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任弼时有三个绰号： “骆驼”、 “被子” 和“党内的妈妈”。 “骆驼”是忍辱负重的意思，叶剑英曾写道：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而叫“被子”，是因为父亲为人厚道、公道。 “党内的妈妈”，则可以透过下面一则则故事，看到父亲的那种基本素质—— 正直、正派、与人为善。
廖承志说：弼时同志救了我和其他同志
廖承志说：弼时同志救了我和其他同志很小的时候，我记住了家乡一位老婆婆的话： “一个人死后。要让人想着，不要让人讲着。”这里的“想着”是作“想念”讲， 自然是由于死者生前做了有益的事；相反，这里的“讲着”则是“谴责”之意。这句出自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婆婆之口的话，却道出了做人的一种原则内涵。
父亲居然撒过谎。面对第一次见面的廖承志，严严肃肃地撒了个“大谎”，却让廖公一直“想着”。对廖承志．父亲当然很早就知其名，他是国民党革命先驱廖仲恺之子，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但亲眼见到他，却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环境里。
遵义会议以后． 红四方面军中一些反对张国焘的干部战士仍然遭受张国焘的残酷迫害。这时，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都被张国焘分开监禁着参加长征。一天，廖承志被押解着随队伍向炉霍前进，一般同志谁都不敢和他们打招呼．更甭说聊天。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也怕因此而连累其他同志。
就在这种背景下．父亲见到了廖承志。
在草地的一个小山坡上，廖承志远远地看到张国焘正和一个身材中等、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坐在那里谈话。他忖度着，此人可能就是任弼时。一会儿，队伍从他们面前通过。父亲笑着站起来。径直走向廖承志，伸手就握，笑着问：“你就是廖承志吗?我是任弼时。”
廖承志毫无准备，一下子窘得很，不知如何是好。
此刻。张国焘也很惊讶，没料到让父亲遇到被押着长征的廖承志，遂问我父亲：“怎么，你认识他吗?”
父亲笑着说： “老早就认得!”
其实，此前父亲根本就不认识廖承志，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廖承志心如明镜，非常感动．一种温暖油然而生。看到廖承志后边跟着人，父亲心里全明白了。他极为严肃地对张国焘说： “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张国焘不免尴尬地应答着。
张国焘心中有鬼。害怕父亲的义正词严。队伍到了炉霍，不得不恢复了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人的局部自由。
此后．父亲与廖承志也未在一起工作过。十几年过去，父亲撒手人世时，许多战友满怀悲痛之情回忆共同战斗的往事，廖承志写了这一点回忆。他真诚地说： “实际上，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陈郁说：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1938年3月底．父亲到莫斯科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到职后，在政治秘书师哲的协助下严肃认真地清理了王明任职期间留下来的诸多问题。
一天．师哲在清理遗留文件时，发现了王明给予陈郁“最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和陈郁的8次申诉信。
陈郁，党内的同志并不陌生。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活动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香港市委书记兼香港海员工会主席。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于同年6月被送往苏联学习。
在苏联期间．陈郁又同王明持不同意见．屡与王明对立，因此受到王明、康生等人的无情打击。1934年1月。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指定陈郁参加“清党”。在“清党”会上，王明作演讲，说陈郁在莫斯科犯了许多原则性错误．反对领导，非常严重。最后， 王明与康生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陈郁以最严重警告处分，并送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连组织关系介绍信都不给他开具。从此，陈郁改名“彼得”。
1935年，陈郁一再上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提出申诉，都被王明无理扣压．不予理睬。1938年王明回国时也不作任何交代。直到师哲在清理一团乱麻似的档案时。才知道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人中的“彼得”原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
惊讶不已的师哲马上报告了我父亲，父亲十分重视此事，仔细审阅对陈郁的处分决定，认为理由站不住讲 述任弼时全家福。从左至右为任远志、陈琮英、任远芳、任弼时、任远远、任远征脚。随即向共产国际干部处作了汇报。干部处处长马尔特维罗夫也感到异常惊讶，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部长听罢情况，十分生气地说： “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他们处理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己回国去了，却撇下同志不管，似乎对他的存在都忘记了，对他恳切地请求回国参战都不理睬，简直不能容忍!”东方部部长和父亲商议决定，立即召陈郁来莫斯科问明情况。
