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提出的背景

　　1926年底北伐进入高潮，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各阶级出于自身利益此褒贬不一。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和少数北伐将领对此极为恐慌大加指责，一些中间派分子受这种言论的影响也开始动摇，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

　　如何对待大革命关键时期的这一新情况，中国革命将走向何处，毛泽东把目标锁在了对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农村调查研究主客观条件都基本具备：其一，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已拥有几年农运经验并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对陈独秀等的右倾观点有所怀疑，急需在实地调查中寻找答案。其二，虽然在中共三大上农运问题就已经被提出，并一直被共产国际和中共所关注，却未能很好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有人到这艰苦的实践中去探索。其三，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调查工作可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二、《报告》形成及主要内容

　　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行进的路线为：1月4日乘船到湘潭县城，5日到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县大坪，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到横铺肖家冲，15日到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20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27日赴醴陵县城，31日至醴陵东福寺，2月7日（正月初一）上午回长沙，在调查期间毛泽东先后两次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作详细的报告。2月间，毛泽东在湖北武昌督府堤四十一号写成了《报告》。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章的部分章节，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

　　《报告》有两万余字，共分八部分论述。总体上可分为三部分，首先提出问题“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迅速矫正”。其次从总体上对农会、农民运动加以论述，先讲农会组织的过程、农会的权力、肯定农会“好的很”、并在反驳“过分问题”“痞子运动”的基础上，指出贫民最为革命是“革命先锋”。最后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的十四件大事，从组织、政治、经济、武装反封建政权、动摇封建宗法制度、普及政治宣传、加强文明教育、进行公益事业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以强有力的事实论证自己前面的观点。

　　三、《报告》对当时的影响

　　该《报告》的发表对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的农民运动，乃至共产国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的认识。首先，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调查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毛泽东大声疾呼：“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这一认识为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打下重要的思想基础。其次，《报告》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一个重要开端。毛泽东曾经极为自信地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毛泽东后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2.推动了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首先，《报告》有力的回击了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和党内右倾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极大激励和鼓舞了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斗志。其次，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几次向湖南区委做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会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后来大规模的秋收起义湘南暴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三，全国的农会组织迅速壮大，湖南全省农会会员，到四月底，由一月份的二百万激增到五百一十八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到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前夕发展到六百万。

　　3.加速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农民的了解。《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相当关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该文，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共产国际》英文版的编者按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更是称赞《报告》“极为出色，耐人寻味”。《报告》使共产国际开始认识到中国农民伟大的革命力量，文章刊出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就对中国发出“应当全力发展土地运动”的明确指示，这为后来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重新思索中国革命道路，逐渐对毛泽东新的革命道路从注意到重视打下了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