如果“飞行会议”是在龙胜境内举行的，那就是说，在龙胜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西进贵州的主张，何需到了通道又举行会议讨论要不要进军贵州的问题呢？

　　“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的主要依据，是对“飞行会议”举行的时间上限和下限的分析。其理由是：12月8日军委电令中分析敌情时说到，“敌追我入黔”，故认为“只有从这时开始我中央领导人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下一步方案”，所以，12月8日为“飞行会议”举行时间的上限；12月10日军委电令中“对入黔的准备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令一、九军团和三军团侦察入黔的道路，因此，12月10日为举行“飞行会议”时间的下限。而12月8日至10日，中央纵队在龙胜县东寨、坳头至龙坪地域，故而“飞行会议”即在这一地域举行。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中央红军西进入黔的部署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明确作出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持“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观点者看法不同。我们知道，红军总部原先有从西延出城步的打算，后因敌情变化这一打算被取消了。12月3日红军总部即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2月4日电令中则提出：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为目的。此后一星期内，红军的进军方向和路线均基于这一部署。在这一期间红军总部所发电令中对各军团每天的行军路线、到达地点、和侦察警戒方向都逐一作了具体规定，并非如“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者所认为的那样，到12月10日的电令才作“周密的部署”。虽然12月8日电令中分析到敌“追我入黔”的企图，然而到达通道的行动目标未见有什么变动。12月10日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这之后各军团陆续进入通道。到了通道后，12月4日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一步行军作战计划究竟如何安排，这时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

　　当然，不排除在到达通道前已讨论过部队入黔的问题，但仅从12月10日电令一、九军团和三军团先头部队侦察通往黎平的道路这一点看，很难说这时即已作出了入黔的决定。须知，侦察敌情是下定作战决心作出军事部署的必要前提。怎么能以侦察敌情的命令作为已经作出新的军事部署的决定的证明呢？不可解释的是，按照“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者的说法，“飞行会议”举行时间的下限（作出入黔决定）是12月10日，可是，如果12月10日已经作出入黔决定，那为什么12月10日只部署侦察入黔道路，而迟至两天之后，即12月12日才发出入黔的命令（这一电令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引证）呢？当时要摆脱敌之围堵追击，军情急迫，作出入黔决定后，必然会很快作出部署，下达行军作战命令，绝不会拖延两天的时间。况且，实际上也不是12月10日才有侦察入黔道路的命令，12月9日电令中即已有令三军团先头师或团进至陇城，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通黎平道路作侦察警戒的部署。显然，酝酿西进入黔的过程中部署侦察入黔道路，与正式作出入黔决定不是一回事。总之，以12月10日只是部署侦察入黔道路来推断那时已作出入黔决定（实际上12月9日已开始部署），是不符合实际的。12月12日晨6时总部电报（致一、三军团）下达的入黔命令才表明作出了入黔的决定。

　　综上所述，以12月8日、10日为会议的上、下限，来论证“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缺乏充分的根据和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的另一依据是，伍修权回忆他未参加通道会议，于是由此推断，“李德也没有参加”通道会议，从而论证“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这种论证也是无力的，因为根据一人回忆来推断导引的论证方法未必有说服力。不错，伍修权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但是能否推论，凡伍修权未参加的会议，李德就必定没有出席呢？当然，一般地说，李德出席会议，伍修权必然会随着参加，但有没有个别例外的情形呢？须知，当时李德的翻译并不止伍修权一人。况且，如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即使翻译不在，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熟悉俄语的人与会，李德出席会议，也不会发生语言障碍。李德回忆，他在“飞行会议”上听毛泽东的谈话“很费劲”。这与伍修权未参加通道会议的回忆正好相合。这恰恰证明“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此外，伍修权谈通道会议的内容，也与李德所述“飞行会议”的内容相同。“飞行会议”当为通道会议无疑。故而，以伍修权未出席通道会议，推断出李德未出席通道会议，再进而论证“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而是在龙胜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样的论证方法亦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李德关于“飞行会议”的记述，再参考其他文电资料，就不难弄清，“飞行会议”不是举行于龙胜，而是举行于通道。李德明确写着：“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把“到达黎平之前”理解为通道，不是比理解为龙胜更加自然贴切，更加符合实际吗？周恩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他说：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在进入贵州前，就是通道，进入贵州后就是黎平，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周恩来回忆开会争论，其结果，与李德记载毛泽东的建议“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也正好吻合。这个地点不正好就是通道吗？“飞行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入黔。这次“飞行会议”，李德中途退场，会后博古和周恩来把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命令交给李德看。李德写道：“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内容。”体现“最后决定的内容”的命令即入黔命令，正好是12月12日晨6时的电令。就在12月12日前一天（11日）的夜里，举行了通道会议，作出了这一决定。从中央纵队进止日程看，12月11日，已到达通道县境（本文第三部分将对此作专门论证）。总之，从“飞行会议”的日期、地点、讨论争论的问题和作出的决定几方面看，“飞行会议”无一不与通道会议相合。“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不能成立，“飞行会议”当为通道会议无疑。

