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第一次回湖南。专列到长沙后，毛泽东做了两件事。一是专程探望湖南省省长程潜先生；二是听取“三周一谭”（即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里、周惠、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工作汇报。
湖南是和平解放的省份。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全省解放大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南下、所向披靡的形势下，程潜、陈明仁将军毅然率部起义，三湘四水迅速换了新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回湖南，就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带头做统战工作，他多次叮嘱省委领导说，省委书记要抓统战工作，在湖南尤要摆在首要地位。他带头探望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先生，同民主人士交朋友，为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党政军干部作出了一种示范。
“颂公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程潜，与毛泽东的渊源深厚，毛泽东称他“颂公”。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50年代，毛泽东几乎每一次回湖南，都要看望他，对他尊重有加。毛泽东曾说：
“颂公，老年人，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新中国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为“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当时，湖南省府领导程潜先生请毛泽东题写“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横额。毛泽东欣然手书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而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0个字。个中意味深长。
1955年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抵达长沙大托铺机场，停居两天。他又一次到著名民主人士、湖南省省长程潜家中登门拜访，一进门便说：“不速之客一人来矣！”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毛泽东在拜访程潜时，也虚心地同他促膝畅谈，交换意见。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湖南，在长沙大托铺的专列上，召集省地县委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征求对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还在湖南省委蓉园一号楼宴请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老朋友，听取民主人士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工作的意见。
章士钊，近现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从事中华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王季范，毛泽东表兄，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教师，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章士钊和王季范，都是在历史上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给予过帮助的人士，所以他们也愿意向毛主席主席提出资政参考意见。
毛泽东赞扬程潜、章士钊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期望他们在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方面多做工作。毛泽东再次叮嘱省委书记周小舟，在湖南工作要重视统一战线问题，省委书记要带头抓统战工作。周世钊反映说，原湖南省第一师范二班的彭庆均是一位老教师，年老体衰，生活困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省长程潜连忙说：这事交给我去办，不劳主席费神。随后，省人民政府安排彭庆均任省文史馆馆员，解决了生活困难。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又从自己的稿费中给彭庆均寄来人民币200元，帮助他度过难关。
1958年6月中旬，毛泽东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书记周小舟汇报工作。听取汇报后，毛泽东邀请省长程潜共进午餐。席间，程潜因为任省长多年，又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重其事地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湖南省省长的职务。毛泽东真诚地挽留他道：
“颂公怎么要辞职？是不是以为自己用了两个右派就引咎辞职？不要紧嘛，我也用了右派。要不您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秋两季来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大局安定，颂公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盛情难却，程潜就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尽力而为。”
1958年12月26日下午2时，毛泽东从广州乘专列返回湖南，27日早晨6时30分抵达长沙市。在专列上，毛泽东先与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省委书记周惠谈话，讨论湖南大跃进的得与失，研究如何妥善处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晚上，毛泽东则再次同著名民主人士程潜、唐生智会见谈话。程潜、唐生智早年是民国时期湖南省的主政者，也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毛泽东始终对他们尊重和关心。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著名民主人士程潜连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职务十多年，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信任和倚重，展示了人民统一战线的力量和影响。
