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描述，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对不断赓续的历史现象的描述中，深入堂奥，阐明历史的规律，使历世者与阅世者达成高层次的认识；二是在对历史作一定理论把握的基础上，重点评论一些活跃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人物及其作为，鼓舞后世。前者以理论深度见长，后者以显示功德取胜。回顾历史新时期湖南十五年的文学成就，我以为宜用后一种形式。
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革故鼎新，我们的国家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到处是生气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当然，其中也伴随着文明同愚昧、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历史的行进中，湖南的作家充当了“同时代人的秘书”，我们的诗人充当了时代的歌手，大家锦心绣口，引吭高歌，高扬时代的主旋律，呼喊出入民的心声，辉煌了当代中国文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文章兴三代，辉煌十五年。十五年来，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柯蓝、彭燕郊、胡代炜等老一辈作家不废江河；未央、任光椿、谢璞、周健明、叶蔚林、萧育轩、孙健忠、谭谈、古华、莫应丰、张扬、水运宪、鲁之洛、张步真、罗石贤、李自由、谭士珍、唐浩明、汪承栋、于沙、石太瑞、崔合美、樊篱、李元洛、胡光凡、马焯荣、凌宇等大批中老年作家、评论家腾蛟起凤；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聂鑫森、萧建国、刘舰平、残雪、叶梦、贺晓彤、骆晓戈等青年作家俊彩星驰；陶少鸿、匡国泰、翁新华、银云、刘春来、王开林、彭东明、刘鸿伏、萧元等文学新秀才华初露。湖南省广大作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深入生活，多方探索，共同创造了湖南文学陡然崛起、八音繁复的新局面。据省第四、五两次作代会工作报告的统计，现将我省出版与发表的文学作品数量分段分项表列如下：
由此可见，历史新时期以来的十五年，的确是湖南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湖南作家最为风光和兴旺的时期。现以8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略加论列。
一
中国革命的航船一经驶入新的河道，作家们一齐把眼光从因循、封闭的昔日，投向改革开放的新天地。他们的创作应合了中国历史的潮流，而历史的洪流又把湖南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推向中国文坛的显著位置上。湖南作家迅速崛起，人们称之为“文学湘军”。
最早为国人注目而引起全国性轰动效应的，是凭借丰富的生活积累、冒死犯难率先写作和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文革中地下传抄、79年初出版的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勇闯重重禁区，描写了以丁洁琼为代表的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建国后三十年间的遭际和命运，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气势雄伟而又款款深情，极大地满足了人民多年来精神文化的饥渴。此书给作者带来的死而复生的经历，滋养了他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从此，他的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莫应丰也是从对现状的叛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闯入文坛的。他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于76年夏在文家市秘密完成初稿。作品通过空军第四兵团高中级军官在66年冬至68年冬的际遇的描写，从一个侧面绘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画卷，批判了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罪行，喊出了人民心中的判词。思想尖锐，文笔犀利、语言泼辣、气魄不凡。
紧接着，古华跃然而起，他的小说主题严峻，意蕴深含，语言柔绵，尤其善于表现人的情感世界。他的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以盘青青的感情为纽结，表现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传扬了对人类文明的呼唤。长篇小说《芙蓉镇》，寓社会风云于风俗民情，唱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塑造了王秋赦等性格鲜活的典型形象，概括了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近二十年的历史变化。