　　三、通道会议的日期、地点

　　关于举行通道会议的具体日期，中共党史著述中有1934年12月10日、11日、12日几种说法。举行于12月10日、11日的两种说法，未见有作认真论证的，有所论证的是举行于12月12日这一看法。《红军长征在怀化》一书中所收李伯雍、田自保《关于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即对此作了考析。该文认为，通道会议是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芙蓉举行。其主要根据是：（1）因为通道会议参加者分别随中央第一、第二纵队行进（博古、周恩来、朱德、李德在第一纵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第二纵队），在进入通道前，这两个纵队未在一起宿营，只有到12月12日两个纵队都在芙蓉宿营，这些负责人都到了一起，才可能开会；（2）12月12日19时半，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西进贵州的“万万火急”电报，与在这前后各电均以朱德或朱周联署不同，此电署军委，说明此电是由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即是由通道会议决定的。这也说明通道会议于12月12日举行。

　　这一论证看似有理，但仔细查对资料，研究分析，却不见得妥当。第一，通道会议参加者确分别随中央一、二纵队行进，但极少数几位中央负责人未必一定完全与所在纵队同进止。两个纵队分别宿营，并不表明中央负责人就不可能会聚到一起（特别是要开会的话）。否则，怎么理解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争论呢？两个纵队宿营不在一起，但中央负责人经过事先联络，随第二纵队的负责人可到第一纵队所在地集中。恐怕不能把两个纵队（注意：不是随两个纵队行进的中央负责人）在一起宿营作为分析举行通道会议可能性的必要条件。第二，从开始发布西进入黔电令，来判断通道会议举行的日期是有道理的。但首道入黔电令并不是12日19时半的电令，而是12日晨6时的电令。这一道电令，《红军长征在怀化》一书中未曾收入。如果丢开这道重要电令，遽以较晚（相差十个半小时）的一个电令来判断通道会议举行的日期，就必然会出现差错了。第三，长征途中，中央领导人白天也要行军，开会一般是在夜间。如果会议作出什么新的决定，向下发布电令，都要到半夜以后乃至次日凌晨了。假定是12日举行通道会议，确定西进入黔，怎么会在12日当天19时半就发出新的电令呢？这是说不通的。

　　根据12月12日晨6时红军总部电令一、三军团入黔的事实，可以判定，通道会议是于12月11日夜举行的。在这之前，因湘军严密堵截，红军被迫沿湘桂边界西行，但又始终想北上湘西建立根据地。直到通道会议才接受毛泽东建议，下定决心西进入黔。12月11日18时半军委电令前锋“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明十二号应集结在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向靖县、绥宁方向派出侦察，向城步方向警戒”。“一军团应另派不大于一团兵力的侦察部队，并带电台至崖鹰坡、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道路”。此电中，侦察方向，既有向北（靖县、绥宁方向），也有向西（崖鹰坡等地入黔方向）。此电反映出，究竟北上湘西，还是西进入黔，中央还未下定决心。而12日晨6时军委总部明确电令一、三军团入黔：“我军西进路线，一军团应经崖鹰坡、新厂、马路口入黔；三军团应经团头、播阳所入黔。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

