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解放军一位将军在针对一次军演暴露出的问题时指出：“任何一支军队作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常胜将军不过是相对而言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失败和成功一样，也是经验的积累。”的确，在军事斗争中，应当而且必须重视对败战的研究，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一条有效原则。纵观人民解放军自从创立以来，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在弱小时败战尤多，正是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不断吸取失败过程中血的教训，才一步步走向发展壮大，走向成功。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很快就对其进行总结，并适时地采取措施，进行了战略转移，这是当时得出的最重大最重要的结论，也是挽救中国革命的结论。对秋收起义后的战略退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前有大量的文章进行了论述，本文不作为重点。笔者仅从秋收起义中暴露出来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基础、收编武装、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期从中吸取教训，找出规律。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正是从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得到了教训，并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和纠正，使得井冈山的斗争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进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秋收起义失利暴露出来的问题
（一）部队中党组织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秋收起义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暴动，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没并不是很明晰，部队中虽然建立了党的组织，也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甚至很多官兵并不清楚共产党在部队中的什么地方发挥作用，起义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完备、不健全，导致党组织在起义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正如罗荣桓回忆的那样，“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受中央的委托，和彭公达等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次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二人回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工作。从这时开始，本来离暴动的时间就已经很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迟迟没有成立，前委书记没有确定，起义的党的领导人也就迟迟没有跟部队进行接触，部队中党的组织情况可想而知。
8月12日毛泽东回到湖南。秋收起义的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回忆说：“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是哪天回到长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阳历是8月12日，长沙人们正在祭祖烧包。他到长沙找到我。这个日子没错，我可以负责。”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与代理省委书记易礼容匆匆见了一面，便到长沙县清泰乡调查农民对土地问题的意见去了，并没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暴动的准备工作上面。这个举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省委并没有明确毛泽东具体负责秋收起义的事宜，前委也没有成立。一个星期后（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的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这次会上才讨论了有关秋收暴动的问题，制定了初步的计划。而直到8月30日，湖南省委才最后确定秋收暴动的计划，要毛泽东负责组织前委。这时离起义的预定时间只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毛泽东待会议结束，便星夜离开长沙，具体布置起义的有关工作。
而9月8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由安源往铜鼓途中，又不幸被捕，幸好机智脱险，才于10日到达铜鼓。实际上，9月9日，起义已经爆发。
起义开始前，各路部队并没有整合在一起，除了第三团的官兵外，其他几支部队的官兵都没有见过部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到起义失利后，很多人才在浏阳文家市第一次见到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曾任秋收起义部队第一团班长的杨梅生就是在起义失利后，各路部队齐集文家市时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指挥部和一团在修水，二团在安源，三团在铜鼓。我当时是在修水，担任一个班的班长。但在修水时我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直到8月中秋节过后，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合我才看见他。”
何长工回忆到当时的情况也说：“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到部队来，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体系来的。”
进攻长沙失利后，特别是在文家市决定转兵农村，部队又芦溪受挫，导致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中悲观失望的情绪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其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总结暴动失败的原因时写道：“党的领导机关——省委及县委没有充分了解，就是说对党的政策没有了解，暴动的意识没有在全党党员群众中占一个坚决的中心意识。暴动的意识没有普及到党员群众中去，党的指导机关及党员全体，对暴动缺少一个坚决的心理，没有很坚决地到农民中去执行暴动政策。”
（二）对于群众的发动不够充分
