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湘东北、鄂东南和赣西北地区，处在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之间，扼长江和粤汉铁路之要冲，有幕阜山脉横贯其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的这块根据地，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及湘阴、岳阳、临湘、长沙一部分；湖北的阳新、通山、大冶、通城、崇阳及蒲圻、咸宁、鄂城、黄梅、广济、蕲春、浠水一部分；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宜丰（新昌）及瑞昌、宜春、奉新、高安（瑞州）、萍乡、靖安一部分，共计二十余县。有一段时期，还曾伸展到湖南的醴陵，湖北的嘉鱼和江西的上高、安义、永修、德安、星子、九江、分宜、清江等部分地区，共有人口近千万，其中比较稳定的根据地约有三百万人。一九三一年三月以前，鄂东南地区是独立发展的，以后正式划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湖北的黄梅、广济、蕲春，浠水四县划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管辖。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经历了曲折、复杂、光荣的斗争，坚持整整十年（1928—1937），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根据地的形成
1、边区党为实现割据而斗争
湘鄂赣边境地区山多田少，绝大多数田地、山林为少数地主豪绅所占有。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收入被地主作为地租夺去，还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生活痛苦不堪，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农民、工人富于革命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这里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一九二一年九月武汉党组织派林毓英到大冶工矿区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发展仇国生、刘感生为党员，建立了特支。毛泽东关注平江县党组织的发展，一九二二年亲自发展陈茀章（县工业工会会长）、余贲民（县农事公会会长）两个党员，不久即建立了党小组，一九二三年冬建立了平江县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二四年，浏阳县开始发展党员，武宁县建立了党小组，阳新县已有党的秘密活动，修水县有了党的组织，黄梅县建立了党的地委。一九二五年，崇阳、通山、铜鼓、高安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浏阳县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北盛区委，通城有了党的小组，蒲圻、咸宁发展了少数党员。到一九二六年，黄石港建立了地委，平江、浏阳、通山、阳新、崇阳建立了县委，大冶、通城、蒲圻、广济、蕲春、浠水等县建立了支部，党的活动已是十分广泛了，通过党的活动，马列主义迅速传播，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工会、农协和妇女、青年等组织遍及城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边区，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惨酷的屠杀。但是，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不屈不挠，举行了一系列暴动，以挽救革命。九月八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领导了鄂南秋收暴动。蒲圻、咸宁、嘉鱼、通山数万人参加了攻打城镇的战斗，斗争持续数月之久。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有武汉警卫团和安源、平江、浏阳、铜鼓、通城、崇阳等县工农自卫队参加。十月，赣北特委领导了星子暴动等等。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其他大大小小的暴动，虽然遭受反动军队的镇压而失败了，但许多地方却秘密建立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赤色区域和革命政权，组织了农委会，开展“五抗”（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斗争。这些，为湘鄂聩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斗争十分重视。一九二八年一月派郭亮为特委书记，在岳阳建立湘鄂赣边特委，辖岳阳、平江、浏阳、临湘、蒲圻、咸宁、崇阳、通山、通城、嘉鱼、铜鼓、修水十二县，属湖北省委领导。《湘鄂赣边特委工作大纲》中指出：“湘鄂赣三省割据局面之建设，为两湖总暴动布置中的一个重要工作”。三月十日，中共中央考虑到“湘鄂赣边特委因为要指导三省边界各县及武长路工作”，向三省省委致信，将该特委“划归湖南省委指挥”。三月二十七日，郭亮被捕，特委机关被破坏。以后，中共湖南省委便派滕代远为特委书记，赴边界恢复湘鄂赣边特委。与此同时，中共湖北省委也先后派吴致民、曹大骏等到鄂东南加强领导，帮助建立和恢复县委，开展工作。
2、平江起义及其影响
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独立第五师被派来平江“清乡”。这个部队中的第一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党组织，与来平江的滕代远一道，于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县举行了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第十三师一、四、七团，以及特务连、迫击炮连、机枪连、军医处、经理处、电话队、卫生队等，彭、滕分别兼任师长和党代表，建立了中共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委员会，邓萍任书记。
随后，红五军党委与平江县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平江东乡长寿街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第四团向南发展与浏阳县委取得联系；第七团向北发展与湖北通城、咸宁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第一团和军部直属单位向长寿街开进，并向江西修水、铜鼓等县发展；力争在最短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同时打通湘东和赣南，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暴动后四日，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五军将一部分武器拨给县委武装工农，平江游击队迅速扩大到一千余人枪。从此，边界革命斗争进一步掀起。
