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进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湖南通道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决定采纳被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排斥已久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从而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避免了在蒋介石重兵包围中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由于当时斗争残酷，有关这次战略转折的历史文件，保存下来的极少。因此，迄今为止的党史、军史和有关资料中对通道转兵的记述均十分简略，对通道会议更少有论及。党史研究中的这个薄弱环节，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歪曲和伪造历史的机会。林彪、“四人帮”等一类野心家大搞个人崇拜，竭力架空和神化毛泽东同志，在党史研究中设置了若干禁区，处心积虑地歪曲历史而达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为其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服务。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曾名李德和华夫）为了迎合苏联领导集团的反华需要，并为其在华期间的严重错误辩护，则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把通道会议描述成我党宗派主义的产物，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林彪、“四人帮”的司马昭之心，如今已是路人皆知了；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一书，却至今仍在世界上蒙蔽着若干不明真相的人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坏的影响。

　　本文拟就所能见到的历史文件、各种回忆录及近年来有关方面的调查材料，对通道会议的史实及其历史意义进行初步的考订与探讨，兼评奥托•布劳恩（以下称李德）《中国纪事》中的有关记述。

　　一

　　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已经变化的情况，一直盲目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湘西根据地的方针。通道转兵的实现，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党高级干部的多数和左倾错误领导坚决斗争的结果。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样重大的战略路线的转变，是必然要经过一场斗争的。因此，中央军委不能不召开一次会议来作出决定。大多数党史著作和资料上都肯定有这次会议；就是未提这次会议的几种党史著作，对通道转兵也作了高度的评价。事实上通道转兵是由中央军委紧急会议决定的，有关的当事人对此有着清晰的回忆。

　　邓颖超同志在答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询问时说：“周总理说过，在通道是开了一个会。”根据总理的回忆，这个会是个军委扩大会，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会议。长征时在军委总部工作的黄鹄钦同志说：“通道会议是个军事会议。”成仿吾同志和吴吉清、陈昌奉等同志在回忆录中也都肯定了通道会议的召开。肖锋同志在通道会议召开次日（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没有顾得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放弃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西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造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

　　此外，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通道会议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他写道：“在到达黎平以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的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阀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且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机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

　　“我很费劲地听了这次谈话，好象过早地走开了……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又是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但作为通道会议的参加者，他的记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国内有关通道转兵的资料相对照，李德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下列史实：

　　1.中央军委“在通道是开了一个会”。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参加，讨论的问题又是如此急迫，这个短促的“飞行会议”应是一次紧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

　　2.博古同志和李德仍然在会上坚持他们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虽然他们最后也不得不同意改道贵州，但仍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走红六军团的老路到湘西，继续坚持其错误的战略方针，这就为以后在黎平、猴场和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3.正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西进贵州以使红军得到休整机会的正确建议，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挽救了中央红军，使之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如果实行李德提出的“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的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的危险建议，根据当时的敌军部署与敌我态势，势必自投罗网，陷仅有三万疲惫之师的中央红军于数十万以逸待劳之敌的重围之中，这只能招致全军覆没的命运。在我军经历了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李德仍提出如此荒谬的意见，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同志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愤慨，因此遭到“粗暴”的否决。

　　4.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了我军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他转兵西进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李德对此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使军委的大多数同志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头上的“军事权威”的光环已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他在军委再也不能一意孤行了。至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谓的“中央三人小组”，以及他对周恩来同志的诽谤，则纯属对历史的歪曲，

　　二

　　通道会议的基本情况已大致清楚，但会址究在何处，至今却有多种说法。

　　1.通道会议是在旧通道县城（今通道县的县溪镇）的书院（现县溪完小）召开的。这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定的旧址。其理由是，县溪是当时的通道县城，为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地。若干回忆录都记载红军确实进入了通道县城，中央军委会议当在此召开。

　　2.通道会议是在今通道县城（原名双江镇）召开的。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址。其理由之一，认为双江就是廉臣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提到的“两河口”；之二，是因为双江在中央纵队行军路线上，现在保留下来的革命文物、标语也较多，其中一条“民众全部武装起来对日作战”的标语落款是“总政”。

　　3.除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认为通道会议是在播阳或牙屯堡召开的。因为在这些地区都发现有较多的革命文物，是当时红军大部队驻扎过的地方。

