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中，湖南人民积极投入了反日爱国斗争，并进一步发展成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的运动（1919、9、——1920、6）。因此驱张运动被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是这一运动的领导核心，青年毛泽东成为人们公认的领袖人物。毛和他的战友对当时的形势的分析和对群众的争斗的引导，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艺术。他后来总结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策略理论，其中的某些原则，可以从驱张运动中窥察到部分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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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参加驱张运动？当时有不同看法。在新民学会内，陈绍休不赞成参预。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在学会外，黎宗烈也认为：“驱张……驱段……这就是枝节上的问题，不是根本的改造。”“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截了当的办法，只有改造社会。”这里，实际提出了一个问题：驱张运动在整个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即中国革命的整个链条中占有何种地位并起什么作用？对此，毛泽东所持的看法与陈、黎稍有不同。他认为不应把驱张运动与“根本改造”对立起来，应该把驱张运动看作“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这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驱张运动前夕，1919年7月—8月间，胡适与李大钊之间曾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全国产生了反响。显然，陈、黎、毛等对湖南驱张运动的不同看法，受到了这一论战的影响。不过，这三人都是赞同李大钊的观点，主张“根本解决”的。他们之间的某些异见，是同一主张的内部差异。
青年毛泽东，早就接受了“变易”的辩证观念。1917年，他就中国社会的变革问题写道：“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为物质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说明他是主张根本质变的，但那时还是从唯心的“阴阳”观来理解这种变化的动因的，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在李大钊批判了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之后，1919年12月，驱张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在《湖南教育》上发文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造着手，而“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的”。可见他已开始接受李大钊的影响，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革J但这时还未完全脱离改良主义的影响，也不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在驱张问题上，毛泽东表现的策略水平比陈、黎要高。陈、黎把“驱张”看成与“根本改造”无关的小事，一拒了之，似有简单化的偏向。如果象他们那样，对每一具体运动都不愿介入，那么，“根本改造”就会遥遥无期。当然，具体运动是受主义指导的，分为革命与改良两种性质。革命者不仅对革命总策略下的具体革命活动，而且对革命总策略下的改良，甚至有时对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渐进活动或急进行为，都应支持或参加。
驱张运动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发生的，它赶走了北洋军阀张敬尧，换上了较“文明”的地方军阀谭延闿，虽未触动社会基础，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军阀的统治，稍稍改善了湖南的政治环境，部分地发动了群众，并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尔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活动准备了一定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驱张运动成了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一个环节，其性质属于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毛泽东主张参加和领导这一运动，表现了一定远见。
当然，驱张运动与革命的群众运动有质的区别，距“根本改造”也甚远。就在随后的胡南自治运动中，改良倾向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力主在军阀统治下建立自治的“湖南共和国”，并把中国分立为27国，先谋各省的“分解决”，再谋全国的“总解决”。要说他的自治主张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话，那么，其“分解决——总解决”的思想构架，却与驱张时的“具体的准备——根本的改造”是同构的，是其思想中值得珍视的台理内核，预示着他后来关于积局部的革命质变以实现全局的革命质变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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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发动和领导驱张运动，依靠的主要是学生和教育界人士的斗争，组织群众斗争的方式就是尽可能造成民众大联合的声势，以达到斗争的目的。
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应以各阶层人民的小联合作基础，以造成中华民众大联合的形势。驱张运动就是毛泽东运用民众大联合思想作指导的初次实践。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忠实走狗。1918年3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对湖南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五四运动中又残酷镇压爱国斗争。因此湖南各界人民早已恨之入骨，一致认为“张毒不去，湖南无望”。正如当时毛泽东向大家分析的：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驱张已有群众基础。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且已传遍全国；如北京的湖南名流熊希龄、范源濂不仅不受他的收买，反通电揭发他贪赃枉法的罪证，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这里，毛泽东分析的实质就是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1919年9月，毛泽东在以五四运动中被张敬尧解散仍坚持秘密活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联络各界人士，策动驱张。11月16日，学联以重组方式恢复活动，以作为领导驱张运动的公开机关。它发表“再组宣言”，矛头直指段、张之流，实际是喊出了动员群众驱张的先声。学联借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同张对抗。12月2日，发动长沙各界群众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与会者受到张家军警的侮辱、毒打。至此，群众的愤怒达到极点。毛泽东等立即抓住战机，6日，召开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会议，分析形势，商定对策。3日起，不到一星期，长沙初等以上各校陆续宣布罢课。学联发表驱张宣言，严正提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的口号。