　　军委12日晨的电令对判定通道会议举行的时间非常关键。值得注意者：（1）军委11日18时半的电令已对各军团、纵队12日的进止、方向、路线、地域作了具体规定，12日晨却又紧急下令入黔。这说明中央领导层突然作出了新的决定。我们联系分析一下，12月上中旬军委总部每天下达次日军事部署电令的时间：4日，16时半；8日，20时；9日，20时；10日，23时；11日，18时半；12日，19时半；13日，21时半；14日，17时半。其规律，一般为每日下午发电，多半是19时—21时。这个时间各部队已到达宿营地点，军委总部掌握了敌情我情，迅即部署次日各军团、纵队的行动。唯11日18时半部署12日行动电令下达不到12小时，次日（12日）凌晨6时又发出电令（12月已入冬，天亮较晚，这时部队或许刚起床，电令发出赶在部队出发前），明确入黔路线。这种情况特殊，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表明中央对下一步的进军路线有了新决定。（2）此电发布紧急，专门给一、三军团，电文简短，与前一天（11日）18时半的电令有明显变化。前一天的电令规定，12日一军团与九军团向西和向北两个方向侦察，12日三军团只是在通道县境内移动。而12日凌晨的电令则明确规定一、三军团西进入黔，并且授权一、三军团依电文中规定的进军方向“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3）12日凌晨电后，当日晚19时半又以万万火急电令，向各军团、纵队布置次日（13日）前进路线，全面落实向贵州进军部署。由于敌情严重，红军集中在通道这一湘桂黔交界处，如不迅速脱离此地，遭湘桂黔三敌会合聚歼，是很危险的。故12日19时半电为“万万火急”，并署军委名，显得格外郑重，因为对各军团和纵队来说，这是第一道入黔令——12日晨6时电专门发给前锋一、三军团。由此可以判断，通道会议是在11日夜间（午夜后亦即12日）举行的，会议一结束，即发出（12日晨6时）入黔电令。这与李德回忆“飞行会议”后，因其中途退席，周恩来将发布的命令给他看，从而他知道会议决定的内容，是相合的。

　　下面再来讨论通道会议的地点。过去有误以为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县城举行的。其实不然。红军长征当年，通道县城是在县溪镇，现在通道县城是在双江镇。无论是县溪镇，还是双江镇，都不是通道会议举行的地点。县溪镇，只有中央红军的前锋右翼一、九军团到达过，中央纵队未曾到达过。中央领导人不可能在此举行会议。至于双江镇，中央纵队穿过通道县境时途经此地，但未曾在此宿营，故亦不会在此举行会议（通常是白天行军，如果举行会议是在夜间）。况且中央纵队路过双江是12月12日，前面已经说明，通道会议是在11日夜间举行的。从时间分析，通道会议也不会在双江举行。前述李伯雍等人文则认为通道会议举行于通道县的芙蓉（具体地点是木林庵）。但既然他们将日期判定为12月12日，与根据入黔电令判定的会议日期不相吻合，因此他们判定的会议地点也就不合实际了。

　　为了考察举行通道会议的地点，我们必须弄清12月11日军委纵队前进到达的地点。按军委12月10日电令安排：“一纵队拟进至流源，二纵队进至辰口。”这两个地点均属通道县境内。但对12月11日军委一、二纵队宿营的地点，一些长征日记记载不同。陆定一日记记载：“军委二纵队到了辰口，野战军司令部到平等。”平等为广西龙胜县境内。伍云甫日记记载：“12月11日，晴，队伍七时自平等出发。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张南生日记记载：“12月11日到辰口。”主管机要电讯工作的伍云甫和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张南生所记与军委12月10日电令的安排吻合，仅陆定一的记载有些异样。看来，如果陆定一日记所记无误，那么只能这样理解：中央纵队各梯队行军出发可能有前有后，故宿营地可能不在一处。伍云甫12月11日日记中所记，“队伍七时自平等出发，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就证明同一个纵队的不同梯队，甚至同一梯队中的不同分队，其出发时间不一定相同，而是分批出发的。