陈郁接到了署名任弼时的中共代表团通知，明白王明已经回国。高兴极了，连夜乘车赶到莫斯科。
陈郁向父亲倾诉了八九年来的曲折遭遇。父亲安慰他： “你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现在国内形势与你出国时大不同了。我们党成熟了许多。根据地比过去大多了．军队也强大多了。”陈郁激动地要求马上回国参加战斗。由于报批复查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父亲请陈郁暂回拖拉机厂，他负责督促共产国际尽快解决此事。
不久，周恩来到苏联疗伤。父亲又向他作了汇报。两人一起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商议解决陈郁的问题。
终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在审查陈郁的全部材料后。作出了取消“清党”时给陈郁的“最严重警告处分”，并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
1940年3月，陈郁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回到祖国，来到延安。
此后几十年中，陈郁每每说起这件往事，总是要说： “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王首道说：在“左倾'路线形势下，弼时能够挺身解救同志，需要何等的胆识啊！
1931年7月．王首道受中央委派到湘赣苏区工作。湘赣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井冈山就矗立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 又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只隔着一条赣江，是中央根据地的右翼。
湘赣省委成立后。遵照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统一湘赣边区的领导，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拥军爱民工作．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将湘东独立师发展成为红八军，进行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等，通过这些工作和斗争，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但不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下来了，加之“富田事变”的影响，湘赣根据地开展肃反工作，抓了一些所谓AB团分子。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连安源矿工出身的省委常委袁德生、王首道的秘书张槐生以及由王首道经过长期考察提拔起来的一些优秀县委书记也被作为AB团分子抓了起来。这使王首道等产生了怀疑，准备制止，于是派湘赣省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到中央苏区汇报。但刘士杰到中央后却对王首道等进行诬陷。当时以博古为书记的中央，竟轻信刘士杰的一面之词，于1933年2月作出《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给王首道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的帽子，决定改组湘赣省委，撤销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 以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在刘士杰未到职前。由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
两个多月后．中央又派我父亲去湘赣根据地接替陈洪时，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父亲到湘赣时．正值陈洪时、刘士杰一伙对王首道和张启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刘在父亲面前捏造了王首道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主张把他开除出党。但是，父亲没有听信陈洪时和刘士杰的一面之词．一方面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议，象征性地召开对王首道的批斗会：另一方面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父亲认为王首道是位好同志，尽管工作中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湘赣省委几年工作中还是有成绩的，对敌斗争还是英勇的。
王首道被撤职后， 就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王首道手脚都生了疮．又患了疟疾， 骨瘦如柴， 生活很苦，没有人管，思想上也非常苦闷。
父亲听说这一情况．心中十分不安。一天晚上，沉思良久的父亲对母亲说： “琮英啊。首道同志现在处境很难呢，最近又听说他生病了，我很不放心， 明天你带些钱和吃的东西代表我去看看他。”
母亲来到袁州，在一间又破又暗的小屋里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首道同志，弼时同志听说你病得不轻，很不放心，特让我来看看你。”