湖南教育界早已受到张敬尧的严重摧残。1918年11月，长沙九所公立学校校长以经费无着、学校即将涣散为由，曾联合向“张督”缴印辞职。五四运动中，教育界人士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健学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撰文赞扬，希望它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这个团体的成员思想复杂、主张分歧，但在反张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学生罢课以后，毛泽东的活动即转向教育界和新闻界。由于他团结的“健学会”发挥了中坚作用，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也宣布罢教了。这对张敬尧的统治，自然是更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还参加了五四运动中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利用它以统一各界驱张行动。他们决定，除留部分骨干在长沙坚持斗争，还组织各路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以仲张民气，造成声势。省学联、省议会、教育会、农会等都有代表参加。毛泽东等很注意各代表团的主要人选，以便开展统战工作。赴京公民代表团选举毛泽东担任团长，赴沪代表团由新民学会会员、学联主要负责人彭璜率领，赴衡代表团由毛的得力战友何叔衡、夏曦领导。驻常德的冯玉祥是个基督将军，毛泽东就让基督教徒、学联负责人徐庆誉前往请愿。毛泽东等还很重视舆论的力量，发挥报刊的作用。他在京创办“平民通讯社”，主编、发行《平民通讯》。彭璜在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界联合会，主编《天问》周刊，发行国内外，赴衡代表团以湘南学联为公开的领导机关，出版《湘湖》周刊。这些刊物大量揭露了张敬尧的罪恶，争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山于他们的多方活动，省内外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驱张高潮。各地乃至海外湖南同乡和湘籍学生一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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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湖南的军事态势是：张率北军3师1旅7至8万人，分驻长、宝、岳；直系有衡阳吴师3万多人，长、潭各1师及常德冯旅；此外，有驻湘东的鲁军1师及奉、苏、安武军各一部。主力是直军。与之对抗的南军：湘谭军延闿部驻郴、永等地，只有“叫化军”1师及一些杂牌军；另有少量粤、桂、滇军留在湘南。湘西有几支小部队，你攻我伐，对北军不积极作战。很清楚，单靠这些残缺不全的队伍，要赶走北军，不可想象。所以，驱张有待北军内部起变化。北军中，以吴桀骜不驯、最难驾驭，所部最有战斗力，所驻衡阳是湘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他直军都看吴的眼色行事。若南门洞开，张氏“小朝庭”必散场。在各方矛盾斗争中，吴实在举足轻重。所以，利用矛盾，“请走”吴师，是十分重要的一着。
毛泽东、何叔衡等正确地选择衡阳作为驱张运动的基地。省教育会长陈夙荒当时“由京寓书，亦以请愿蒸阳为急务”。当时报载：“湖南学生请愿团在衡，极形活动。”“请愿吴氏出兵驱张”。他们联合衡阳学生，先后10多次到吴的司令部请愿，几度恸哭陈词、呼天抢地，“大有秦廷哭师之概”。哀而动人的方法产生了一定效果。吴曾接受学生部分请愿条件，并暗示3个月之内自有办法。还先后电张维持学校，电中央、电曹锟请求将张它调，通电全国请求北归。同时，被段革职的原湖南督军谭延闿，打着“湘人治湘”的旗号，久想置全省于自己治下，也通电支持各界驱张。这些，都客观上增强了驱张的声势。
1920年，直皖冲突加剧，吴师北归势在必行。各驱张代表团利用这一局势互通声气，加紧活动。赴衡代表团函促赴京代表团派人去保定曹锟处请愿，请其行使经略职权。在常德请愿代表将冯接见时“允于国家有益的事，当尽力维持”的表态函告赴衡代表，以掌握动态。赴衡代表团迎合吴争夺国权的野心，从各个角度向吴陈诉宜早发动的理由，以加速事变的进程。3月间曹吴送走军眷；5月20日，自行移师北归。湘军与吴默契，步步跟进。北军其它各部或观望或溜走。张部腐败，一战即溃，于6月底逃出湘境。驱张运动终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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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此派生出下述三个特点，给中国革命的策略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中国社会非常落后，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优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于是，革命就有可能且能够首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区域造成一块块的根据地，然后扩展，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事实上，中国革命走的确是这么一条“星火燎原”之略。毛泽东讲过：我们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胜利，然后取得全国胜利”。他从五四时积极投入驱张运动及自治运动，到大革命后创立第一块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其政治思想内容有了根本变化，但其策略思想的构架即“部分解决——整体解决”却是前后一贯的。我们可以从驱张运动中追溯到它的原始思想细胞。
第二、中国人民面临着国内外三重压迫，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非常深厚广泛的社会基础。参加这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受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且有受到帝国主义损害的那些剥削阶级或他们中的某些阶层。由于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内外反动势力的联盟，因此，人民革命阵线也必须尽可能扩大到国内外，才能战而胜之。30年后，毛泽东在总结这一主要的基本经验时谈到：“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结盛国际的统一战线”。如此气魄宏大的理论结晶，不正是由五四驱张运动开始的许多点滴经验积聚而成的吗？
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中国的利害冲突及反复争夺，造成中国反动统治集团各投主子及军阀连年混战。这给中国革命势力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毛泽东在1940年说：“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可以说驱张运动是青年毛泽东和其战友初步运用这种策略的大胆尝试。
“五四”时，毛泽东整个政治思想处于重大抉择之转换中，正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同时又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他在驱张运动中的行动体现了这种思想水平。由于步入社会不久，实践经验很少，对如何运用革命策略，还不可能提出明确系统的主张，只是或多或少地体现于实际行动中。我们也只能主要通过对他们的群体活动的分析，来窥见其策略思想的端倪。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后来才能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总结出整套成熟的革命策略理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