平江起义爆发，使湖南政府主席鲁涤平如坐针毡，他立即调刘铏、朱耀华部十多个团，通电湖北、江西两省反动当局，配以湘鄂赣边界地主武装“会剿”红五军。七月底，起义部队受挫，撤出平江城，到平江东乡及修水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八月二十日，接到湖南省委指示，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军主力作战，并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八月底，红五军从平江黄金漏出发，准备先向井冈山推进，但在万载大桥遭敌朱耀华部袭击，部队只剩下一千来人，便折回平江、修水、铜鼓边界休整。
九月十七日，在边境地区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情况下，滕代远等在铜鼓幽居召开了平、浏、修、铜、武五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会议确定膝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五人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任书记。会议强调，边区各县要加快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武装力量，扩大和保卫根据地。十月间，红五军转战到九宫山休息一星期，然后回到修水台庄，仍参与联席会议，将红军与平、浏、修、铜游击队混合改编为五个纵队，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台庄会议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四、五纵队向井冈山进军，于十二月十一日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一、二、三纵队留守根据地，在黄公略统一率领下，在平、浏、修、铜、武、万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五抗”斗争，开展游击活动。
在平江起义前后，鄂东南地区（当时是湖北省委领导的鄂南区与大阳区）的武装斗争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大冶中心县委领导的大冶、阳新、通山等县连成赤色区域。各县县委领导群众开展“四抗”斗争（鄂东南叫“四抗”），积极组织武装力量，攻打反动驻点及常练队。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有一万多青壮年农民参加的刘仁八暴动，把群众武装斗争推向了高潮。九月，中心县委将暴动人员和大冶、阳新、通山等县游击队集中起来，成立了番号为红十二军的游击队，军长谢振亚。
3、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滕代远、彭德怀等离开湘鄂赣根据地后，边特委只留下李宗白、王首道等人，这种状况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边特委在平江东乡八区举行扩大会议，改组特委和布置工作。会议一致拥护党的“六大”决议，选举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君等六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书记，并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将边特委改为边境特委。会上，除通过边境特委的任务与前途及目前工作计划等决议案外，还决定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成立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边境的统一政权组织，以赖汝樵为主席。
正当各地积极贯彻“六大”精神及“四•一二”扩大会议决议时，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边境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湘鄂两省反动派一面调集驻防部队五个团，纠集平、浏、修、铜、万、萍、醴等七县反动武装（他们叫“七县联防”），疯狂向革命根据地反扑；一面施行所谓“乡村自治”、“减租裁厘”、“自首自薪”等软化政策，以瓦解革命队伍。“边境在这种烧杀政策之下的牺牲者达三万以上，房屋被烧五万余栋，流窜逃亡的民众达十数万”。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边境特委广泛地发动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八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边境，与边境支队一道，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迎头痛击进犯的敌人，不断取得了胜利。八月底，红五军主力在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湘鄂赣边境支队合编。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取消边境支队建制，仍然统称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五个纵队，共有三千多人。合编后，五纵队奉命开赴鄂东南地区；一、二、三、四纵队继续在边境游击，后留下二纵队，其余转战赣南。
红五纵队在李灿、何长工率领下挺进鄂东南，九月攻占崇阳县城。随后，开进通山，以黄沙为落脚点，十月攻占通山城。后与红十二军及各县游击队一起，攻占了大冶、阳新两县县城。十二月，又配合驻大冶国民党军独立十五旅中的以程子华为首的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大冶兵暴”。起义后，部队被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红十二军则编为红五纵队第三支队。这时，红五纵队已有三个支队，近六千人，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且沟通了湘东北、赣西北地区与鄂东南地区的联系。九月二日，边境特委在万载陈坑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四一二”扩大会议以来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选举了第二届执委十三人，推王首道、石夫（杨幼麟）、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为常委，王首道任书记；确定了加强恢复工作，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还决定在边境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边境革命委员会，迎接新的革命任务。“九•一二”扩大会议以后，特委又于十二月召开了第二次执委会，肯定“九•一二”扩大会议的决定，并根据新形势作了新的部署。