王首道听见耳边有人声称他“同志”感到很惊奇。几个月来，他已习惯人们管他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革命分子”。可是，今天居然有人叫他“同志”。他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猛然看到是任弼时的夫人，禁不住热泪纵横，一种同志间真挚的关切深深地温暖着身处逆境的王首道。
“琮英啊。如今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呀!弼时同志还让你专程来看我，真怕连累了你们啊!” 说着。王首道的泪水又禁不住淌了下来。
此刻，母亲也很难过。但她不愿让眼泪在正蒙受屈辱的同志面前流下来，笑着宽慰王首道，说： “怕，我就不来了。我们是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本就应该相互关心。更何况你卧病在床了。眼下，你还要放宽心，注意保重身体。日后，咱们还要并肩战斗呢。”说完，母亲把带来的食品和两块银元塞给了他。
不久，王首道病愈，提出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父亲欣然应允。
1944年1O月，在延安总结各根据地的历史问题时。于湘赣座谈会上父亲作了长篇总结发言，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 向王首道致歉。王首道十分感动。这时，他才知道临时中央政治局也曾怀疑父亲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段难忘经历，多少年了，总萦绕在王首道心中。在父亲诞辰75周年的日子里，王首道特赋诗《寄弼时》：
我在湘赣边，心疑左势凌。
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
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
对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
我既调基层，罹疾身削形。
君遣琮英来，探望复叮咛。
关怀与帮助，温暖常心萦。
延安重聚首，情深更固凝。
张启龙说：如果不是弼时同志纠正错误，我哪里还能为党和人民奋斗几十年！
1931年初，中共湖南省委遭敌人破坏。省委常委刘建中脱险到浏阳，和张启龙一起到平江找到在苏维埃工作的省委委员李宗白。为适应紧急形势的需要，他们3人和李梦弼共4个省委委员组成了湖南省委办事处，统一领导湘东特委、原湘鄂特委所辖各县委、省苏维埃党团和十六军党委，并设法向中央请示行动计划。恰在这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龙冈一带活捉了敌总指挥张辉瓒。省委办事处决定派张启龙去中央苏区。
这样，7月间张启龙来到中央苏区。当时我父亲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不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在这里，张启龙与我父亲第一次见面。
中央局听取张启龙汇报后。认为湘鄂赣边区形势比较好．干部比较多，在王首道的提议下，决定派张启龙去湘赣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不久，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赣省军区，委任张启龙为军区总指挥。
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湘赣省也不例外，在组织上也积极执行来自中央局的指示。但是，湘赣根据地毕竟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在边区党组织及军队广大干部中有着很深影响。因而湘赣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在某些问题上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方针、政策表现出消极状态甚至抵触思想。至1933年春，一年半多时间内，湘赣省委统一湘赣边区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发展苏区．壮大红军，取得了不少成绩。可是，这时的中央局却认为湘赣省委是“机会主义”。
此时，湘赣省保卫局代局长谭牛山和永新县保卫局局长因在肃反中做了许多坏事， 已被撤职并逮捕。一天，省委委员、省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向省委负责同志汇报说，他见到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到狱中向谭牛山翻了一下手掌，示意谭翻案。省委轻信了刘士杰的汇报．未加核实，只认为问题很严重，便派刘士杰去中央局汇报。
刘士杰曾在1931年冬的肃反中，用逼供信手段把两批从部队抽调来的素质很好的工人纠察队当做“AB团” 分子处理，为此。省委严厉地批评他。刘士杰心怀不满，利用此次机会．向中央局歪曲汇报了湘赣省委的工作。这恰恰迎合了当时中央局的看法，于是中央局决定改组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并让国家政治保卫局命令湘赣省委逮捕袁德生。
1933年4月，中央局派陈洪时和吴德峰、方维夏来湘赣，由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吴德峰代理保卫局长，方维夏任裁判部部长。