一是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充分地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参与暴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如果没有参与进来，那这场运动或是战争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暴动之前虽然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指出要以各地农会为中心，并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分配。但实际上在起义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起义部队并没有时间来帮助各地施行，导致各地农民没有踊跃地加入到暴动中来，各地农民对起义部队的支持甚至远不如早先对北伐军的支持。任弼时1927年9月27日对中央的报告中就说到：“长沙四郊暴动开始于十日，在万寿乡一带解散团防局四处，在某乡解散团防一处，共获得枪枝八十余杆。湘潭暴动无力量，但杀三五劣绅而已。其他宁乡、常德、岳州、湘南各处及长沙城内均无动静。”“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能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据明翰同志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处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当我军到浏阳召集农民群众会议时没有多少农民参加……据我看来，农民群众没有起来，固然‘马日事变’的打击有影响，但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行军所到之地，没有替农民做一点没收土地、屠杀劣绅的事实。”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认为农民没有发动起来是秋收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湖南党在领导此暴动中，对于农民的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党根本没有注重农民运动，因此各地的暴动起来，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样一次没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暴动，最后的结局归于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是对发动起来的群众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培训。如在长沙县附近，一个村里面的农民夺了敌人300多枝枪，但当地主民团来进攻时，有些农民竟然由于不会使用枪枝，不但没有对敌人形成威胁，反而打死打伤了自己的同伴。
（三）收编部队中的重大失误
秋收起义部队共四个团号称5000余人，其中第四团就是收编过来的邱国轩团，约六七百人。邱国轩团是黔军王天培部。王天培是一员北伐骁将，曾任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统领多路部队。但是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命令他“停止北伐，火速回师讨逆。”并密令他“捕杀军中共党分子。”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两道命令，蒋介石便断了在北伐前线的王天培部的粮草供应，导致王天培惨遭失败，王天培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押，最后于1927年9月2日凌晨在杭州西湖被秘密杀害。王天培被害后，部下也作鸟兽散，邱国轩团流窜到江西修水一带。准备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修水后，曾与邱国轩有过一次交锋，还杀了他一个营长。
起义前夕，师长余洒渡自作主张提出收编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时任副师长的余贲民了解到邱国轩是一个政治土匪，曾在修水一带无恶不作，在当地群众中影响非常恶劣，不同意收编邱国轩的部队。但余洒渡认为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邱国轩团人数众多，一定会成为暴动中一支了不起的力量。考虑到邱国轩的种种劣迹，余贲民劝余洒渡三思而后行，余洒渡坚持己见不听劝告。
邱国轩团被收编过来后，并没有进行政治上的改造，也没有派人到该团做工作，就仓促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结果在起义部队发动进攻时，尝到苦果。
起义爆发后，部队按照师长余洒渡的命令一团居中前进，邱国轩的四团在两翼策应。其实邱国轩答应收编另有所图。他这时摸清了第一团的底细，知道第一团最近筹到许多军饷，一团挑夫的担子里，一只只子弹箱里面装的都是大洋。邱国轩本是土匪出身，视枪支和大洋如生命，于是看准机会派人向钟文璋谎报军情说前边的金屏村发现了敌人，钟文璋没有核实敌情带领一团向前冲锋，正好把挑夫和担子拉在了后头。邱国轩指挥他的四团乘机向挑夫开枪，抢走了所有大洋，并在背后向一团发起猛烈攻击。毫无防备的一团一时腹背受敌，被打得不知所措，当时即有百余人丧生，溃不成军。后来清点部队时发现，一团因此损失了三百多人。如果不是邱国轩背后这一枪，秋收起义部队不致溃败至此，接下来其他的两个团受此影响，进攻受阻，纷纷失利。
事后，何长工感慨地说：“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
（四）仓促上阵，在战术上不能灵活机动
实事求是地说，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不是很充分，甚至起义前四个团都没有集中在一起的一次机会，分驻各地部队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向敌人进攻，没有形成合力。而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它发出的号令竟然在部队中不能得到贯彻执行。潘心源在1929年7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师长余洒度指挥部队的情况时就曾经说：“毛泽东到铜鼓后，便命令他（指余洒度——本文作者注）开往铜鼓，但他没有接受这项命令，便自己开始下令进攻平江。”这种情形，真有点“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在战术上，秋收起义时没有根据敌人兵力的多寡，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敌人，基本上还是采取传统的办法，全面开花，多处点火，与优势的敌人进行硬碰硬，结果几路部队先后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上井冈山途中及上井冈山后毛泽东经过总结教训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由于党的组织在部队中不能发挥正确的、强有力的作用而导致秋收起义严重失利，给了起义部队以极大的教训，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亲眼目睹因此而来的种种弊端。而在接下来部队向农村和山区转移的过程中，许多官兵仍然对革命的性质不清楚、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发生悲观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部队经不起残酷战争的考验、军队中开小差的现象司空见惯……。面对这种情况，当起义部队行至永新三湾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果断对部队下达了就地休整、进行改编的命令。