通过一系列工作，整个边境地区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武装斗争英勇顽强地开展着，战果累累。根据地扩展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通城、通山、阳新、大冶、崇阳等许多县份。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特委将平、浏、修、铜、万等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湘鄂赣边境独立团（后改为独立师），并整顿了边境赤卫队组织，组成了统一的边区赤卫军。边境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党员九千九百余人，数量虽比原来减少，政治素质却比原来提高了。在党的领导下，农委会、赤色职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童子团等，也都组织起来。“五抗”运动继续开展，造成了较大的政治影响。根据边境革命委员会颁布的革命政纲第十二条规定，在平、浏、修、铜、武、万等县苏区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改变了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作法，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退伍的红军士兵使用，得到土地的农民兴高彩烈。这时，边区有了统一的党组织，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统一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比较稳定，鄂东南与湘东北、赣西北的联系又已沟通，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为开创更新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根据地的扩大和兴旺
跨进一九三○年，各地党委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蒋冯阎军阀混战正在酝酿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首先是年关斗争，党领导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向地主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抗捐、抗税、搬取地主藏粮，严惩豪绅地主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很大胜利。接着，各县开展了“三•一八”武装大示威，有三十万人参加，在赣西北，红五军二纵队配合游击队、赤卫队，攻克了反动堡垒万载黄茅，全歼了驻在这里的靖卫团。鄂东南各地，狠狠打击了常练队之类的反动武装。与此同时，土地革命运动也普遍深入开展。
在这种形势下，边区党组织领导了红五月暴动。当时特委提出的方针是：“在实行五省总暴动夺取武汉为中心的总的任务之下，决定了界乎湘鄂赣三省及政治、经济、军事占重要地位的平江，为边境总暴动的中心。……在这一边境总暴动布置之下，各县必须根据其特殊情形以决定暴动中心，实行各县的总暴动，汇合这一革命的力量，完成边境总暴动，以推动五省总暴动的胜利。”不久，平、修、万、浏四县发动了全局性的暴动；铜鼓、万载、宜春、奉新、萍乡、阳新、大冶、通山、崇阳、咸宁、蒲圻、通城、鄂城、嘉鱼、蕲春、黄梅、广济等县，也爆发了局部性暴动。在暴动中，红五军一、三、四纵队由赣南回到边区，红六军也来到湘鄂赣苏区，大力支援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壮大了声势。
随后，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赴鄂东南。六月，滕代远、何长工、吴致民等从上海党中央开会回来。在大冶刘仁八参加了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滕代远传达了中央指示，宣布扩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辖五、八、十六军。其中，红八军由原来开赴鄂东南的红五纵队扩建。红十六军准备迅即建立。红三军团成立后，横扫了大冶、阳新、通山、崇阳、咸宁、鄂城、蒲圻、通城等地反动武装，使鄂东南广大赤色地区连成一片。
七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南下进入湖南，攻克湘北重镇岳州。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参加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大会。二十七日，一举攻克长沙。三十日，在长沙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任主席（李未到职，由王一分代理），委员有彭德怀、李宗白、杨幼麟等十三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调遣重兵反攻，红三军团于八月五日撤向浏阳、平江休整。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经江西到达湖南浏阳县，在文家市围歼戴斗垣旅，迫使何键部退守长沙。八月二十三日，红三军团奉命来浏阳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师，合组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未克，于九月十四日撤出阵地，掉转头去打江西吉安。
在参加第一次攻打长沙后，湘鄂赣边独立师回到边区。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将平、浏、修、铜、岳各县一部分赤卫队补充进去，在平江建立了红十六军，胡一鸣任军长，孔荷宠任副军长，下辖七、九两师。不久，由孔荷宠任军长，李楚屏任政委。随后，又扩建了红八师。
同时，长江局的蔡升熙受中央派遣到达阳新，带领另一支队伍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渡过长江，进入广济、黄梅、蕲春等县，与当地革命武装结合，于十月在黄梅成立了红十五军，蔡升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
一九三○年六月八日至十七日，湘鄂赣边境特委在平江东乡召开了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目前“边境革命形势已经走上直接革命武装暴动的新阶段”。因此，必须纠正过去不正确的工作路线：“站在中央正确路线之下，和省委正确指示之下，……反右倾，反富农斗争，反保守主义，坚决执行中央第十七号通告，而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适当的有计划的布置边境总暴动。”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规定“八一”前后在边境举行总暴动。大会还改选了特委，由李宗白、石夫、留泥（陈秋光）、赖汝樵、佐平（张启龙）等五人组成常委，李宗白任书记。