因为张启龙曾向陈洪时说过“中央局对湘赣的情况不了解”，陈就指责他“反对中央”。加上此前张启龙未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袁德生的命令；担任军区总指挥时，在战斗中按照党的政策，有条件地释放了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更因为挨批斗时态度倔强等，便撤销了张启龙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施以残酷斗争。批斗期间，还逮捕了袁德生。
中央局原是任命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的，因湘赣边区干部的坚决反对，便改派我父亲为湘赣省委书记，刘士杰为副书记。
5月，父亲到湘赣时，张启龙已经受到严重处分。但是，父亲对他并未另眼相待，相反备加关怀，并分配他去做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工作。后来，在青黄不接、军粮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父亲在王震的提议下让张启龙发挥优长，做后勤方面工作。
可是，刘士杰却不吭就此罢休，又在《红色湘赣》上发表一篇，把张启龙和王首道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接着把张启龙调回，开除了党籍，还召开“同志审判会”批斗张启龙。随后，把他拘留在省裁判部，派专人看守。刘士杰乘父亲在前方之机，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召开公审大会，以“反革命罪”将张启龙交送保卫局。
公审大会上，由于张启龙坚决反对他们的判决，加之张启龙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刘士杰等毕竟心虚理亏，没敢立即将其逮捕。
第二天早上，甘泗淇骑马到前方部队，向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当即表示不赞同这种做法，随即赶了回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判决，并亲自找张启龙谈话：“把你判交保卫局是错误的。”
由于省裁判部已经召开公审大会，刘士杰又深得中央的信任，加之父亲当时也受“左倾”路线排斥．处境艰难，故不可能完全改变局面。最后，裁判部还是判了张启龙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关进了“劳动感化院”。
当湘赣省政府把张启龙的案子报告中央政府时。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复电表示：“判张启龙一年零两个月徒刑不为轻。”谭余保接电报后，搞不清什么意思就去问我父亲．父亲告诉他：“是说判重了”。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整个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张启龙被关不足2个月。敌人就打到离“劳动感化院”2里远的地方了。在这紧急时刻，父亲没有忘记张启龙，及时查问： “张启龙现在什么地方?”并果断下令释放，调回省委机关。
张启龙回来了，父亲对他说：“现在保卫局的工作很忙，你到保卫局去帮助他们做些工作。”张启龙顾虑地说： “我曾经被判交保卫局，蒙你纠正了这一判决．现在又要我到保卫局工作，我觉得不合适。”父亲也没有坚持．改派他到省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当主任。不久，父亲又诚恳地劝张启龙去保卫局帮助工作，并重申其必要性。
1934年8月．战斗在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突围，开始西征。父亲在王震的支持下，决定让张启龙随军行动。显然，这是父亲有意保护张启龙，否则留在苏区很可能再受陈洪时等人的加害。
长征中，父亲每每遇见张启龙，总要鼓励和安慰他，关心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10月，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印江会合后，决定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张启龙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长．并先后两次担任红六军团的供给部长。
1936年秋，在甘南的徽县、成县一带，父亲主持召开了红二方面军党委会，恢复张启龙的党籍，并决定张启龙担任红六军团的统战部长。
几十年后．张启龙深情地写道：“我经常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拓革命道路时的艰难情景，我们都做过一些错事，遭受过挫折，甚至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经历过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令人痛心的误伤。但是，我们虽经百折而能够不屈不挠．虽有误伤却依然紧密团结，就是因为共同的理想不仅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而且使我们息息相通，结成真挚的同志友谊，我始终对弼时同志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主义者对同志极端负责的高尚品格和风貌!”
刘亚球说： 他信任同志，确是真心信得过你，他对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使我永生不忘
父亲认识刘亚球是在1933年苏区中央局。刘亚球从湘赣根据地到苏区中央局党校学习．是父亲帮他办理的组织关系转移手续。父亲了解到他是个文化不高，但很朴实、不怕牺牲的工人出身的干部。
巧得很。不久父亲受命去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几个月以后。刘亚球学习结束。也回到湘赣边区。