“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杨树达，即杨遇夫，号积微，晚年更号耐林翁，是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早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共同从事民主革命斗争。杨树达曾回忆说：“1920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视察指导工作，都要忙里偷闲，会见杨树达教授，谈天说地，议古论今。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情况，透露心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树达投身新时代的教育事业，在学术上经常遭遇一些不太愉快的事。他的遭遇和感受，可以说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太适应社会变化的一种典型反应。1951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杨树达认真得很，不仅一一指出其错在何处，写文章提出质疑和批评，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转给李达校长看过。《毛泽东手书选集》收录了毛泽东1955年1月29日写给杨树达先生的信，字里行间充满浓郁的师生情意：
遇夫先生：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顺致敬意
毛泽东
杨树达1955年2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庼甲文说》自序，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稿中有官僚主义作风。对杨树达的来信，毛泽东于3月17日就作了批语、写了复信：
一
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
二
遇夫先生：
二月十四日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此复。顺祝健康！
1955年6月20日，毛泽东视察湖南，听说杨树达先生有病，便亲自到长沙岳麓山，登山到岳麓书院，休息一会，看望杨树达教授，并一起谈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征求杨先生的意见。毛泽东风趣地说：“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杨树达点头表示同意。
关于文字改革，杨树达早年是赞同简体字的，但他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这大约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择善而从”。他在1953年4月1日写下日记：“晨录与毛公书，言治文字学三十余年，小有心得。……私谓此种文字学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益，而今日提倡汉字拉丁化者为毁灭遗产，可以引导国家民族之分裂。惜一人能力有限，研究多年成绩尚小。欲得一集体研究，使其扩大与系统化，庶他日成为学科，使学子易解，加强爱国精神云云。”1954年2月1日又记到：“余志宏来，谈及文字改革事，述1950年教育汇报时毛主席曾表示拉丁化之不可行。闻之甚喜。信哉，毛公之睿智也！”
毛泽东为时隔三十年再登岳麓山作了一首诗《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诗中“尊前谈笑人依旧”，就指的是毛泽东回湘与杨树达、周世钊等故人的谈话。谈话地点，一在岳麓山顶的云麓宫，二是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就文字改革征询杨先生的意见。杨树达的日记中记道：“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请到白鹤泉相候。即留朱同饮，趁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
1955年国庆前夕，国务院邀请杨树达先生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正值农历中秋佳节，毛泽东在中南海家里设宴接待自己的老师。饭后，再次论及文字改革。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记到：1955年9月30日：“……季范追踪而来，云主席邀午饭，章行严、谭戒甫已到，待余至入席。随季车入南海见主席，谢来迟之咎，主席云不迟也。饭后谈到文字改革，余与章、谭皆献疑。”
杨树达先生因病于1956年2月14日逝世，终年81岁。毛泽东特别致发唁电：
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杨树达先生家属：
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毛泽东对学富五车、著述丰硕的杨树达先生不幸病逝表示深深的悼意。
“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1957年9月8日，毛泽东到湖南考察。此次，他在长沙特意约见了民主人士曹典球。曹典球把自己写的一首《敬呈毛泽东》的诗，送给毛主席阅存，诗曰：
船山星火昔时明，
莽莽乾坤事远征。
百代侯王归粪土，
万千穷白庆新生。
东风已压西风倒，
好事常由坏事成。
幸接谦光如宿愿，
雅渐无以答升平。
曹典球是前清举人，杨昌济先生的至友，同情和支持湖南人民革命的知名人士，曾参与营救杨开慧烈士，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新中国建立以后任湖南省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积极协助杨树达馆长进行馆务建设，组织馆员抢救图书古籍，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收集撰写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他担任省文史研究馆学习委员会主任，组织馆员们学习文件和政策。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曾写到，“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说明毛泽东对曹典球先生抱有深挚的感情。
《敬呈毛泽东》一诗把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与湖湘文化、船山学说的“星火传播”相联系，比较早地揭示了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渊源关系。毛泽东读后，很欣赏民主人士写的这首诗，与曹典球交谈十分融洽。
曹典球曾在1957年召开的省政协委员会上发言时说：
“国家政治的腐败，都是由于掌握政权的人‘讳疾忌医’，所以往往一病不起，国民党就是这样灭亡的。今日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它有病必治，诚心诚意求良医。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问题，真是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类负责的好办法。我希望党和政府迅速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教育好我们的青年，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他曾多次把诗作和著述赠送毛主席审阅。毛泽东曾在致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特别交待道：
“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亲切接见程潜、唐生智、周世钊、李淑一和曹典球等民主人士，与他们亲切交谈，共进晚餐，合影留念。毛泽东特别提到曹典球的保护开心阁的义举，“听说在1924年，是曹老先生的一股霸蛮的韧劲，才保留了长沙的部分古城墙和天心阁，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尤其要努力去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湖南省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毛泽东回湖南时多次会见他，并互赠诗词，交谊深厚。