在鄂东南，根据中央决定，六月撤销大冶中心县委，成立鄂东特委，吴致民任书记，辖阳新、大冶、鄂城、通山、浠水、蕲春、黄梅、广济、武宁、瑞昌等十县。鄂南恢复了以周然为书记的鄂南特委，辖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嘉鱼五县。
湘鄂赣边区的党组织，这时受“左”倾思想的干挠，集中进行夺取城市的暴动。但边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等仍得到很大的发展，党的支部发展到六百多个，党员达一万多人，地方武装增加三倍以上，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从一九三○年初起，各县普遍有领导地召开了乡、区、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四月，黄梅、广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六月，修水、阳新、大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七月，万载、平江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十月，根据中央指示，鄂东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浏阳、通城、宜春等县成立了苏维埃玻府。武宁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他各县建立了区或乡苏维埃政府。根据地范围扩大好几倍，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整个边区进入全盛时期。
2、省委的建立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巡视员滕代远来湘鄂赣边区指示建立湘鄂赣边特区委。不久，在修水上杉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湘鄂赣边特委、鄂东特委、赣北特委的负责人共三四十人。会上，湘鄂赣边特区委正式成立，并通过各项决议，决定大力发展组织，加强党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巩固和扩大红军，促进革命新高潮。
一九三一年七月，湘鄂赣边特区委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湘鄂赣省委。大会选举李宗白、赖汝樵、胡梓、杨幼麟、孔荷宠、杨琦、于兆龙、汤钊、刘建中、张启龙、黄志竞等为委员，李宗白任省委书记，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省委成立后，在赣西成立修水中心县委，指挥修、铜、宜（丰）、奉四县；成立万载中心县委，指挥上高、分宜、萍乡、宜春；万载、平江、浏阳，湘阴直接受省委指挥。随后，省委将鄂东特委、鄂南特委、赣北特委并为鄂东南特委，由方步舟任书记，以加强对鄂东南地区的领导。
湘鄂赣边特委和省委十分注意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到一九三一年年底，每一个县、区苏维埃区域内都建立了县委、区委；在湖南长沙及江西德安、上高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共计建立了二十余个县委和相当于县委的领导机关，党员发展到四万余名。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又发展到五万人，其中湘东北六千余名，赣西北一万四千余名，鄂东南三万余名。特委和省委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政策教育和军事教育。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了整顿，消除了一些不纯分子。
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工会、贫农团、妇代会、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都有进一步发展，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从一九三○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地军民开展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土龙铺、沿埠头、玉岭山等大小数十次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壮大和发展了革命武装。一九三一年初，鄂东南建立了红独立第三师，师长郭子明、改委叶金波，下辖三个团，除原红七团外，以沿江游击队和赣北游击队为基础，吸收一批工农群众参加，组成红八团和红九团。全师共二千余人，长短枪一千余支。到一九三二年二月，全省主力红军由二千五百人增至七千五百人。随后，全省又建立了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原红三师已编入红十六军）。这样，全省红军又增至一万五千人。有六千五百多支枪。
为了加强对武装部队的领导，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一九三二年初成立了湘鄂赣省军区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全省武装，司令员孔荷宠，政治委员林瑞笙。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部：宜萍浏万为南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一师，修平铜通为中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二师；鄂东南为北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三师。以后，独立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政委徐洪。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十六军和红十八军奉命改编为红六军团十六师和十八师。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政委温锦惠。红十八师于同年冬由政委徐洪率领，开赴潮赣根据地。
省委和军区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设有政治机关和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军内实行民主制度；创办了“彭杨”军事学校和中国军政学校第五分校，抽调排以上千部学政治、军事和文化；还总结了“打圈子”避强敌、打弱敌以及正规军、地方军和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等一套战略战术原则。