　　我们再来看伍云甫12月12日的日记：“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93’、‘5413’、‘5458’等台电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这一记载值得注意。11日、12日，伍均比大队伍出发晚，而有关出发晚的原因，11日日记未加说明，但12日所记特别具体，是守候一分队发电报。要考虑到：伍云甫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的发报工作，每天夜里中央发布电令，当其他部队均已宿营休息时，发电报的分队机要人员要等候军委拟好电令，再向各军团、各纵队发报。因此，他们每天夜里休息要比其他部队为晚，故而次日出发也较其他部队为迟。平常出发晚，伍氏日记并未特别说明，唯独12月12日日记中具体记载了，他是因等候一分队发报而晚出发的。这正好与通常是每天夜里向各军团、纵队发报，而12月12日破例于凌晨6时发布入黔电令（伍特别说明为守候发出此电令而晚出发）的特殊情况相合。而12日凌晨6时的电令正是11日夜间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作出的新决定。故而军委一纵队11日夜的宿营地即是通道会议的举行地。12月11日军委一纵队在流源宿营（军委10日电令对11日的行止部署和伍云甫日记的记载均可证明），我们不难判断，11日夜里中央负责人的临时会议（即通道会议）是于流源举行的。

　　或许有人发生疑问，中央负责人是分别随一纵队和二纵队走的，军委一纵队和二纵队不在一起宿营，他们怎么可能到一起开会呢？前文已分析过这个问题。原来随军委二纵队行军的一部分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他们或在这之前早已与军委一纵队汇合，或11日接到通知，当天到达一纵队驻地流源。在湘桂黔边界，少数领导人完全有可能常在一起研究讨论，甚至争论进军方向之类的问题（所谓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争论）。

　　因此，根据当年军委电令和一些长征日记，可以判断，举行通道会议的地点，是通道县的流源。

　　四、通道会议的背景和内容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不顾国民党军队强大兵力的堵截，一个劲的朝着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湘西方向直进，直到进入通道才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的会同洪江地区（洪江原属会同县），这有陈云、李维汉的回忆为据。早在渡湘江时，红军就已考虑经资源、大埠头出城步，往西北方向直趋湘西。但渡过湘江后，红军发现敌已占大埠头，“估计全（州）敌十六、十九师主力将经大埠头向我尾追，桂敌主力将采取由兴安、大溶江口、灵川，向龙胜的并行追击，并企图在龙胜实行堵截……刘（建绪）、薛（岳）两敌主力则将经新宁到武岗、城步、绥宁堵我前进”，因此部署，“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这就是说，渡过湘江以后，红军处于湘桂敌的平行夹击和尾追中，暂时无法插入西北方向，迳赴会同洪江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无奈，只好沿湘桂边，西进通道以南地区。红军还发觉，“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岗、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并拟追我入黔”。从12月9日起，红军总部就已命令前锋军团侦察警戒西通黎平入黔道路。总之，红军在敌人逼迫下放弃出城步直趋湘西的打算后，一直沿湘桂边西进，甚至考虑西进入黔问题。现虽因资料缺乏，难以对红军总部作出这种决策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判断，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分析，红军总部的这种决策，固然不排除有毛泽东等的建议推动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堵截追逼。具体指挥部署红军战斗行动的周恩来、朱德在严重的敌情面前谨慎用兵，也不能不如此做。

　　从红军内部情况来看，湘江战役后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红军长征已两个月天天不停地行军作战，部队极度疲惫，特别是湘江一战，损失严重，士气低落。据陈伯钧日记记载：“连日山地行军疲惫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甚至整班、整排、整连（卅九团第一连）均有落伍的……个别干部缺乏信心，因疲劳而放弃工作等，是主要原因。”一方面，作为红军首脑核心的“三人团”领导威信下降，干部滋长不满情绪，博古对红军的惨重损失和严峻处境颇感愧疚。聂荣臻看到他痛心疾首，拿手枪朝着自己比划。自然，他对领导指挥红军的自信心有所动摇。加以在领导层内部，“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对军事指挥不满，自湘南起至湘桂边，一直与“三人团”核心领导之间发生争论。面对敌情和潜藏的领导危机，博古等人一筹莫展。通道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

