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在这场要彻底改变十几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的搏战中，打先锋的便是胡耀邦。从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78年12月胡耀邦调离组织部长的职位，共在组织部长的岗位上工作一年。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上任伊始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上午，西单商场北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院里，忽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片鞭炮声，招引得行人驻足观望。大家挺纳闷：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其实，这是为欢迎胡耀邦第一天上任，中组部出现的从未有过的感人一幕。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到组织部主政是热烈欢迎和倍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
所以，当中组部大院里欢迎的鞭炮烟雾还在弥漫时，胡耀邦已经在二楼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了。部里的同志们将胡耀邦在这个初次见面会上的讲话，视为他的施政纲领，连同他会后的决策，归纳成“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就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指出：“这山究竟有多高呢？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广场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案件，陶铸案件，王任重案件，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严肃地提出：对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件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自然是我们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我们组织部门都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胡耀邦还响亮地提出：要让我们的同志有一种“找到组织部，就像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那样的感觉”。他对中组部的工作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的官衙习气，使每个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温暖。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胡耀邦特意交代秘书：凡是地委副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必须送他批阅，不得代他处理；县委书记以下的来信，可转信访部门处理。
“一个大动作”，就是会议一结束，胡耀邦便将中组部还在“靠边站”的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来谈心，分别给他们安排工作，请他们帮助分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随之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庞大的审干局，由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任局长，辅之以六位副局长。胡耀邦大胆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深感吃惊，也倍加振奋，从而加速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中组部的工作一铺开，胡耀邦就整天忙得寝不暖席。那年胡耀邦已64岁，可是为了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忙到中午，胡耀邦总是自己拿着碗到部里食堂，一边排队打饭，一边与有关同志谈工作。吃完饭回到办公楼，就躺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看人民来信。
胡耀邦在延安当总政组织部长时口碑即佳。30年后，听说他又主持中央组织工作，来信来访的老干部便络绎不绝。他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光收到的来信就装了六麻袋。胡耀邦身体力行，除了每天晚上几小时的睡眠以外，剩下的时间他几乎都在与人谈话或处理来信。
中组部的同志曾做过粗略的统计，胡耀邦在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以上级别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来信。经他手处理的信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
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王荣光回忆说：这一年里，耀邦同志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封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在对重大案件的复审中，胡耀邦遇到重重阻力，但他应难而上
1978年初，“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重重阻力。有的人说：“平毛主席的案子，矛头指向谁？”“平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
胡耀邦没有被这些吓住难倒。他指出：毛主席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也有缺点和错误，领导和发动“文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纠正我们党自己的错误，包括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为了尽快落实干部政策，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胡耀邦找到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席，提议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由中组部复查处理。
胡耀邦认为，各种案件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每个案子的缘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结论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案件还是通通交给中组部复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于1967年夏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是负责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干部进行立案审查的专门机构。下设的办公室，“一办”负责中央机关和各省、市领导人的专案，“三办”负责公检法系统的专案。
虽然胡耀邦反复交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移交档案一事，从年初一直拖到5月仍无结果。
5月中旬，邓小平的一个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要求为中央的几名高级干部复查。而这几名高级干部在“文革”中受审查的档案材料，全都封存在“一办”。胡耀邦借此机会首先取得了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支持，然后在向华国锋主席汇报工作时，专门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强烈要求复查此案的请求，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要求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将档案移交给中组部。
华国锋同意了。1978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一办”、“三办”掌管的专案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但中央专案复查小组过去做过的一些调查，没有多大价值，胡耀邦他对来诉苦的干审局负责同志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面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复杂形势，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面对错综复杂的冤假错案如何下手？针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何掌握政策？缺少依据，纠错改正工作难以展开，因此，许多省市的组织部门都提出了制订政策的要求。
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召开全国性的大型组织工作会议很难得到批准。胡耀邦只好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化大为小，分别组织由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胡耀邦还多次亲自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参与讨论各地带来的典型案例。胡耀邦说，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也可以把有关精神传到全国。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吗？
对于十分复杂的案件，胡耀邦采用“会诊”的办法来解决，并起名为“疑难案例座谈会”。胡耀邦鼓励操办座谈会的同志说：“你还记得《论语》中‘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吗？你这也是见危授命，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8年2月到4月两个月间，胡耀邦先后指示召开了3批有28个省、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门92人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研究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3批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22个机关56人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讨论疑难案件74件。
每次会议，胡耀邦都亲自到会参加并讲话。每一个案例，他都与大家一起悉心研究讨论。这些会议，不但指导全党动手排除阻力平反冤假错案，而且统一了思想，制定了政策，提高了与会人员的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对落实干部政策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使久拖不决和难以定性的案件得到了迅速解决。
对平反工作，胡耀邦主张实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会上提出“两个不管”，矛头直指“两个凡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1978年9月，中央同意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会议主题是：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这次会议，胡耀邦非常重视。他请来政策研究室和干部审查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并协助他起草讲话。胡耀邦严肃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好讲坛，决不能放过。”
他接着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作风，是同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他还说：“两个凡是”说到底，就是搞个人崇拜。我相信我们党总有一天会作出这样的历史决议：永远禁止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专制。
