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领导发动的反抗屠杀工农的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策划、组织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夺取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翻开厚重的中国革命史，上面清楚的记载着，地处赣西北的铜鼓，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是一块有着光荣历史的老革命根据地。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铜鼓人民的革命火焰从未停息过。受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影响，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从而奠定了铜鼓在湘赣两省的新民主义革命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一、秋收起义的历史背景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全体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就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初，在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1926年初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北伐的建议，获得响应，两党积极为北伐战争准备。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进攻湖南。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不到半年时间，北伐军就消灭了大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

　　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背叛革命。6月19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和合作协议，史称“宁汉合流”。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在全国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发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失利，大革命走向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清楚的认识到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做出了三大决策：发动南昌起义；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组织农民秋收暴动。由此，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创了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二、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1927年8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担任军事指挥机构——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讨论部署了湘赣边农民暴动区域、行动路线、目标等问题，正式将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驻修水，第二团驻安源，第三团驻铜鼓。

　　张家湾会议后，毛泽东即从安源赶赴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统帅机关也跟随转移到铜鼓县城肖家祠。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发动工人、农民开始对长岳和长株铁路和通信设施进行破坏。同日，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第一团；10日，王兴亚等率领第二团；11日，毛泽东、苏先俊等率第三团分别从各自驻地举行起义向预定目标进攻，全面爆发了继南昌起义之后声势浩大的湘赣边秋收起义。

　　三、秋收起义中铜鼓的历史地位

　　铜鼓成为秋收起义的一个重要的指挥和领导巾心，绝非历史偶然。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铜鼓东临宜丰，南接万载，西面与平江、浏阳接壤，北连修水县境，是湘东赣西的咽喉要冲，而且全县85％以上是森林密布的山地，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位置上看，铜鼓正好又位于安源与修水之间，而且离长沙最近，既方便指挥全局，又利于相互联络、洞察军情。其次，铜鼓的革命基础和武装实力雄厚。1925年，一批走出山城接受先进思想的青年回到铜鼓，成立了宜春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铜鼓支部。大革命期间，中共铜鼓支部还组织铜鼓人民成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未赶上南昌起义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根据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安排，以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独立团的名义进驻铜鼓屯兵休整，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招募新兵，进行新兵操练，打击土豪劣绅，到处张贴秋收起义宣传口号。至起义前夕，前委会叉部署从驻修水的警卫团抽调一个营的兵力到铜鼓，与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具武装实力的战斗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i团，全团一千多人，是三路起义部队中的主力。

　　铜鼓是秋收起义重要策源地之一，在秋收起义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1、铜鼓是秋收起义的一个重要军事行动领导和指挥中心。

　　铜鼓的秋收起义第三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的。1927年9月初，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赶到安源张家湾，并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会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赶赴铜鼓领导秋收起义。

　　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陪同下，毛泽东等乔装成安源的采购人员前往铜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为搜捕共产党人，到处加岗设卡，当毛泽东等行至浏阳张坊七溪坳时，不幸被团丁扣留，并要将他们押往张坊团防局，途中，在潘心源的掩护下，毛泽东用一把银元巧施妙计，机智脱险。据考证：脱险处就在铜鼓排埠月形湾。脱险后，在农民陈九兴的帮助下，毛泽东于9月10日安全抵达铜鼓肖家祠的三团团部。

　　到达肖家祠后，以毛泽东为书记，各路军事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在肖家祠内外开展了起义前夕的紧张工作。可见，这次起义的战前总指挥部实际设在肖家祠，前敌委员会总指挥部无疑成为整个起义的最高统帅机构。由此说明，铜鼓是当时秋收起义的一个重要领导和指挥中心。

　　2、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

　　秋收起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秋收起义前的南昌起义，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号，在8月16—8月30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在强调军事对秋收起义重要性的同时，就主张“要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国民党相对抗。”安源军事会议后，何长工、杨立三等便奉命研究设计这面军旗。经反复研究：最终确立军旗样式：红色为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白色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星内镶镰刀斧头，表示工农联盟，旗面靠近旗杆一侧白色布条底，竖写楷体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对于这面旗帜，在毛泽东诗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得到很好的印证。从此，秋收起义就打出了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第一面镶有镰刀斧头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并在他的号召下，团结广大工农兵群众进行长期的武装反抗斗争。