1934年，省军区决定组织一个独立团去井冈山开展斗争。父亲有意让刘亚球任政委。一天，父亲请刘亚球到省委，对他说： “这里要组织一个红五团，张峰是团长，让你去当政委，张平化当政治部主任。”刘亚球一听，有点着急，他觉得自己没文化，理论水平不高，胜任不了，就说： “张峰是个军事干部，他当团长很好，我当政委就不及格，还是让张平化当政委吧!”父亲笑着鼓励道： “你很合适， 你行!” 又说： “张平化从泰和当县委书记撤回来当政治部主任．对你们上井冈山是有利的。他是于都人，搞粮食搞情报，可以给你们搞点补充嘛!” 话很恳切。一番诚意感动了刘亚球，他也就服从了。
刘亚球率团进入井冈山，遇到了重重困难。500多人的队伍最大的问题是没粮食。出发时带了3天的口粮，结果撑了半个多月，把干笋都吃光了；其次是武器装备差，一支枪配2发子弹。一挺机枪才配9O发子弹，土匪凭借碉堡顽抗。就很难歼灭；三是弹药得不到补充。筑工事，没有锄头就用刺刀掘土。就这样坚持了2O多天，后来。敌人来了两个团，打了一天一夜，战士们子弹早已打光，就用石头砸，最后队伍垮下来，损失了100多人。
刘亚球带着剩下的300多人回到省委，准备向父亲和省委汇报。
打了败仗，问题很严重啊。军区先开了个会，父亲因故未能到会。整整一天，激烈的批评铺天盖地。最后，有的人主张杀头!气氛十分紧张。刘亚球是个性格直爽的人，打了败仗，很感愧疚，心想：要枪毙，拉出去就是了!会后，他把情况向父亲作了汇报。
父亲当时没说什么。只是把参加会议的几个人又召集在一起。刘亚球也来了，一见面父亲就说： “亚球同志，你辛苦了，打了个败仗啊!”一句寒暄的话，使气氛缓和下来。接着父亲详细分析了打败仗的原因，他说： “一是敌强我弱．二比一；二是弹药缺乏，又没粮食，弹尽粮绝也是一个很不利条件。这些问题你们要考虑考虑啊!”父亲这样一说，大家都冷静下来。自然也就不再提什么枪毙不枪毙的话，父亲就宣布散会，休息。
过了两天，父亲又喊刘亚球到他那里，说：“带队伍整训一段，补充到十七师去。”刘亚球欣然接受了任务。父亲又说：“你莫开小差吆．交了队伍，还要回来吆!”仅仅一句诙谐的叮嘱，让刘亚球感到无比温暖。多年后提起往事，他总是说，那种被信任的感觉真是刻骨铭心，很激励人的！
后来，红军撤离湘赣根据地西征，在湘赣川黔建立根据地，在塔卧，父亲又根据刘亚球文化不高。但革命要求迫切的特点。调他来政治部宣传队工作。永顺县解放了，又派刘亚球去任县委书记，要他建几个点，铺开工作，成立独立营，半年之后，就发展到二三百人。不久，又调刘亚球到大庸任中心县委书记。
这样。一直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父亲离开第二方面军．刘亚球一直在父亲的领导下，并在此后逐渐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
江文说：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被当“逃兵'处理了
1993年初秋，时任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江文来看望我的母亲。之前我只知道他们是老战友，江文又是父亲的老部下．却不曾深知这之中的许多细节。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中， 敌人以6个师4万多人的兵力．分成4路向湘赣边区压来，妄图决战剿灭红十八师。当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时．湘赣省委和军区紧急从城内撤离。事先没来得及通知位于城西3里地的无线电中队。当时，江文任无线电中队政委．当得知军区紧急撤退的消息时，恰巧，中队长阎知非理发去了。于是。江文当机立断，就带领大家撤收天线，携电台与训练班人员突围向城北紧急撤退。急行军约30公里，天已黄昏只好宿营，一方面与地方赤卫队配合加强警戒。一方面派人寻找军区。第二天，又走了一天才找到军区，与领导机关会合。
这本是战争期间紧急情况下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在“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下，被演绎成“江文动摇想逃跑”， 向保卫局告了黑状，准备逮捕和审判。情况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很生气，对保卫局负责人说： “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带着人员和电台突围，也不会再来找我们!先观察一段时间，这件事我来处理！”
父亲之所以做出以上分析和判断，是出于对江文的了解。
1931年．我父亲到苏区中央局任组织部长时就认识了江文。当时， 江文在总前委秘书处(后改为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主要为中央局收发保管文件。凡是组织工作方面的文件。包括中央自上海派来苏区工作的干部介绍信等都要送给他保管。这样的工作关系使他们熟识．有着白区秘密工作经验的父亲成为江文的老师。
当时从敌人白色恐怖下去往苏区的同志，大多数要化装后绕道香港。再经福建进入苏区。一路上敌人设有层层关卡。我们的同志身上不能带只字片纸．文件和介绍信用化学药水写在白色的衣袖、裤腿或手帕上．收到后再用化学药水浸刷，使文字显露出来。最初这些工作对江文而言是很生疏的。父亲就亲手教他药水的配制及浸刷方法。因此，在江文心目中，我的父亲既是他的上级，又是他的良师，而父亲也认为江文好学，工作认真。
一年后．江文奉调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随朱德、周恩来赴前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初，反围剿胜利结束，他回到瑞金。5月，中央决定派父亲到湘赣省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并命江文带一部电台随行。江文的任务是保障父亲在途中与中央及湘赣省的联络。