任光椿以历史题材小说崛起于文坛。作为诗、文、画、译皆能的多面手，他的历史题材小说厚积而薄发。他对历史有广泛的兴趣，写的却只是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二十余年中的大事件。他的《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戊戌喋血记》，抓住时代的根本矛盾冲突的历史走向，并以史胆史识的观照，高度概括和形象地再现了那不平常的历史年代。人物众多，形象鲜明，画面广阔，百态纷呈，具有时代的宏阔感与历史的纵深感。乃我国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重头之作。
充分显示我省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实绩和群体风格的是中短篇小说。其创作高潮几乎是七、八年不衰，且以后仍持续发展。
老作家周立波的《湘江一夜》，最早把领袖毛泽东的形象还原为普通人的形象，成为我省勇闯禁区的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带头作品。
叶蔚林虽已调离湖南，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湖南文坛争得的荣誉。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以自然河流映衬社会河流，表现了极左思潮与社会小人在文革中的为非作歹，塑造了行为粗野、内心极为善良的盘老五的形象。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中的盘金贵，既是一个红色封皮包装了的卑下小人，又是一个真诚地把砒霜当良药的愚昧无知者。这两个作品，充分展现了叶蔚林善于从表层性格与深层内质的差异中刻划人物的艺术特长。
内容厚实、思想尖锐，创新意识强，是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的基本特点。孙健忠通过对临近两个土家山寨的领头人所作所为的对比描写，把向塔山一类政治骗子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孙健忠善于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开掘人物的情感世界，并以此负载起显示时代变迁的重任。长篇小说《醉乡》以矮子贵二的兴旺史，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的精神与经济的双重解放，昭示出中国农村的希望和前途。在清新的乡土气息中融注着土家族人富有诗意的生活情调，表现出刚毅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透露出历史政治的风云和时代变革的新气息。
水运宪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催发了他的改革意识和参与意识。中篇小说《祸起萧墙》在时代的大视野中捕捉住电力改革这一社会焦点问题，塑造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改革家傅连山的形象。关注国家政治与经济命运，是作品的基调，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部切入改革，是小说的取材技巧，批判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封建残余，推进改革的行进，是小说的主旨所在。作品细密开阔，气势充盈，识见不凡，在全国尤其在水电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与农民、矿工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谭谈，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劳动者的质朴与机智。坚持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从爱情与婚姻的矛盾中抒写男女间感情的猛烈撞击，发掘人性人情中的美质美德，是他小说的基本特点。中篇小说《山道弯弯》以金竹与二猛之间的感情发展为线索，逐步展示出入物的命运、情感与精神，层层深入地揭示了金竹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女性善良、勤劳、忠厚、奉献的传统美德。作品从矿工常见的日常细事与生活变故中着笔，情节发展自然，结构完整圆润。二猛那男子汉的粗心与憨厚，与金竹那女性的温柔与体贴相映成趣，作品在深深的情感漩涡中透出一种动人的情趣与凄清的美。
韩少功的小说贯穿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严肃的社会主题。激发他创造灵感的，是对极左路线的痛恨，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对社会良知的呼唤。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从一个热情正直的知青的视角写一个农场从成立到解散的全过程，透过场长张种田的愚钝、落后和无知，我们看到了极“左”思潮对人的灵魂的蚀损与扭曲。《飞过蓝天》以写实手法写人，以象征手法写鸽子，交替进行，歌颂那种不畏艰难、至死不渝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语言幽默而茹涵哲理，通体象征的手法潜藏了他日后艺术新变的因子。
