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对子女的读书教育，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色。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对子女读书教育极为重视，在他的影响下，其家族后代贤才辈出，家道长盛，有着“曾家无一是废人”的美誉。本文试从家书着手，将毛泽东与曾国藩子女读书教育思想中的精要部分截取出来，进行对比，略作分析。
一、关于读书的内容
毛泽东是一代大学问家，自幼年时期起，他就手不释卷，勤学好问。青年时期，他有机会接触新知识，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所以，他对子女读什么样内容的书十分关注。
关于读书的内容，毛泽东希望子女尽可能地广泛涉猎各方面、各门类的知识。如他在1941年1月31日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他认为自然科学是基础，即使将来从事社会科学的工作，仍然要通晓自然科学的知识。作为年轻人来讲，就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打好基础。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充分体现了他的博览群书的观点。1939年8月，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专门委托林伯渠为两个儿子购置了一批书籍，他在给岸英、岸青的信中写到：“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可惜的是这批书在途中丢失了。此后，毛泽东又于1941年购买了一批书寄给两个儿子，并在信中写到：“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随信，毛泽东还附上了这批书的详细书单，并注明了册数：“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上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从书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开列的不仅有《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教程》这些当时的教科书，还有很多中国古典的历史书籍，如《三国志》、《水浒》等，更有《何典》、《子不语》、《聊斋志异》等带有“野狐禅”味道的书和《小五义》、《续小五义》等武侠小说，包罗万象。又比如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儿子毛岸英，建议他多看些小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毛泽东一生钟情诗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子女。1954年7月23日，他致信女儿李敏、李讷，建议她们读一读《古诗选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1959年8月6日，他致信儿媳刘思齐，建议她“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他还经常与邵华、刘思齐谈古诗。在谈到王勃时，毛泽东认为王勃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特别是对其《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十分欣赏。当得知她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边背边评论，谈到兴头上时，还走到案前，泼墨挥毫，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条幅赠送给她们。正是通过这些言传身教式的引导，使得毛泽东的子女在读书方面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并从中受益终生。
总体来看，毛泽东在教育子女选择读书内容上是非常宽泛的，自然科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地理、古典文学、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笔记小说、诗歌等等都有涉及。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在教育子女读书方面，他始终不遗余力。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的20年中，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的信有近二百封，读书之法、学问之道就是这些书信的主要内容之一。
关于读书的内容，曾国藩要求子女重点读传统文化典籍。咸丰八年九月廿八日他致信儿子曾纪泽，详细开列了建议要读的书目：“自《五经》外，《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榖梁》六书自古列之于经，所谓十三经也。……十三经外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與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同时，他要求子女“看书不可不知选择”，并引用韩愈、柳宗元只重点读了《易》、《书》、《诗》、《礼》、《春秋》等书，高邮王氏父子只重点读了不到三十种书的例子来说明读书要求精弄通，而不要泛泛求广求全。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杨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
“小学”是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一门重要学问，以研究文字、训诂、音韵为重点。曾国藩对“小学”十分重视，经常在书信中向子女进行推介。如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给曾纪泽的信中就说：“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在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又对训诂的重要性作了很高的评价，要求子女们在“小学”方面下硬功夫，认真掌握这项功底。他说：“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又说自己“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并要求曾纪泽“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抄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在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又更进一步地详细总结了“小学”的基本情况：“小学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古书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而钱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参观。言训诂者，以《尔雅》为宗，古书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云之《尔雅正义》、王怀祖之《广雅疏证》、郝兰皋之《尔雅义疏》，皆称不朽之作。言音韵者，以《唐韵》为宗，古书惟《广韵》《集韵》，至本朝而顾氏《音学五书》乃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东原）、段（茂堂）、王（怀祖）、孔（巽轩）、江（晋三）诸作，亦可参观。”可见，曾国藩在教育子女读书上十分重视有关“小学”知识的积累，觉得这是读懂古文的基础，甚至认为他们如果能解《汉书》之训诂，“则余愿偿矣”。
曾国藩本人对诗的爱好同样也影响了他的子女。在他的很多家书中，谈论诗的内容也有很大比例。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写信给曾纪泽：“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家信中表示对曾纪泽和张邑侯诗感到“可慰可慰”，认为：“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并鼓励他：“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的信中曾国藩又说：“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送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自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认为只要“尔将此数篇熟读成诵，则于四言之道自有悟境”。受此影响，曾纪泽、曾纪鸿便经常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寄去所作的诗，不时请父亲评点，大大夯实了作诗的功底。
二、关于读书的方法