　　通道会议究竟在何处召开？因为会议未留下文字记录，会议地址也成了一个谜。笔者认为，播阳和牙屯堡这两处不可能为会址的地点，打开地图就一目了然，播阳与牙屯堡是西进要衢而不是北上必经之地。如前所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原定计划是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因此，在通道会议决定改变进军方向之前，中央纵队自无先行西进到播阳或牙屯堡之理，但红军部队进驻两地以等待中央决定则有可能。前引肖锋《长征日记》的记载即可证实，周恩来同志于十二月十三日才到牙屯堡向肖锋所在的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布置袭占黎平的任务，并明确告知这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提出的建议。至于播阳，据资料记载，中央纵队十三日才到达，这已是通道会议以后的事了。因此，播阳或牙屯堡均不可能为通道会议会址。

　　再看双江。有说廉臣文中的“两河口”即此地，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双江为中央纵队行军所经之地却属实。不过，中央纵队过双江的时间为十二月十一日，即在通道会议前一天。是日我先头部队已进占通道县城（今县溪镇），中央纵队也随即入城。因此，中央纵队不可能停留在双江开会。此外，双江当年并不属通道县，而属绥宁县。如会址确是双江，也不能叫通道会议了。

　　通道会议的会址应是大多数军委成员和政治局成员集中之地，这一点应无疑义，否则会就开不起来了。这个地址最大的可能便是原通道县城（今县溪镇）。根据通道县委的调查材料，我中央纵队于十二月十日由广西龙胜进入湖南通道县境。同日，红一军团二师的先头部队进入通道县城（今县溪镇）。由于此时红军领导的意图仍然是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先头部队于进占通道的当天下午就派了一个营到江口，驻扎在地主杨永强家。中央纵队于十一日进入通道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城边一家染匠铺里，博古、李德与伍修权（秘书兼翻译）等人住书院（今县溪完小）。这样，当时中央纵队的驻地在县城即可确定，通道会议召开的地点当为今县溪镇。

　　通道会议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据遵义会议纪念馆一九七九年汇编的资料：“当时在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军委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怀、林彪等人。”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他也参加了会议，但没有开完就“过早地走开了”。另外，又据通道县委的调查材料，刘伯承和叶剑英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伍修权同志作为博古同志的秘书和李德的翻译，出席了会议。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这是一次紧急的军事会议（只开了一天，专门讨论军事问题），因此，还有一些应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当时不在通道县城或有其他工作而未出席；但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拥护的，一俟会议作出西入贵州的决定，r便迅即率部行动，很快就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

　　三

　　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倾向，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初期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等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从严重的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我党高级干部的多数在这个生死攸关的转折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将使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通道转兵及以其为序幕的伟大转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活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毛泽东同志在逆境中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胜利便在于他耐心地把握了转折的时机，不屈不挠地在革命实践中争取了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支持，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忍辱负重，在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以个人力挽狂澜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终于在遵义会议上促成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处在危急存亡关头的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中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在中国的土壤上。”因此，“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把这个真理使大家接受，变成办量。……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毛主席的意见大家不赞成，大多数反对，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当时毛主席也只好跟着退。可是到路上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了他正确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把错误路线纠正，冲出了四川草地危险局面，带着红军到了陕北。”周恩来同志的这番话，概括了毛泽东同志在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以其广阔的革命胸襟和高度的政治修养，坚持原则，注意团结，顾全大局，循循善诱，说服教育和耐心等待寺多数干部和群众觉悟的伟大实践。

　　一九三一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后，逐步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并撤销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若干重要职务。毛泽东同志“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甚至“连六届五中全会都不能出席，他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并且正背着‘游击主义’与‘富农路线’的‘罪名’。”然而，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中，毛泽东同志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对革命的前途仍然充满着信心。

　　长征出发前，左倾领导者借口毛泽东同志有病，曾想把他留在苏区或送去苏联。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了他们的错误决定，带病参加了长征，没有离开红军和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时刻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尤其是在湘江战役红军遭到严重挫折后，他不顾当时身体有病，频繁地找中央军委的同志（包括曾经反对过他的同志）谈心，以血的教训反复说明改变作战方针的必要性，使一些曾犯过错误的同志逐渐醒悟过来，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坚定了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决心。