湘鄂赣边特委和省委认真进行了政权建设。到一九三一年底，先后成立县苏维埃政权的有修水、阳新、万载、平江、浏阳、铜鼓、宜萍（宜春萍乡）、宜丰、通山、通城、大冶、鄂城、瑞昌、武宁、崇阳、咸宁、蒲圻、嘉鱼等二十几县。此外，湘阴、岳阳等地还有小块苏区政权。
在县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基础上，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了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县的一百三十多名代表，以及省委和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按照中央训令，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撤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辖湘东北、鄂东南和赣西北地区，选举赖汝樵、李宗白等二十三人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巩固和发展苏区，建立十万红军，发展白区斗争，加强工青妇及少先队工作，执行土地法等决议。大会于十月四日结束。五日，省苏维埃召开第一届执委会，推定九名常委，以赖汝樵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建中为副主席，并决定了省苏各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重要法令，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斗争，保卫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
一九三二年六月，鄂东南地区在龙港桂盛潭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盛茂炯当选为主席。
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和省苏维埃政府以极大的精力，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运动。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二九年秋，边区实行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搞共耕制或分耕制；一九二九年十月，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公田的政策，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不动自耕中农土地，其余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九三一年夏，开始重分土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一九三三年，又开展了查田运动，在工作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但通过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土地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不少地方农民获得二三年甚至五年土地革命利益，生活上升，从而积极参军参战，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仍然进行了必要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粮食生产获得显著提高，土改前平均亩产二三百斤，土改后第一年即达四百斤以上。工业生产，除建立各种军用工厂外，还建立了各种民用工厂，发展了造纸、鞭炮、染织、煤炭、陶瓷等传统工业，满足了群众生活的大部分需要，并同外地进行了交换。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边区允许商人自由经商，并举办转运、消费、信用合作，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办起了红色学校，开展了除病活动，出版事业也有相当的规模。
湘鄂赣省委也产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当王明“左”倾路线逐步在根据地贯彻时，省委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批判立三路线，接受王明路线，通过了《湘鄂赣省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一九三二年二月初，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与湘鄂赣省的战斗任务》；进一步贯彻了“左”的错误路线，尽管如此，当时“左”倾统治的中央仍然不能容允，认为湘鄂赣省委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不力，转变不彻底，派出中央代表来改造省委，于是揭开了湘鄂赣省党内斗争新的一页。
3、第二届省委及其工作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央代表主持在修水上杉召开了第一届省委第三次执会扩大会议，贯彻中央精神，批判原省委的错误。会议认为，原省委提出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是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原省委以平浏为中心根据地，没有积极向东南发展，妨碍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原省委指挥红军“完全停留在游击时代的游击主义”，没有搞正规化，打阵地战和堡垒战；原省委“平浏地域观念”严重，大批使用了平浏地区的干部，等等。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纲领，改组了省委，由林瑞笙任临时省委书记。会议还宣布勾销原省委所发布的一切文件和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同志坚决执行国际、中央和临时省委的一切文件和决议案。
临时省委成立后，制订了三个月工作计划，将各级进行了改组，随后于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在万载小源韩家祠堂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批判了原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了《宣言》、《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正式成立了第二届省委，由林瑞笙任书记，陈佑生任副书记。大会确定全省党的总任务是：积极领导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党的组织到十万党员，扩大红军一倍，为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奋斗。