1959年冬，毛泽东接见周世钊，问他：“敦元兄（周世钊，字敦元）啊！你现在是一位副省长了，你分管什么工作啊？”周世钊说：“我是分管教育工作。在省政协我是管学委会的工作。因为我是民盟湖南省的主委，所以我还要做民主党派的工作。”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哎呀，你这些工作啊，都很重要，你都要认真做好才是。在你这些工作当中，我看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民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他们都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之师，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啊！”
周世钊回答说：“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我又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啊！”
毛泽东说：“敦元兄，你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来给你当入党介绍人。但是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入党。你放在党外，第一于你的工作方便些，第二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还要大些。你看如何？”
周世钊说：“照主席这么一讲，我就不入党，我就放在党外，做一名共产党的好朋友。”
毛泽东听后，赞同道：“很好、很好、很好！你回去后就大胆地开展你的工作，做好你的教育工作，做好你的政协工作，尤其要努力去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
周世钊于是注意到长沙的各个大学，积极地找大学教授们谈心，做民盟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鼓励他们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教好书，育好人，为国家培养出各级各类有用的人才。
毛泽东写过一首诗《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记述在长沙游湘江之事。1960年代又写过一首不朽诗篇《七律?答友人》。所谓“答友人”，原稿写作“答周世钊”。
周世钊擅长诗词，与毛泽东有不少唱和之作。毛泽东曾书作《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答友人》等诗赠他。毛泽东还应他的请求，题书第一师范校名和“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
毛主席为酬谢湖南几位老友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周谷城等人的盛情厚意，特地赋诗一首《七律?答友人》，诗中借用湘南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描绘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演化成斑竹一枝，红霞万朵，表达了对牺牲烈士和亲人的怀念，抒发了对故乡人民的深挚关怀和对三湘四水的美好祝福。
诗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对于故乡的现实和未来，毛泽东充满了赞美和希望。他接着赋诗祈盼：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七律?答友人》写作情况时说：“大概在某一段时间里，毛主席接到湖南一些友人的书信和诗词，这些书信和诗词反映了湖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辉煌的成就和某些突出的表现，感到衷心的喜悦，因而‘浮想联翩’，想到湖南人民的现在，更想到湖南人民的将来；因而借题发挥，写成这首热情歌颂湖南人民美好的现在和祝愿湖南人民光明的前途的诗篇。”
从诗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即使在祝愿湖南人民(应该说也祝愿全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时，用的也仍然是形象思维方法，写出了“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样既富实感，又富气势，色彩绚丽，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1970年9月中旬在长沙，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周世钊时曾问道：湖南的书记级别干部中，有哪个尚未解放。
周世钊举例说，原省委的统战部长、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尚未解放。
毛泽东问了问此人的情况说：“曹痴其人，我并不认识。可是他叫曹痴，而曹操并不痴。倘若只有这些问题，那是应该解放的。”
曹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长沙市市长、长沙市委书记、省委统战部部长。恢复工作后，曾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文革”后期，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时，每次都请周世钊参加会议。后来一些人问他：“周老，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周世钊总是回答说：“没有。我听毛主席的，不入党，我就做一名共产党的好朋友。”
“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
毛泽东一惯重视统一战线，重视民主党派。就是到了“文革”年代，毛泽东也多次指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71年9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这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在周恩来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统一战线部分时，谈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内容，并专门询问华国锋：“国锋同志，主席跟你们谈话，谈没谈民主党派？”
华国锋回答说：“主席讲到，民主党派没有造反，也没有给他们发指示。总的意思是还要，现在采取一个‘拖’字，等人民代表大会开过后一两年，再挂牌子。”
其实，毛泽东视察南方，在长沙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中，谈了一大段民主党派问题。
毛泽东强调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泽东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他十分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泽东还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带头做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和衷共济，亲密合作，促使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历届湖南省委工作的一个特点、重点和亮点，爱国统一战线在加强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