胡耀邦明确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决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
信访工作会议于9月18日开始,10月5日结束。9月25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胡耀邦让《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讲话，坚持用“两个不管”冲破“两个凡是”。后来，这句话变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方针，很快在广大干部中流传开来。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到了迅速全面的推进。
为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吹响平反特大冤假错案的号角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早在1977年12月初，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仅半个月，就接到一封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申诉信。
申诉人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先梅的遗孀，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五个子女受“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此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1936年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做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于1967年3月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当时，61人中“文革”期间还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同志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株连。
胡耀邦接到批转来的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他决定选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
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坚定的点了点头。
6月25日，邓小平在其中一份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几天之后，华国锋也打来电话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7月，胡耀邦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胡耀邦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61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大量的敌伪档案，足迹遍及天津、山东、吉林、陕西、安徽，取到了证明文字和物证，并由参与办理过此案的有关人员出面证明，查阅了中组部所有相关档案资料，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工作量太大，贾素萍累得犯了心脏病。每次他们外调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到这年金秋10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报送中央。这个报告以大量史实，彻底推翻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提出了处理意见：
薄一波同志出狱时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民族斗争形势，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对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紧接着，胡耀邦又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这是共和国在文革中的第一大冤案，在经过认真复查后，于1980年2月为刘少奇平反。在复查刘少奇冤案的同时，彭德怀、陶铸的冤情也被一一昭雪。
以超人的胆魄和勇气为“错划右派”平反
解决右派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呼声最高而又是最难办的另一大案件。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5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面对如此情况，胡耀邦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
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胡耀邦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认为，“只要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胡耀邦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他对会议召开的方针、目的和方法作了交代。为了使此项工作稳妥顺利地进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胡耀邦同意对错划的右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改正后，一律不补发工资，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等政策。
6月中旬，中组部、公安部、中宣部、统战部和民政部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胡耀邦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他们认为：我党历史上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广泛调动了积极性，从来就没有乱过。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耀邦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胡耀邦认为，烟台会议只解决了右派摘帽的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摘帽后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北京再次开会，研究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并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和国家民政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对摘帽人员的安置使用，规定“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强调对凡是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一律改正。
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第55号文件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随后，五部门“复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
右派的改正，大案要案的平反，“文革”中受迫害者名誉的恢复，像一串串不及掩耳的春雷，震开了人们闭锁多年的思想；像一泓清凉甘美的泉水，滋润了人们干涸多年的心田；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激起了人们为四化建设奋斗的热潮。
在以后的日子里，胡耀邦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纠正。先后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被株连的人平反，为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东北叛徒集团”平反，为“新疆叛徒集团”平反……
到1978年底，各条战线上专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还要求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内外著名人士平反。
对于工商业者、起义投诚人员、华侨和侨眷、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胡耀邦为了解除他们的重负，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央“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使用，妥善安置”的政策，一方面指示中组部“凡未进行复查的，无论是本人或是家属有无申诉的，都要进行复查”。加给他们的“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有关档案材料，应予剔除销毁；处分错了的，应一律平反；被迫害致死的，应予昭雪”。
当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基本解决之后，胡耀邦继续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将纠错改正的精神投向苏区和白区的历史，集中力量复查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沉冤遗案，为因“内人党”、“红旗党”、“托派”、“肃反”等问题而蒙冤的同志平反。其中包括为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复了名誉。
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胡耀邦下了大力气。
胡耀邦一直认为，知识给人以智慧和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没有知识的积累和飞跃。他还认为，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胡耀邦为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总是想尽办法，竭尽全力。
然而，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听几次报告、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许多地方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采取了“一慢、二看、三等、四通过”的办法，思想畏首畏尾，工作裹足不前。胡耀邦针对这一情况，明确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实行“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的“三看政策”。指出，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要使知识分子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胡耀邦指示中组部起草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文件起草后，经胡耀邦修改定稿，于1978年11月下发执行。这份文件明确了许多是非界限，对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胡耀邦还强调，制定政策在领导，掌握政策靠干部。因此他强调，要选择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同志，落实这项工作。
在胡耀邦的推动下，文件精神得以贯彻落实。据1980年统计，全国各地较好地解决了80万知识分子学非所用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回首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的一年，在屈指可数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他义无返顾，无私无畏，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平反无数的冤假错案，这样大规模平反不但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创举，也为四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和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