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支部建在连上”。在此之前，只有团一级的建制中才有党的组织，即团为党的支部单位，而在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一级却没有党的组织，这样势必削弱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能从思想上抓住士兵。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教训，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兼任党的支部书记，专门做党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湾改编后，在军队中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党组织努力在部队中发现政治素质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的普通战士，毛泽东更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在部队中亲自做士兵的工作。这时，经过血与火考验的秋收起义部队中也确实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战斗兵和工农骨干分子，因此毛泽东考虑在普通士兵中发展党员。1927年10月底，三湾改编后首次战士入党仪式在湖南酃县水口的叶家祠堂内举行，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发展了赖毅、刘炎、李垣等六名战士新党员。这次我军历史上最早的基层建党活动，不仅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加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士兵基础，而且为初创时期红军党的建设摸索和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此后，军队中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到1928年冬天，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人数比为一比三，即每四个战士中就有一名党员。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二）大力发动群众
秋收起义部队之所以能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并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与群众对它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而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首先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
吸取了秋收起义中没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广泛支持的教训，在井冈山秋收起义失利之后部队向农村转移途中，工农革命军已经开始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了。井冈山老红军陈士榘上将回忆：“秋收起义后，毛委员带领我们向萍乡、莲花、永新一带转移……同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部队要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毛委员根据群众的反映，每天都和部队讲话，要求沿途写大字标语，大家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当部队到达井冈山时，为了处理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让群众了解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队伍，取得群众的支持，毛泽东于1927年10月24日在荆竹山雷打石向部队颁布了三项纪律，其中有一条规定“不拿农民一个红薯”。在1927年冬天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后，针对部队在茶陵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又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规定部队不但要承担打仗消灭敌人的任务，它还是一个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第二年年初，毛泽东又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队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要求部队官兵在任何一件小事上都要群众利益为上，并且在占领遂川县城之后实行了分兵，目的就是为了发动群众。从此之后，红军每攻克一个地方，都把做群众工作放在首位。
红四军成立以后，把发动群众作为部队一项主要的工作。军队中的宣传机构设置也走向了正规。军、师、团、营、连各级都成立有宣传队，受同级的军、师、团部设置的宣传科的指导，受同级党的前委、军委的宣传科的垂直领导。
1928年6月23日，红四军第一次反“会剿”以龙源口战斗的胜利为标志，取得全面的胜利，之后，有一个暂时相对的战后平静时期。6月25日，毛泽东即在永新县城召开全军连以上干部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研究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第二天，红四军各团分赴安福、莲花、吉安等地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党和红军在湘赣边界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解决了广大的贫苦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从根本上处理好了党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使得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红军，保证了井冈山斗争的顺利进行。1928年7月中旬的永新困敌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其时，红军大队离开井冈山前往湘南，湘赣边界红军兵力空虚，红四军三十一团在永新数万群众的支持下，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将敌11团之众围困在永新城内近附近30里之内达25天之久，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迹。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在向中央报告时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一、地势熟谙；二、敌情较明；三、以逸待劳；四、历次败敌，敌畏我威；五、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分散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六、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敌人则完全反是，地势又不熟，我们的情形他全莫名其妙。又无群众帮助他们，士兵都惧怕我们作战的勇敢，所以我们得以极少的部队与多数倍于我们之敌周旋10余日至20日之久，敌终无奈于我。”
（三）对绿林武装、投诚部队实行团结改造
秋收起义时，邱国轩团从背后打来的黑枪让工农革命军部队一直心有余悸，所以，当部队到达井冈山，面临着井冈山的两支地方武装袁文才和王佐时，一部分人的思想由于惯性思维，陷入了混乱。1927年10月初在宁冈古城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提出用“假途灭虢”的古法，消灭袁王部队，然后在井冈山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
其实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一直在对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一带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对袁文才和王佐两人及其部队，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毛泽东认识到，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的问题，将是能否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关键，也是能否保存这剩下的星星之火的关键。对于带有绿林色彩的部队，慎重对待是对的。如果还是像对待邱国轩部一样把他们不加区别地全盘接收，接收之后又不对其开展工作，那将会对我们自己的部队造成威胁甚至损失。但如果能够牢记教训，采取正确的方法对这部分绿林武装进行团结改造，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的部队，则不但解除了其对我们的威胁，还能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