　　3、创建了一支由我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成分复杂，名称番号不一，包括：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湖北通城、崇阳两县农民自卫军，安福、萍乡、莲花、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组成，他们都集结在湘赣边界。

　　1927年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浏工农义勇队在修铜边界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统编为一个师，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部队表面受编于国民党，但受编不受调，保持独立性。驻修水的警卫团为第一团，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分补一、三团。9月初，根据山口会议的调整，伍中豪率领武汉警卫团下面的一个营进入铜鼓。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肖家祠，随即召开排以上全团干部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纲领以及安源军事会议部署。同时，明确宣布撤销“国民党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灰色番号，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此，这支由我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修水、安源、铜鼓走上了解放中国的伟大革命征程，铜鼓见证了这段历史，并作为工农革命军的主要创建地永载史册。

　　4、毛泽东在铜鼓写下了著名的光辉诗篇《西江月•秋收暴动》。

　　9月10日，毛泽东到达三团团部所在地——铜鼓县城肖家祠，这一天正是丁卯中秋，夜月明如水，经历一路坎坷的毛泽东仰望天空、心潮澎湃，借着诗兴，挥墨成辞，写下了他踏上戎马生涯的第一首词：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分上下两阕，上阕表达了工农革命军行动的迅速和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开头两句：“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旗帜鲜明，铿锵有声，为全诗创造了昂扬奋发、气壮山河的氛围。与以往的军事行动不同，这次起义不再借用国民革命旗号，而是第一次坚决、公开地打出工农革命和共产党的旗号，表示它是一支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这两句说队伍走向，突出指挥若定的气概及奋勇前行的气势。下阕追叙起义的原因和不可阻挡的气势，照应了上阕，必然的因果关系显得极有说服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起始两句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的尖锐程度，指出秋收起义的内在原因及动力。“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前句写地主催租索债给农民带来无限的悲愁，于是后句“霹雳一声暴动”便成为必然之势，顺理成章，形象生动，充分显示出起义的正义性，有力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

　　9月11日清晨，在铜鼓县城桥头大沙洲，毛泽东亲自检阅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然后指挥部队向浏阳白沙挺进。这次阅兵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次阅兵。

　　5、创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新兵训练处：武曲宫。

　　1927年8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夕，县城南郊的武曲宫，是秋收起义部队屯兵之地，在此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新兵训练处”。专门训练缺乏军事素质的新兵和军官。这里的两位教官，一位是共和国上将、与刘伯承元帅一道创建我军高等军事学院，并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的陈伯钧将军，另一位是先后任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一营营长、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长，在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张子清烈士。1928年至1930年，红五军军长彭德怀率部队转战铜鼓时，也曾多次驻扎在此。尤其是1929年，红五军自井冈山重返湘鄂赣边区时，军部驻铜鼓奎光书院，以铜鼓为指挥中心，武曲宫更是红五军的屯兵之所。

　　四、秋收起义的革命精神影响深远、永存史册

　　秋收起义后，秋收的革命精神深深的烙入铜鼓人民的心中，铜鼓的共产党人也纷纷转入农村继续领导人民进行反抗斗争。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创立了红五军。随后，红五军转战湘赣边，多次进驻铜鼓，为开辟湘鄂赣根据地和铜鼓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12月，中共铜鼓县委正式成立，下辖七个区委，六十多个支部，两千多名党员。1929年11月，成立铜鼓县苏维埃政府，随后，乡村苏维埃政权争相成立，遍布苏区。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苏区不仅重视武装斗争，同时土地革命也是工农武装割据重要内容。在红军北上后，铜鼓人民谨记党的历史经验，坚持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使秋收起义的革命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秋收起义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在秋收起义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革命精神，是我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承八一精神，下启井冈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