从散文起步的蔡测海，他85年以前的中短篇小说融进了诗与散文的艺术技巧。淡化了情节与大幅度跳跃使他《远去的伐木声》单纯、清新、具有诗的情致与意境。古木河边老桂木匠的女儿阳春离家出走的故事，表现了土家族人民冲破禁锢，寻求开放的内心冲动与历史要求。作品虽未正面描写改革，但一字一句都是对山乡改革浪潮的渴望与呼唤。以情连事，借物抒情，含蓄蕴藉，让人咀嚼湘西山区泥土芬芳之外的韵味。
从山地走向湖泽的彭见明，他的短篇小说，得山川之灵气，注重天然本色，具有一种单纯美。短篇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写一位乡邮员老去之后，神圣的事业不能不让位给顶替的儿子；在他告别事业的最后一趟行程里，对山、对山里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无限依恋。作品写的虽是凡人小事，但却倾注了作家全部的感情，通过对自然环境和人物情感世界的细致描写，深入开掘了故乡山地的自然美、人情美。作品给人领域独特、灵气扑面、别有洞天之感。
歌颂生命的崇高与力量，是刘舰平小说的总题旨。《船过青浪滩》将主人公滩姐置于大自然破坏力量的狰狞之中，通过人与自然的搏斗，表现人的伟大与刚强，歌颂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通过人与人的由不和谐到和谐的关系转换，肯定了健康的人性与纯洁的品性。作品中的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哲学意识融为一体，情节紧凑、气氛紧张，意旨明朗而深刻。
何立伟常常把短篇小说当作诗来抒写，唐风宋韵般的语言使他的小说更带上诗的色彩。《白色鸟》正面描写酷夏沙滩上戏耍的黑白二少年在天籁美景中自由自在地作着自己的梦，追逐生活的美，但旨归却在对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否定。作品举重若轻，空灵、含蓄而淡雅，画面动静相宜，色彩感觉至佳，犹如一幅意蕴深含的淡淡的水墨画。
湖南的儿童文学创作亦不可小觑。儿童小说却能反映社会真相，且篇幅长达30万字，又深受小读者欢迎的萧育轩的《乱世少年》，不能不说是儿童文学中的鸿篇巨制。作品以14岁的马强为主角，通过他的经历，再现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面影。时代背景广阔，生活舞台宏大，人物关系复杂，有丰富的生活容量。情节曲折紧张，环环相扣，高潮突起，悬念不断，很能抓住小读者的心。儿童心理刻划和儿童口吻的语言使该作始终保持了儿童文学质的特点。
新时期伊始湖南文学崛起于中国文坛主要是小说但不仅仅是小说，还有另一种文学形式，那就是诗歌。“文锋未钝老犹争”，50年代初驰名的诗人未央，1980年发表了《假如我重活一次》的著名诗篇。诗作借“一位老者在弥留之际的思绪”，自我审视，象修订一本书那样，把自己的一生修订一番。表面上写一位领导干部的自我反省，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政党、国家历史的重新审视批判。诗中主人公弥留之际的悔悟，实则是诗人自身正直、善良、高洁心灵光华的投影。全诗寓大于小，寓深于浅，——大巧之朴，是本诗的特点，也是未央新时期以来诗歌的特点。
颂歌向着北京吹的苗族歌手石太瑞，历史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对本民族人民的优秀品质和民族精神作了深入的开掘与深情的赞美。《鹰之歌》写鹰的生命的最后一搏，实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歌颂。叙事长诗《竹哨》写一个苗族少年与敌人巧妙斗争的故事，但故事仅仅是框架，内质则是歌颂苗族人民纯朴、真诚的心灵和勇敢的品质。石太瑞的叙事长诗，有情节，可读；节奏感强，可诵，思想内涵深，引人思索。
翟禹钟、何立庠、江立人的《彭大将军回故乡》，几乎是以记实的笔调记录了彭德怀元帅回到故乡，为人民鼓与呼的事迹，歌颂了老革命家实事求是的优秀作风，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评论与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二者互相借重，共同促进。新时期以来湖南的文学评论，不再只是文艺思想斗争的工具，而是深入分析作品思想艺术的解剖刀，是探索作家创作道路及其得失的探照灯。以中国当代诗歌为研究对象的《李元洛文学评论选》就是一部这样的著作。这部书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套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中的一部。眼界开阔，析理深刻，旁证博引，融汇古今，文采斐然。既有一个个理论命题的探讨，又把许多精辟的见解融入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之中。理论的独创性与评判的科学性和现实的针对性结合紧密，显示了湖南文学评论的实绩和水平。
胡光凡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绩显著。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烂漫山花》，是80年代初湖南文学评论的优秀成果。文章通过对周立波农村题材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品评探究，提出并论述了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中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对当代农村题材创作，颇有意义。