他们从瑞金出发进入游击区．在地下交通的带领下跋山涉水．五六百里路，走了10多天。最危险的是行至赣江边，敌人封锁严密。白天不能渡江。夜晚，几个人乘坐小船偷渡，幸喜成功。这一路，江文始终紧跟父亲，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基于这些历史情况。父亲不相信江文会当逃兵。他找到江文，说：“有人反映你不可靠。我当然了解你，但要处理好。你回中队召集大家开个全体会，公开声明，因有人怀疑你，你已向我辞去中队政委职务，去小电台当队长，欢迎同志们监督考察。自己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的信任。”
本来很气愤又很害怕的江文，一下子明白如此安排正是对他采取的保护措施。回去后就按父亲的指示办了。果然，保卫局没有追究。父亲又灵活保护了一位同志。
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达湘赣边境时，父亲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政委。算来，距江文去职仅3个月。
从此，江文又随父亲长征，尽心竭力做好通讯联络工作，特别是与中央的联络。长征结束，无线电通讯队伍按系统集中。从此．父亲与江文再也没有在一起战斗过。但几十年来这历史 幕，却无法走出江文的记忆。
毛少先说：你才是我们受迫害同志的救命恩人！
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是无法走进炮火中战友间那种信任、牺牲境界的，而父亲这一代人大体都有此种经历。
父亲与毛少先相识时，是中央代表，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毛少先则是“左倾” 路线推行者心目中被监视的对象，在担架队当担架员。
1932年，毛少先正在红二十军当连长。一次在河西教导队．辅导一位刚参加红军的农民赤卫队长学步枪分解组合。由于新战士第一次摆弄枪支，很不熟悉，加上这步枪又是一条从土豪那里缴获的老掉牙的汉阳造，结果一不小心弄坏了撞针，毛少先和那名新战士都被当做“AB团” 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实在找不出其他问题，两个月后人虽然被释放出来，但仍处于被监视的地位。连长自然早就不让当了，连战斗部队都不让沾边了．被派到伙房劈柴担水、背锅扛粮。毛少先心中自有一股难言的委屈．只得将愤懑连同希冀一起贯注在无休止的劳动中。很多同志都想不通。这么一位为党和人民舍得流血淌汗的人会是反革命?五十二团政委方日明为了保护毛少先，就在自己负伤时，让毛少先给他抬担架。
第二年5月，父亲来到湘赣边区，和省委一些同志很快制止了“左倾”分子滥抓、滥杀“AB团”的行为．挽救了部分同志的生命。毛少先尽管还在担架队，但处境好多了。特别是西征开始不久，父亲发高烧打摆子，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征战。这时，组织上派毛少先给父亲抬担架。
在父亲身边，毛少先再也看不到怀疑与监视的目光，而代之以同志的关怀。当时，给养匮乏。每每搞到一点好东西给父亲吃时，父亲顶多尝尝，就分给担架队员吃，还不无诙谐地说： “我是坐担架的，你们是抬担架的，我吃了增加大家负担，你们吃了脚下生风，好前进嘛!” 为了减轻担架员的疲劳，父亲每天只在担架上躺三四小时，其余时间坚持骑骡子。上山时，坚持扶着手杖自己走。
本来一心想借抬担架的机会，向父亲申诉冤屈的毛少先，看到父亲这种精神，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宁愿自己忍受委屈也不给领导添麻烦。看到父亲在担架上仍不停地看文件、看地图，一张拾来的报纸也要仔细研究，而身体却每况愈下，不足30岁已格外苍老，毛少先爱莫能助，只好把全部精力放在抬好担架上。爬山下坡，踩石趟河，把紧担架，走稳脚步。他个子矮，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矮子”，为此，爬坡时，他主动换到前面；下山时，他又挪到后头。作为老担架队员，他还把抬担架行军的经验编成顺口溜，如“平地走路，勤脚碎步”、 “夜晚行军，低头看路，黑泥白水。麻糊糊的是路”等，教给新担架员。
然而，他没料到父亲早已知道了他的情况。一次宿营，父亲特意找来毛少先，和蔼地说：“矮子同志，错误的路线给我们一些同志个人造成了灾难和损失，可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更大。我们万不能为此而消沉，那么多同志鲜血和生命的付出不应更加激起我们坚忍地革命吗?”父亲深刻而明晰的话语，使毛少先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如何对待失败与挫折、委屈与不幸。
不久，部队在贵州省石阡与强敌遭遇，周围同志都去参加战斗．父亲身边只剩下侦查团政委王赤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余秋里及我母亲等七八人，担架员只剩下毛少先一人。当时父亲病重不能自己行走，大家都为父亲的安全捏一把汗。父亲却镇定地说：“不要慌乱，翻过山头，那里就是大后方了，贺龙同志的部队就在那边!”余秋里立即布置任务：“矮子。背政委上山!”话音未落，毛少先容不得父亲推却，背起父亲就跑。余秋里在后面掩护。终于到了安全地带，毛少先放下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父亲心疼而又感激地拍着毛少先的肩膀说：“谢谢你，好险啦，是矮子同志救了我的命啊!”
不久，父亲与贺龙所部会师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大庸县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父亲在讲话中专门讲了毛少先的事情，表扬他对党坚定不移，革命到底。
从此，毛少先回到战斗连队。得到了一把大刀，又有了持武器的权利．这对一个战士来说是和生命一样重要的。半个多世纪以后，他还说：我认为这把大刀标志着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赖与期望，更凝结着我和弼时同志不同寻常的战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