　　当红军到达湖南西南边境通道县，讨论下一步军事部署时，不同意见争论又出现了。从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分析，他们都认识到，部队疲劳，亟需休整，很想赶紧找块地方歇脚。正象遵义会议决议上写的，他们认为：“红军要到了指定地点（湘西），放下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应该说，找到一个地方休整部队，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红军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但是敌人重兵堵截，碉堡林立。据统计，何键在湘西南从新宁经城步、武岗、绥宁、通道、靖县、洪江到黔阳，共修筑碉堡211座。因此，北上湘西建立新根据地的意图不可能实现。这是极大矛盾。可以说，这时中央决策者（“三人团”）处于两难抉择的为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德则提出了一个作战行军方案：“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鄂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这一方案设想的出发点很难说就一定不好，但它丝毫不合乎实际。何键早就作好了防堵红军北上的准备，李德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而毛泽东的意见则是“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毛的建议得到张、王、周等大多数人的支持。毛还主张“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方面军会师”。争论的结果，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从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博古、周恩来的考虑看，西进贵州的动机在于，贵州敌人兵力薄弱，中央红军可在那里休整——他们是这样向李德解释采取这一建议的理由的。这些就是从李德记述“飞行会议”情况中所能得知的通道会议的内容。确实，当时压倒一切的是，避开强敌，休整部队，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事情。

　　从上述可知，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并非不顾强敌堵截，正面直顶（象一些著述所说，要钻敌人布好的五六倍于己的兵力的口袋），而是一直避开强敌西进，直至到达通道，开会讨论，仍是决定西进。在会上争论的是，要不要放弃到湘西去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看来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但当时怎么可能往湘西去呢？李德的如意算盘是，等平行追击的敌人开过西面去，红军则从他们背后折向北面，与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那是异想天开的主张。包括博古、周恩来在内，中央领导人均不赞成李德的意见，而同意毛泽东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博古同意向贵州进军，主要考虑的是部队休整，和贵州敌军力量弱，但放弃到湘西建立根据地，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仍未打消。这个问题留到了黎平会议争论才解决的。

　　由此亦可看出，过去“通道转兵”的提法不当，这不仅因为在通道还没有最后放弃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打算，没有改变原定的战略方向，而且从纯地理方位考察，中央红军渡湘江后一直西进，至通道入黔，仍是继续西进，具体进军方向没有转换变动，就是说，没有“转兵”。故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通道转兵”的提法都是不恰当的。

　　五、通道会议的性质和作用

　　关于通道会议的性质，过去一些回忆录和著述中曾有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会议或临时紧急会议等说法。但无论哪种表述似都不甚准确。为了弄清通道会议的性质，必须分析红军长征初期军事决策的体制和指挥机制。

　　先来分析所谓“中央军委”。红军长征前，中华苏维埃共相国中央政府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并不设军委。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红军长征时，王稼祥因过去战伤，实际上离职休养，在担架上随军委第二纵队行进；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中革军委之下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直辖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红军总部和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为朱德、周恩来。他们是中央红军的实际上的具体指挥者。

　　但红军军事战略方针的决策权仍在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前，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和红军的军事行动，乃至党政工作的重大事项，概由“三人团”决定，故有“三人团决定一切的”说法。它是军事战略的决策者。博古为中共中央的负总责者，当然是“三人团”的为首者。然而，他不懂军事，军事行动的部署往往要听李德的。军事行动的部署决定后，由周恩来和朱德商量，起草命令，最后以朱或朱周的名义发布。通道会议既为讨论重大军事行动决策，绝不是由军委（中革军委）召集的军委扩大会议。反第五次围剿战争后期，由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指博古）与华夫（李德）同志”（遵义会议决议批评语）。而通道会议也不会是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因为“三人团”威信下降，“‘中央队’三人集团”力量增强（反映干部中的不满情绪），从黎平会议起才开始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大战略方针（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在这之前一直是由“三人团”决定军事战略方针。通道会议参加者，有“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张闻天（苏维埃中央政府负责人），除李德外，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成员。据伍修权回忆，通道会议与会者还有李富春（总政治部代主任）。根据当时军事决策体制分析，我认为，把通道会议笼统地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不可，但严格说来，它更象是“三人团”扩大会议。根据李德回忆，会上多数人支持毛泽东进军贵州的主张，会议采纳毛的建议。李德中途退席了，会后博、周仍找李德介绍会议最后决定，将已起草的命令给他看。从这里可看出“三人团”最后决定权的痕迹。当然，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博古因军事失利、红军损失严重深抱愧疚，领导自信已不足，干部不满也使博、李陷于孤立。周、朱按照敌情实际形势，谨慎避开强敌，部署每天军事行动。干部中不满情绪的集中代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时有了较强的发言权。因此，表面上看，通道会议的参加者除博、李、周外，均为列席者，但实际上毛、张、王拥有较强的批评建议权，对决策起了重要作用，故而不能目为通常的会议列席者。这又是通道会议的特殊情形，在理解通道会议的性质时亦不容忽略。