时代造就作家也检验了作家，现实给文学以压力也给文学以动力。自一九八五年以来，我省广大作家，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多方探索，稳步发展，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文学创作成果累累，呈现出五彩缤纷、稳步前进的基本态势，以下分类予以评说。
（一）小说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因叙事的自由和铺陈的从容，在楔入社会人生方面，小说具有其它文学形式无法取代的优势。中短篇小说的率先崛起，显示出新时期文学的实绩。而以“湘军”称誉中国文坛的湖南作家群及其创作，也首先以中短篇小说的优势为其标识。第四次作代会后，我省中短篇小说仍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在拓展生活视野、表观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全景式展示人生景观方面，长篇小说具有中短篇小说难以企及的长处。我省长篇小说的发展又以乡土题材、改革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为重头。
湖南当代作家特别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笔底常奏出时代的主旋律，标志之一是，改革题材作品不断向深层掘进。谭谈的《桥》，紧贴时代现实生活，将笔墨从正面突入地级市上层权力斗争的中心，努力寻找改革的支点，反映了作者对改革的渴求和隐忧。作品社会网络纵横交错，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朴素中含理性，流畅中有情趣。鲁之洛的《你别想安宁》，围绕改革中副市长的人选问题，极力表现体制改革之艰难，笔墨集中，描写细腻，亲切中见沉思。周健明的《柳林前传》最早反映农村经济改革，其后的柳林系列小说，以冷静的笔墨和客观的描写表现农村经济改革既十分必要又非一帆风顺，娓娓叙来，朴实自然，颇具历史感。水运宪的《雷暴》以城市蔬菜行业的经营活动为描写的重心，呼唤商业的体制改革和经营方式的更新，体现了作家关注国计民生的拳拳之心，作品既有他往日的开阔与粗放，又有后来的细腻。
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一直是湖南小说的优势所在。湘楚之地厚积的来源古老的地域文化及其现代流变，给湖南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现代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的搏击而导演的人生悲喜剧，则是湖南乡土题材长篇小说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肖建国的《血坳》，紧贴湘南故土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乡民，展示了新形势下的乡民心理震荡乃至肉体的残酷角逐，对农民文化进行了较深刻的解剖和反省，描写率真，结构新颖，清新中藏厚实，素朴中含深沉。孙健忠的《死街》，以本土生活为其根基，以现实主义为其艺术精神，借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少数民族神话等各种表达技巧，艺术密度高，思想厚重，开掘深入，显示了开放、兼容的文学气派。彭见明的《大泽》，着重写农民求生存的外部斗争与内部生活方式，尽力概括中国农民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生存困难和精神特征，描写细致逼真，结构大开大合，于雄浑的气势中透出南国水域美的情调和韵致。谢璞的《海哥与狐狸精》以海哥与草香的爱情为线索，批判了文革前“左”的倾向和文革中对人性的摧残，肯定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的命运的转机。作品的批判性指向和疗救意识，使作家的创作风格由充满诗意的抒情转向锐利的指斥。
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新时期长篇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近现代湖南名家辈出的历史为湖南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先天的条件。而开湖南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之先河的是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他的《五??四洪波曲》是其后的系列性作品之一。作家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着力于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注重写历史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走向，主体意识鲜明，颇具史识；作品史料翔实，细节生动，高屋建瓴，具有穿透历史的纵深感。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紧扣主人公灵魂深处感情与理智、政治与伦理、守旧与维新、慈悲与凶残，清高与野心，阶级利益与家族利益等种种矛盾，塑造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性格，显示出作者的艺术胆识。黄鹤逸的《傀儡梦》，结构宏大、场面生动，用力写活一个反派人物，也是我省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出色成果。