关于读书的方法，毛泽东有很多很好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读书要不断积累。读书的过程就是知识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1959年，他的女儿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听说李讷课余经常读大部头历史著作，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毛泽东便专门致信李讷，谈到了读书的方法问题。在信中，他写到：“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他还结合自身的情况，告诉李讷，自己正在读经济学，并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不难看出，在对待学习的方法上，毛泽东一再要求子女打好基础知识，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沉下心来学习。二是不能读死书。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十分注重理解性地读书。他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时批写自己的心得和见解，把独立思考融入到了读书、学习当中。因此对自己的子女，他也要求他们不读死书。一次当儿媳邵华兴冲冲地告诉他自己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了高分时，毛泽东便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邵华便按照教科书上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一贯教育子女读书不能机械地背诵教科书，必须加以消化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有独到的见解和收获。三是要把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做学问既要向书本学习，更要到实践中去学习，把书本学习和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深化，学问才会更广博，更深厚扎实，才能真正产生指导作用。1946年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成归国后，毛泽东就将毛岸英送到了延安的吴家枣园，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又派到山西参加土改，通过实践锻炼再结合理论知识的培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曾国藩也是治学的大家，对如何读书和学习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较为完备的思路。一是读书必须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中国传统经典古籍包含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训诂、辞章、音韵、声律等各个方面，且相互之间关联、制约，因此就要求阅读者全面掌握各种基本功。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给曾纪泽的信中，就对如何循序渐进地学习古文提出了明确的方法：“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而且读书还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在咸丰六年十一月廿九日的家信中，曾国藩提醒曾纪泽，在看《汉书》的过程中，“须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页。不必惑于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二是注重因材施教。他的长子曾纪泽读书一直记性不好，但悟性较佳。针对这一情况，曾国藩在家信中就制订了量体裁衣的方案。他写到：“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请子值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也不必常温习也。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又说：“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三是中西兼容并蓄。曾国藩是晚清推行洋务的先驱。因此，经常支持、勉励晚辈兼容并蓄，钻研西学。他在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三给曾纪泽的信中就对李鸿章在上海和南京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大加赞赏，进而提出“添翻译馆，造地球（仪）”、办上海铁厂的想法，并交代曾纪泽出面将此意函告李鸿章。正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教其晚辈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之挑战，他的两个儿子的综合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精通算术和外语，这在当时是极具超前意识的。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曾国藩在子女读书教育上有着很多的共性。就读书的内容方面，两人都要求子女能尽可能广泛地阅读，多读各家、各类书籍，博览群书。但因所处的时代、所站的立场不同，毛泽东重点讲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顾，追求人全面发展；而曾国藩则长期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极为强调以国学典籍为基础，极力培养传统文化的后继者，但同时又兼容“西学”。
就读书的方法而言，两人都主张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慢慢积累，持之以恒。但毛泽东显然更注重读书方法的现实（实践）指导意义，希望能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以期推动社会实践。曾国藩把重点放在一些较为具体的读书方法和形式上，更善于利用自身的亲身经历从微观上指导子女的读书活动，内容丰富、细致，不乏真知灼见。
笔者认为，曾国藩的子女读书教育思想作为其家教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清末开始，就为识字之家所学习、借鉴、推崇。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做官做事。毛泽东也不例外，在早期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从这些看来，毛泽东的子女读书教育思想显然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些许曾国藩子女读书教育思想的印记。
但毛泽东的子女读书教育思想对曾国藩子女读书教育思想又有超越，主要表现在对“人”的更加重视上。他们二人对子女的兴趣、爱好、特点都十分尊重，但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子女的读书教育更彰显个性，鲜有强加个人意志于子女身上的现象，强调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这样的主题，突显了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鲜明特色；曾国藩则是在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这个基本框架范围内给予子女读书教育方面的指导，并且很多事情亲力亲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反而抑制了子女个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社会主流的思潮亦不一样。在不同社会主流语境下的思维、行事必然烙下了时代的痕迹。二是各自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次而言，毛泽东对子女的读书教育呈现递进式的发展关系，终极目标指向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祖国。如1946年他写信给在苏联的毛岸青：“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1955年8月6日、1957年8月9日两次写信给儿媳刘思齐：“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对儿媳邵华的教育也是如此，希望她“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而相比之下，曾国藩作为清朝仕宦家族的典型代表，则总是力图在改良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子女不断内省、修身、立德，求得光耀门庭，进而实现在维护封建社会本质秩序基石上的国家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