　　弄清通道会议的性质及参加通道会议的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关系，也有助于对通道会议的意义有更清晰的认识。通道会议虽然不是如过去一些回忆和著述中所说的，中央红军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最终放弃了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避免了中央红军覆没的危险，但它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

　　（一）通道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进入敌军薄弱的贵州，就避开了强敌，避免了红军进一步的消耗和损失。

　　（二）通道会议决策中央红军进军贵州，为红军赢得相对喘息的可能，红军在黎平进行了整编。

　　（三）通道会议虽然还没有最后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但进军贵州已为改变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开了第一步。正因为如此，通道会议是黎平会议的准备，正如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一样。

　　（四）通道会议上“‘中央队’三人集团”毛泽东等提出进军贵州的主张，并且得到中央内部多数人的支持，这有助于他们威望的提高，为后来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洛甫接替博古奠定了基础。

　　在评价通道会议的作用时，过去有的著述说，红军“向西进入贵州省的行动，完全出于蒋介石匪帮的意外”，似乎是国民党军事当局完全没有料到红军会进入贵州。这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预料到红军可能入黔，并且作了许多防堵部署。国民政府军事文电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

　　蒋介石早在1934年11月17日拟订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中就分析估计到红军西进入黔之可能，指出：“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

　　12月2日，何键在致川黔两省的电报中称：“原拟此次协同桂军尽歼于漓水以东，因咸水、兴安一带无兵堵截，致使残部漏脱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现我正一面转移兵力于武（岗）新（宁）城（步）绥（宁）之线，一面尾匪跟追，如绍武（王家烈）能集结兵力堵截，可收夹击聚歼之效。甫澄（刘湘）兄如能以相当兵力协助绍武兄堵剿，则歼灭更易。”何键12月8日的电令中指出：“窜匪自经我在咸水附近击溃后狼狈不堪，窜匿龙胜以北山地，昼伏夜动，闻枪即逃，似有沿湘桂边境西窜贵州企图。”“我军遵奉委座筱戌电令，应以不使匪漏窜入黔，会合川匪或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将其围剿于湘黔桂边而聚歼之。”

　　就在红军总部下达入黔电令的同一天（12月12日），蒋介石发出电令：“查赣匪西窜，前已拟订湘桂黔各军会剿计划大纲，业经十一月筱戌行战一电在案。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备军守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守之。”湘桂黔军具体布防阵势是：“（1）黔军除巩固原防外，于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江线上赶筑碉堡工事，先择重要城镇均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2）桂军除巩固原防外，须以一部迅由长安、古宜（今融安、三江——引者）进至榕江，协助黔军堵剿；（3）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

　　可见，蒋介石和堵截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可能入黔，是早已预料到的，并作好了防堵的部署准备。作为国民政府军事负责人的蒋介石，他是急于要剿灭红军的，对红军撤离根据地后西进的方向自然密切关注。他特别担心中央红军或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或经贵州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故预作防堵安排。但是，国民政府属下之各路军队貌合神离，尽管蒋介石早已下令部署在湘江、漓水以东和贵州以东围歼红军，但中央军和湘军、桂军各军之间互相矛盾，互相猜疑，不能协调行动，致使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何键就埋怨桂军防堵不力。而红军擅长运动战，惯于避实击虚。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的主张，红军西进入黔，即为生动一例。不过，这次红军入黔并不是突出奇兵，出敌不意，而是选准了敌之薄弱方向加以突破。红军西进入黔为形势所逼使然，亦为避实击虚之奏效耳。应全面而恰如其份地认识红军西进入黔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