除上述三类长篇小说之外，以专写高知题材著名的张扬，其《金箔》以宏大的篇幅表现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贯串起中国革命数十年的历程。题材新颖、独特，结构宏伟，知识性强，充满作家这一创作主体的勇气、智慧与良知。柳柄仁《航天英雄传》也是写解放军的火箭部队的生活与工作，主题鲜明，生活的实感强烈。写人的异化的残雪，是从现实走向超现实的，少小时期严酷生活的冲击与心理压抑使她确立起自己的叙事方式：以超现实的臆想和幻觉来叙述经过感觉过滤了的梦魇般的生活碎片，她的《突围表演》具有一种内在的诚恳与真实。
此外，潘吉光的《黑色家族》、罗石贤的《荒凉河谷》、谭士珍、孟范连的《太行儿女》、谭元亨的《我的神女》、杨克祥的《十二生肖奏鸣曲》、翁新华的《蓝太阳》、屈国新的《夕阳黑田铺》、少鸿的《男人的欲望》、聂鑫森的《夫人党》、彭铁森的《九女梦》、吴飞舸的《泪土》、岳立功的《黑营盘》、曾长青的《血舟》、林家品的《热雪》、龙楠林的《畸人传》等，都是较优秀的长篇小说。
被别林斯基称为“生活这部大书中撕下的一页”的中篇小说，在新时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孙健忠的中篇系列《倾斜的湘西》以其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浓重的文化意蕴，使作品获得一种理性的厚重和感情的深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以神话的形式写湘楚文化的远古遗存和民族的思维劣势，在中国文坛引起很大的反响，带动了后来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蔡测海1986年以来视小说艺术为世俗生活之外的精神栖息之地。《楚傩巴猜想》将神秘兮兮的环境，零零碎碎的细节，断断续续的情节，扑朔迷离的人物经历，伴和着诗情与哲理，连骨带肉地捧给读者。刘健安的《艰难采访》正续篇反映了中国改革的艰难，纪实的手法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何顿的《生活无罪》，在对市民生活和混乱无序的现实的陈述中闪耀着理性的光彩。翁新华的《再生屋》写人性中的善恶交叉对转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持续与变异，内涵丰厚。贺慈航的《寨王之死》以一个队干部的作为，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含义深刻。此外，莫应丰的《黑洞》、彭东明的《故乡》、盲人作家聂建长的《复仇的野人》、姜贻斌的《窑祭》、龚笃清的《色癫》等均在全国产生了反响。
短篇小说是小说艺术的瑰宝，以其凝炼的长处深受读者欢迎。我省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写家。何立伟笔下的乡村和小镇淡雅而美丽，在84年的《白色鸟》之后，他总是带着诗的思维进入短篇小说天地，作品不重情节、人物，只重那么一股情绪，一种淡淡的水墨意境，具有晚唐绝句的韵味。聂鑫森极其讲究小说的构思，谙热以虚写实的技法，常以写诗的方式写小说，文笔朴素淡雅，韵味绵长，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和风貌。朱力士的短篇小说别具一格——幽默。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构思巧妙，无论美与刺，皆于不经意的喜怒笑骂或自由谈吐中显示出来。潘吉光的《古槽门》构思新颖，以典型化的情节将反封建的严肃主题表达得鲜明、深刻。姜贻斌的《窑山风情录》系列短篇，以澄明的心境写一个个小人物卑微的生存、无赖的智慧，描写细腻，凄惶动人，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纯净度，映照了一个动乱的年代。刘春来的“铜鼓冲”系列，生活气息和文化意蕴浓郁，辞采亦佳。叶蔚林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题材独特，主题深刻，张步真写毛泽东的《桑梓地》系列，生动真切，反响很大。李一安的《舞台》，用一个编辑的眼光看家乡人事，地方特色浓。此外，胡英、李慕贤、李自由、刘舰平、叶之蓁、徐晓鹤、晓宫、钟铁夫、张新奇、蒋子丹、王平、王静怡、王农鸣、张小牛、刘朝阳、朱赫、郑柯等的短篇也相当出色，充分发挥了短篇小说以小见大，凝炼集中的艺术特长。把短篇小说的短推向极至，便是小小说。湖南小小说作家不少，代表是邓开善。他的作品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好评。
（二）诗歌在低潮中扬起新声
重在抒写心灵的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需要高层次的精神滋养。85年以来，虽然全国诗歌沉落，湖南新老诗人们不断扬起新声，使屈子行吟过的满湘仍燃绕一脉诗香。