与此同时，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火会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万载召开，选举王显德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刘建中为副主席。九月，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傅秋涛为委员长。省妇代会、少共省委、省互济会、省反帝大同盟等也相继召开会议，贯彻省党代会精神，改组领导班子。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全体军民的奋力反击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仓促上阵，丢失了许多苏区，大大地损耗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第二届省委还错误地处理了大批干部，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干部，即使证据不足，轻者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重者被定为“AB团”、“改组派”，进行残酷斗争，使党和军队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代之而起的干部，一般出身工人、雇农，胜任基层工作，但缺乏组织能力，提拔后工作不能展开，后来又不得不把这部分干部更换下来，最后也损伤了这部分干部的积极性。
一九三三年十月，遵照中央政府的电示，湘鄂赣省在万载小源召开了全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余人，讨论了工作，通过了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财政建设、肃反工作等项决议，选举了何振吾等二十一人为省苏第三届执委，选举张金楼等三十人为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号召苏区军民紧急行动起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十月三十一日，省苏第三届执委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何振吾为主席，张金楼、孔荷宠为副主席并决定了各部部长。省委本来还准备召开全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但因军事斗争紧张，虽然到了部分代表，但未能如期开会。这时，湘鄂赣苏区的形势已是十分被动了。
湘鄂赣苏区的情况，早巳为苏区中央局所觉察。苏区中央局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根据湘鄂赣省第二届省委存在的问题，决定改组省委，派陈寿昌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徐彦刚任省军区司令员，同时派出了三十多名干部。一九三三年八月，明令停止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捕人之权。九月，全国总工会撤销陈佑生全总巡视员职务；中央军委撤销孔荷宠红十六军军长职务，调往中央。十二月，陈寿昌等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小源，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揭发了林瑞笙、陈佑生等的错误，任命傅秋涛为省委副书记。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十分紧迫，会议来不及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立即动员全省军民，投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斗。
三、第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
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五省剿总“西路军总部”第二纵队占领浏阳严坪后，省委决定反击。恰接中央军委命令，要求部队向东行动，与准备北上的红十七师一起破坏南浔铁路，钳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省委派傅秋涛随红十六师行动。十二月，红十六师东进，在高安灰埠击退敌两个团，二十六日又在南昌西山附近歼敌两个营。随后，红十六师调头西走，在宜丰击溃朱耀华部两个团。与此同时，红三师取得了阳新木石港战役的胜利，摧毁敌碉堡十三座，俘敌七八百人。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红十七师在师长肖克率领下，从安福北上湘鄂赣苏区，击溃敌人六个团和一些地主武装，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彭位仁旅占领了铜鼓排埠。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和浏宜万独立团反击，战斗失利，使省级机关驻地小源四面受敌。省委提出“保卫小源、白水为中心的苏区”的口号，未能奏效，即决定撤出小源，向铜鼓幽居转移。一月二十八日，小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省委率机关转移到铜鼓幽居后，在王明“左”倾路线思想指导下，决定向东南行动，到奉新、靖安落脚，开辟五梅山脉之新苏区，向南昌采取包围形势，以与中央苏区配合，夺取南昌。于是调集干部和武装于四月由幽居经黄金洞、修水、到达鄂东南之修武崇通县冷水坪，然后集中鄂东南一部分武装与干部，随同开往靖安奉新地区。这时，红十六师二千多人以及省级机关大队人马，从修武崇通之芦坊出发，经过南茶、漫江向武宁方向前进，一路上屡遭敌人袭击。五六月间，他们抵达龙门山区时，国民党军五十师、七十七师、十八师和六十二师已包围过来，省委决定向平江黄金洞转移，在突围中，遭敌袭击、夹击、伏击，十六师和机关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部队“只剩一营兵力”。这就是惨痛的“六七月事件”。这次事件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2、三年游击战争