　　如曾追随王明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张闻天同志，在党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后，和被排斥的毛泽东同志一起做政府工作（张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毛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的立场”，“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就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一边。”在我党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中，他始终支持毛泽东同志，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多次强调指出：“在目前这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对于他在中国革命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多次提到，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立了大功。”王稼祥同志也曾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反“围剿”斗争中负了伤，长征初期和病中的毛泽东同志一起坐担架行军。他回忆道：“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毅然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决裂，首先站出来支持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功。”以后，王稼祥同志又于一九四三年七月，第一个提出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使左倾领导者失去了在中央军委的多数，促成了我党在生死关头的伟大转折。李德污蔑他们和毛泽东同志组成宗派主义的“中央三人小组”，只不过是他的无耻谰言而已，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集中代表了“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愿，迫切希望毛泽东同志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一九三一年初，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向各根据地指派所谓“中央代表”，打击迫害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的时侯，是周恩来同志极力反对王明派手狠心毒的张国焘到中央苏区去整毛泽东同志，从而保护了毛泽东同志免遭如段德昌、许继慎和邝继勋等同志那样被杀害的命运。在一九三二年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决定撤销毛泽东同志的中央红军总政委的职务，选周恩来同志接任。当时，“周恩来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会，在前线的南城、广昌一带指挥打仗。会议快结束时，他才赶到。他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总政委还是毛泽东，我做他的助手。’毛主席说：‘还是按组织决定，你担任’。”会后毛泽东同志去雩都养病，周恩来同志就担负起指挥中央红军的重任，但他在出布告时仍坚持署“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时，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排难解危，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抵制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决策，首创了大兵团伏击的成功战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使蒋介石发出了“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的哀叹。这时，毛泽东同志又主动向中央军委写信，认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显示了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才能，不要再用‘代’字了，我专作苏维埃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竟恶毒地攻击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二年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这种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开脱罪责的卑劣手法是徒劳的，根本无损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伟大友谊。

　　长征出发时，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了左倾路线领导者企图留下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定，指示用担架抬着病中的毛泽东同志一起长征，并嘱咐护送人员好好照顾。在湘江突围的紧急时刻，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毛泽东同志的安危，亲自在桥头护送毛泽东同志过江，充分表达了全军指战员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切期望和革命情谊。

　　在毛泽东同志受排斥期间，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协助他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甚至李德也不能不承认。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虽然李德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但周恩来和朱德的说服教育，却终于争取了党的的高级干部的多数。因此，如果说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觉悟的结果，那他们的觉悟和周恩来、朱德同志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长征途中，周恩来、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随时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交换意见。“每次给毛主席送文件时，周恩来同志都要问问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们密切注视着军事形势的变化，等待着转折时机的成熟。湘江之战后，红军濒临绝境，毛泽东同志决定挺身而出挽救党和红军，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便积极地为通道转兵创造条件。

　　十二月十日，即在红军进占通道县城的前一天，中央军委电令红一军团“派出先头侦察部队，前进到岩鹰坡、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道路。”同时，又电令红三军团派出先遣部队“侦察通播阳所至黎平的道路”。十二日召开的通道会议刚结束，中央军委便于十三日凌晨三时电令各部开始行动，向贵州进军。通道会议前后的这些电令，均是由朱德同志签署的。从这些电报可以看出，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积极参预了毛泽东同志制订的通道转兵的战略决策，并在通道会议前作了一定的部署，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并在会后迅即付诸行动。

　　我们也无庸讳言，“周恩来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理论上和工作上也是有若干失误的”，其中主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执行博古同志和李德所制订的军事方针的若干失误”。但是，“他勇于认识真理，勇于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他有共产主义者海一样的气量和谦让的美德，而没有个人权势欲。所以，他能从失误中及时总结教训，不断地前进和创新”。他一旦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就坚决纠正了自己的失误，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同志与左倾错误领导的斗争，同毛泽东同志一道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李德攻击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才在通道会议上“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纯属歪曲历史事实的臆断。正如他始终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一样，他对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伟大的友谊，是永远也不能理解的。

　　通道会议及其转兵决策，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揭开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序幕，预示了我国现代革命史的新篇章。从此，毛泽东同志重新参预了中央的领导工作，而左倾领导在党内的统治已是强弩之末，日益不得人心了。通道会议后，我军即袭占黎平，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正确主张，进一步批判了左倾错误，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使我党我军自通道会议开始的战略转折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十多天后，党中央又召开了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进一步批判了左倾领导的错误。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张闻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全面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时期到成熟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伟大的转折中，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必将以其在关键时刻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在这伟大转折时期的丰功伟绩，也必将彪炳千秋，永远为人民所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