老诗人宝刀不老。彭燕郊近年来频频推出《混沌初开》等新作，题材广泛，含意深远。他在艺术上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手法，显示了艺术视野的宏阔。汪承栋带着雪域佛地的丰富诗篇回湘定居后，又创作了反映家乡人民新生活的大批诗作。于沙的诗善于从生活中提取鲜活的形象，创造出新奇深邃的意境，语言含蓄，诗情涌动，充满生活情趣和青春的气息。朱健近年来虽多写古典名著的评论文章，但仍时有诗作问世，他的诗仍然保留了过去“七月诗派”的浪漫主义色调。弘征的诗与诗论齐头并进，讲究炼字、炼意和蓄气，实而不露，用“晦”而明，字里行间常透出一股气势。他的《〈诗品〉今译.简析.附例》鉴古知今，结合当代诗歌创作，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骆之《美丽的木塔花》重在描写西部边塞风情，格调明朗，篇幅短小而韵味悠长。饮可的诗以古典诗词为其功底，《无花果》等作品精粹深沉，融进了对人生的思索。彭浩荡、聂沛的诗气势雄浑，音调锵铿，前者还有“行吟诗人”之称。石太瑞的家乡流行吹木叶，人们称他为“木叶诗人”，可见其诗的乡土特色之浓。他近年推出的《恋歌四重唱》、《黎明鸟》，既保持了昔日清新、明朗、豪放的诗风，又有新的变化；昔日的明朗转入今日的含蓄，激情进发转入意理追求，豪放的直抒借助哲学思辨变得诗意凝重。
匡国泰的诗歌来自湘中泥土的深层，他的《鸟巢下的风景》以微带忧郁的情调“诉说着农家生活的简朴”，用现代文明比照出农村的古老、单纯和沉重，用平和、冲淡、宽厚的态度表现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美，构思的精巧和意象的新创使他的诗厚重而又空灵。诗与散文双管齐下的骆晓戈善于创造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气氛，她的作品具有女性的轻柔细腻，委婉深情。刘犁的田园诗，对童年、对故乡的深深的眷恋和痛惜，让人感到一种揪心般的沉重。从山乡或水泽走出来的谭仲池、杨孟芳、谢午恒、郭辉、熊育群，笔精墨简，慧眼巧思，葱笼的诗意中含着凝重。从洞庭水系中掬一把诗情的刘丽萍，灵巧的抒发把诗的意境推向悠远；在活跃于全国七八个省份的新乡土诗运动中，湖南的新乡土诗人最为引人瞩目。江堤、陈惠芳、彭国梁等的“新乡土诗”，通过风俗风情的咏唱把田园生活、时代风云和历史文化意识凝聚到一起，构成清新、隽永的诗篇。此外，李昆纯、杨里昂、郑玲、田章夫、罗子英、龚湘海、刘剑桦、钟毅岗、周晓萍、廖志理、胡拥军、成明进等都是湖南诗坛的知名歌手。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我省一些著名学者、革命老干部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旧体诗词。主要代表有：姜书阁、羊春秋、刘正、杨第甫、黄道奇、杨汇泉、龙再宇、胡遐之、田翠竹、李曙初、刘人寿、熊楚剑、肖志彻、宋槐芳、王巨农等。他们既有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奉献的旧体诗词，思想开放，内容充实，格调高昂，气势纵横，为湖南诗坛增添光彩。此外，散文诗有新的发展。刘定中、邹岳汉、高立等的作品精炼而舒展，平中有奇、朴中见巧，颇受欢迎。
（三）散文创作异军突起
新时期开始的十年，较之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几乎处于陪衬的地位。从局部与创作个体看，湖南的散文虽不乏佳作，其整体成绩远不理想。然而，近几年来，当小说相对退潮之际，湖南的散文创作却日趋兴盛，大有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之势。从一般的褒贬人事朝主体抒情风格的确立转变，艺术个性的强化与张扬正成为湖南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
在湖南数十名知名散文家中，崔合美写诗兼写散文，他的《翠湖鸥影》，多用诗心诗笔，清新秀巧，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追求。谭谈的散文，率真无讳，心性心情，世事人事，时事政治，一概无所遮拦地推将出来，淳厚实在又泼俏新鲜。叶梦的散文既有写大自然的游记系列，又有写时代社会的“巫城”系列，重点还是她的女性散文。她的《月亮??女人》抓住女性生活流程中的基本事件，真诚地裸露自己的人生体验，让女性充满快乐的生命创造得到酣畅淋漓的表现，是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开始得最早也走得最远的女性之谜的探索者。何立伟擅小品随笔，语言幽默、波俏，自成风格。任光椿、李元洛的散文，才、识、学、品皆备，境界高远，知识密度大，系典型的学者散文。伍振戈的散文讲求知识性和趣味性，轻松活泼而有文彩。廖静仁的散文切进社会人生，银云的散文倾心自然宇宙，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讲究意境和语言锤炼，写得有哲理，有诗意，清新的笔调中凝结着较为厚重的思想内涵。罗长江的散文《杨梅梦里红》追求艺术的纯净度，文辞俏拔而清丽。在青年散文家中，王开林是颇具资质与潜力的一位，他用冷静的眼光观察社会，用深沉的情感体察人生，具有开放与辐射的艺术态势，其作品融古典于现代，冷抒情中见热心肠，层次较高而韵味淳正。诗文兼作而近年偏重散文的刘鸿伏，他的散文有诗的韵致，深深的情感涌动与哲理思索，使他的散文呈现出“美丽的苍凉”和“狐独的智慧”，在湖南青年散文作家群中脱颖而出。此外，王正湘、赵海洲、鲁之洛、谭士珍、刘志坚、欧阳斌、李长廷、陈第雄、舒柯、彭其芳、武俊瑶、徐静、沈继安、梅实、梁瑞郴的散文也各有特色。