“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苏区被敌人分割成十一块。八月，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负责人陆续来到黄金洞后，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批判因暂时失败而对革命失去信心的思想，决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收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会后，省委派副书记傅秋涛到鄂东南去收集和扩编部队，在通山县冷水坪遇到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率领的红三师七团余部、咏生县独立营和其他收集的部队。他们沿途又通过捣毁国民党区、乡政府，消灭小股敌人，动员一部分群众参军，使部队扩大到一千一百多人。十月，省委决定陈寿昌和徐彦刚赴前线指挥，由傅秋涛主持省委日常工作。随后，陈寿昌、徐彦刚在平浏一带集中游击队约三四百人，开赴鄂东南之冷水坪。十一月间，陈、徐与鄂东南道委商量后，决定将上述部队编为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取消红三师建制。部队在冷水坪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恢复红十六师（当时只有一个团），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刷兼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不久，陈寿昌在崇通边界老鸦山战役中牺牲，部队减至七百五十余人。陈寿昌牺牲后，省委即以副书记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以后，又经过半年扩红运动，动员二千五百多人参军，至一九三五年六月，四十七团在黄金洞组成；不久，四十八团也得到重建，红十六师全部恢复。
红十六师复建后，在崇阳大源桥、高枧、平江木瓜、上洞、虹桥、岳阳黄岸市等地主动出击，消灭了大量敌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恢复和新建了六块苏区，其中最大的是平江长寿街、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的苏区，还有平浏长、大围山、药姑山、修武崇通和修崇通苏区。这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较兴盛的阶段。
部队发展后，蒋介石调集六十几个团的兵力，对苏区进行“清剿”。当时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正集中在平江虹桥、长庆一带休整训练，当发现敌人时，敌已接近完成其包围计划，省委决定突围，但由于花了一星期进行繁琐动员和等候咏生县的干部，以致贻误了时机。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部队东行向修水突围，受挫后改向西行，至通城，决定分三路从麦市突围。经过严酷的突围战斗，损失十分严重，除四十七团一个后卫连基本保持外，四十六团只剩下六七十人，四十八团只剩下十几个干部和少数战士。七八月间，三个团返回黄金洞时，一支五千余人的突围队伍只留下一千余人，几块较大的苏区又被敌人分割。
一九三六年三月后，敌人又调动十一个师、三省保安团和十一个别动队，分兵、分期、分区向湘鄂赣苏区进行“清剿”。他们推行碉堡政策，层层封锁；实行“三光”政策，残酷杀戮；强迫移民并村，进行经济封锁；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还利用叛徒进行“招抚”，从而严重地危害着苏区。
面对这种情况，省委在黄金洞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部署反“清剿”斗争。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省委对苏区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作了相应的改变，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在原先建立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作战分区的基础上，将全省划分为四个特委和四个军分区：一是东北特委和东北军分区，管辖修铜宜奉边、高奉边、靖武奉，特委书记由赵龙（后叛变）担任；二是东南特委和东南军分区，管辖浏宣万、万宜上、万铜丰、万载、宜萍，特委书记由彭建新担任；三是西南特委和西南军分区，管辖平修铜、平浏长、湘鄂边，将委书记由谭启龙担任；四是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分区，管辖鄂东南、修武崇通，特委书记由秦化龙（随后是江渭清）担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县委书记是游击大队的领导者。与此同时，省委决定再次恢复红十六师，由方步舟任师长，刘玉堂任政委，黄加高任政治部主任。根据麦市突围的教训，省委决定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会后，红十六师在大冶、鄂城、咸宁一带游击，当强敌包围时即向敌后进军，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当我方力量超过敌军力量时，即集中力量速打速决，将敌人消灭。这样，保存了革命力量并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始终支持红军的战斗，不断送亲人当红军；把省下来的口粮、食盐和衣服送给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机关；在枪林弹雨中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做向导、抬担架，掩护红军，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在反“清剿”斗争中，各分区的地方游击队也广泛开展了游击活动。一九三六年间，东北特委领导东北分区独立营和修铜宜奉县游击队，粉碎了敌人企图在修水、铜鼓、宜丰、奉新一带建立所谓“模范清剿区”的计划。一九三七年二月，红十六师突破敌人对平浏地区的封锁，返回黄金洞。三四月间，他们在铜鼓胆坑和宜丰同安两次同数倍于我军的敌军作战，均失利，部队从千余人锐减到两三百人。此后，红十六师便与省军区独立团合编，直至国共合作抗日。
3、迎来合作抗日新阶段
为了抗日的需要，湘鄂赣省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傅秋涛任主席。八月二十日，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和平合作联合抗日宣言》。九月，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成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湘鄂赣苏区得以建立。同时，根据党中央指示，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属长江局领导。随后，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傅涛秋率领，开赴抗日前线，并设新四军通讯处于平江嘉义，继续开展斗争。
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湘鄂赣根据地最后保存五百多名党员干部，三百九十多名战士，共约九百人，迎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时期。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领导小组
—九八四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