于是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反复给大家说明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部队的真实性质、成为绿林的根本原因和他们与井冈山当地群众的关系，指出袁王部队在大革命时期受过党的影响，与当地豪绅阶级有着深刻的矛盾，对共产党组织持同情的态度，袁文才还在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部队也曾一度改编成农民自卫军，与邱国轩的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基于这些情况，毛泽东建议对袁王及其部队实行团结教育的办法。最后，通过与会者的认真讨论，会议决定对袁王部队进行团结改造，并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赶到宁冈大仓与袁文才会面，之后又在山上的大井村会见了王佐，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工农革命军正式进驻井冈山后，毛泽东先后派出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何长工、宋任穷、熊寿祺、艾成斌、段辉唐等一批工农革命军军官到袁王部队帮助工作，开展政治和军事训练。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到1928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不久，王佐也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朱毛两军会师后，袁王部队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二十九团，成为井冈山红军的主力团之一。袁王及其部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1928年2月开始，，毛泽东在茅坪宣布了医治白军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新型的俘虏政策，成功地瓦解了敌人，壮大了红军。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此后，敌军带枪投诚到红军部队的不断增多。特别是1928年10月，驻湖南的国民党部队阎仲儒师126人在营长毕占云带领下，11月驻江西国民党部朱耀华师一部在张威带领下，毅然起义参加了红军。
有了邱国轩部的血的教训和成功改造袁王部的经验，红四军对两支投诚过来的国民党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时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受毛泽东委派到毕、张两部进行改造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根据地领导也多次到毕占云和张威部作形势报告。经过多方努力工作，毕占云、张威两部的政治素质得到了改造和提高，并成为红四军的重要武装力量。
对袁王部和毕张部的成功改造，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此后如何对待绿林与投诚部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的经验。
（四）适应当时的形势，提出游击战术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后，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无时不在包围着井冈山，进攻着井冈山。“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与秋收起义时相比，作战的地理环境和敌我力量都发生了显著改变，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如何有效地展开对敌斗争，尽快总结出一套能有效对付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是摆在根据地领导人面前的一道崭新课题。正是在吸取了秋收起义中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无法统一指挥、没有知己知彼等诸多教训，通过与敌人不断的斗争，十六字诀在井冈山逐渐提出并最终形成。
曾先后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谭震林回忆说：“井冈山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险要，群众条件又好，十分有利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在当时粉碎敌人三次围攻的多次战斗中，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
曾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和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回忆说：“在遂川时（1928年1月）就听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游击战争十二字原则了。特别是到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陈正人所说的十二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对敌策略。
进入1928年以后，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敌人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越来越频繁，红军在频繁的战斗中摸索出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找到了对付敌人的战略战术。1928年2月，毛泽东亲自指挥了攻打宁冈新城的战斗，占领宁冈县城，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多次打退湘赣敌军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接连取得黄坳战斗、五斗江战斗、草市坳战斗、七溪岭战斗的胜利，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经过这些大小战斗的实践，红军的游击战术进一步丰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相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在与井冈山的游击战争中，这种战术又在战斗中多次运用，经受了战争的进一步检验，从而成为了指导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信，在信中，毛泽东感慨地总结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略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综上所述，毛泽东等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正是因为对秋收起义中诸多的失利进行了总结，吸取了教训。回顾和纪念八十多年前的秋收起义，我们更应该从当时的失败中去吸取教训，使我们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对秋收起义最好的纪念。毛泽东等人正是从失败中一次次崛起，一次次总结、一次次奋进，在秋收起义的失利中，痛定思痛，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艰难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