（四）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方兴未艾
散文之别裁的报告文学和与小说靠近的传记文学，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湖南的传记与报告文学给我省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水运宪专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部切入改革题材。《股票，叩击中国大门》，从大视野中迅速捕捉经济建设中的焦点问题，从经济生活的大动脉中突人经济领域的具体环节，表现出对时代生活的强烈的参与意识，材料丰富，有胆有识，颇具气势。张扬近年常专注于报告文学的创作，美与刺的笔锋颇为凌厉。他已不再执着于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而是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着力于从气节、业绩两方面褒贬人事，其作品泼辣锋锐，议论风生，具有阳刚之美。张步真、王以平特别崇尚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伟大人格。张步真的报告文学《魂系青山》写老革命家喻杰回家乡后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艰苦努力，这一作品以写作客体的伟大和写作主体的深情而深深感动了读者，被全国四十多家报纸先后转载。王以平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出韶山冲》，写毛泽东早年的求学与革命活动，真实而自然地表现了毛泽东寻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曲折历程，再现了毛泽东朴素感人的形象。凌宇的《沈从文传》将沈从文极富传奇色彩的外部人生际遇与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交相辉映，深刻而生动地刻划出了沈从文的人生足迹与精神历程。此外，刘笃平的《杜心武传》、陈利明、周全所写陈明仁将军和程潜的传记，于乾浩的《曹雪芹评传》等都是颇优秀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
1991年，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联合举办的建党七十周年优秀作品评奖，涌现了一批优秀报告文学。曾辉的《七松魂》，写一个普通农民在平凡生活中的无私奉献，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五）儿童文学及通俗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湖南拥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谢璞对儿童文学深情眷恋，他为繁荣全省儿童文学创作作了大量工作，同时创作了《从摆子寨逃出来的孩子》等一系列少儿作品。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生动谐趣，既有思想内涵，又合儿童的口味。邬朝祝的《神秘的小奇人》、卓列兵的《倒霉的纸条儿》善于以童话的形式表现儿童的心灵，于潜移默化中开启儿童的心智，培养儿童健康向上的心理。肖育轩善于把儿童的命运与社会的流变结合起来，其《三怪客》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儿童曲折、惊险而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对儿童的成长颇有意义。金振林创作甚丰，他的传记文学《少年毛岸英》以明朗向上的思想导向和儿童审美趣味见长，同时他还把《小溪流》推向世界作出了很大贡献。罗丹的童话《龟兔第二次赛跑》使儿童开眼界、扩见闻、广见识，启心智。周健明的《远去的红帆》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儿童的遭遇和悲欢，曲折细腻，亲切感人。汪承栋的《雪原小云雀》、贺晓彤《美丽的丑小丫》善于通过生活小故事，塑造活泼的儿童形象，创建成人与儿童相共相谐的有趣世界，文采与童心相辉映，生活气息浓。庞敏的《淡淡的白梅》以童趣盎然的幽默，将沉重、严峻的童年生活镀上一层乐观的亮色。李少白、李昆纯、李光迪的儿童诗歌和李振威的小说散文，符合儿童的口味与心理，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此外，鲁之洛、杨振文、杨悠、樊家信、林植峰、易尔康、李志远等儿童文学作家，都不断有佳作奉献给小读者。
文学在走向大众、走向通俗的过程中独立性的消解和格调的降低，引起真正的通俗文学作家、理论家的忧虑和重视。宋梧刚、刘新亚、戴云、陈大兴、聂建长、吴傲君、杨容芳、汤子文、李波、杨鹏、邱刃、邹息云、金克剑、金段子等通俗文学作家，其作品坚持扶正压邪、贬恶扬善的情节走向，高扬民族道德精神，努力提高通俗文学的精神层面；同时他们还着力研究、运用小说的传统技法，锤炼个性化的语言，丰富表达方式，加重作品的文化容量，提高艺术水平，使通俗文学真正从通俗走向文学。
（六）少数民族文学日益繁荣
在全国民族文学创作中，湖南的少数民族文学不独一直处于上乘水平，其成绩突出者，已跻身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作家与作品之林。此外，还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创作潜力的少数民族作家与文学新人。长篇小说方面，胡港的《血神》，龚由青等人的《通敌内幕》；中篇小说方面，吴雪恼的《黑店》，隆振彪的《青山无语》，丘陵的《野盘傩》；短篇小说方面，何旭的《麻佬》、姚筱琼的《花事》，肖仁福的《箫声曼》，陶永喜的《不知名的鸟》，刘芝凤的《野妹崽》，龙宁英的《女儿桥》等，均系优秀之作。诗歌方面，龙再宇的诗集《边城诗草》，颜家文的诗集《湘西短笛》，黄爱平的短诗《归途》，彭世贵的组诗《七月的阳光》，姚子珩的《土家织锦》，吴巧玲的《风中思绪》，皆厚重多文，是湖南民族诗歌的优秀作品。教文方面，向启军的作品优美而富有哲理，彭学明的散文厚重机巧而新颖，杨雄的散文，情意悠远，周文光、胡柯、张二牧、韩棕树、郭曼文、田岚、侯自佳等资历较深者，兼作小说、散文或诗歌，时有佳构。评论与研究方面，彭继宽等主编的《土家族文学史》，林河的《九歌与沅湘民俗》以及张建永的美学论文，均有较好的影响。
（七）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空气活跃
与京沪等文学批评发达的地区相比，我省的文学评论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拥有一批层次较高的学者、评论家和著述。随着近几年分配到我省的文学博士、硕士渐次增多，我省的文学评论出现一种令人振奋的势头。樊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文艺思想，对文学创作有普遍指导价值；李元洛是很有影响的诗论家，他的《诗美学》以古今中外的名诗为研究对象，从美学理论的高度，分十个方面论述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是当代第一部系统研究诗美的专著。胡代炜的《创作的艺术》深入到艺术的堂奥，探究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和技巧，颇有针对性。文选德在领导工作之余坚持理论研究，其《文化工作简论》在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文学，高屋建瓴，说理充分，实事求是，不落陈套。刘鸣泰在写戏之余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大辞典》全面地介绍了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马焯荣的《中西宗教与文学》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深入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问题，颇具系统与创意；胡光凡的《周立波评传》、凌宇的沈从文研究，深刻地解剖了作家的成长历史，正确地分析了作家的成就及成功的原因，对于文学爱好者的成长大有裨益；余开伟的《跪在真理的脚下》，不论是对作品的评论还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切磋，都表现了刚直不阿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宋梧刚的《中国小说传统技法》及一系列通俗文学理论文章，推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潘泽宏的《文化艺术学》视野开阔，探索系统而深入。胡宗健的《文坛湘军》，对湖南作家逐一评论，颇有胆识；张鹄的《写作的语言艺术》、杨里昂的《中国新诗史话》无学院气，有学术性。刘强的《诗的灵性》就写诗品诗而说古道今，胡良桂的《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探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都颇有见地。康咏秋、汪名凡、舒其惠、龙长顺等著述的一系列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尽力以史家的公正和评论家的识见，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评论了湖南的作家。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修订本），廖星桥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艺术辞典》虽然分别研究的是郭沫若和西方现代文学流派，但对当代文学创作有借鉴意义。罗成琰的《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黄力之与人合著的《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萧元的《王朔再批判》，研究文学创作中的重大理论命题或热点问题，成绩可观。冯放、张兆旺、舟挥帆、伍振戈、韩抗、龙长吟、朱日复、王福湘、罗守让、吴康、谭桂林、聂雄前、龚曙光、余三定等老、中、青文学评论家发表的大量论文，活跃了湖南的文学评论空气。
唯楚有才，于斯为甚。湖南从来没有象近十五年这样文运昌盛，人才济济。历史证明，湖湘文人政治敏锐，使命感强，聪颖明慧，襟怀开阔，有成为大手笔的丰厚潜质。放眼未来，我们正面对着一个辽阔辉煌的新世纪，壮丽的前景将为大手笔、大作品的面世提供广阔的舞台。让我们认清时代大趋势，掌握历史主动权，开放、务实、创新，敬业、乐业，为湖南这个文学大省尽快站到世界文学的前列而奋进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