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说：“台湾贝阳（音，应是柏杨—笔者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主要将大陆为斗争对象，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有好处。”

　　看来,胡耀邦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赞成台湾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他为什么赞成这本当时争议很大的书？这就有必要首先简要了解一下柏杨其人、其书《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开封市通许县，祖籍辉县。原名郭定生，曾用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杨是他后来用的笔名，之前也曾用笔名邓克保。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柏杨考取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被保送到武汉军属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期间，柏杨“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兴奋过头，竟“忘了举枪”，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

　　其后，柏杨到了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央训练团”。当时柏杨“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19岁的他甚至下定决心，“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

　　再其后，柏杨从重庆到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沈阳辽东学院教师。

　　1949年，柏杨跟随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南下到上海，最终跟着“老长官”吴文义一路到台湾。

　　去台后，曾在蒋经国创建的”反共救国团”任职，被人认为是蒋经国的人。后在成功中学、省立成功大学、国立艺专等从事教育工作。

　　1960年，台湾横贯公路通车前，柏杨应邀前往参观并为沿途景致题名，最后一站“古柏杨”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有感而发，从此用“柏杨”为笔名，沿用至终生。

　　1966年任平原出版社社长。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柏杨为补贴家用，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建立一个王国，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柏杨将漫画中的「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是蒋介石发言中常见的对民众的称呼，触怒了台湾当局，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于3月4日逮捕入狱。这就是当时震惊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

　　柏杨身陷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我的新生从被投入监牢那一天起”，柏杨说。正是牢狱之灾，激励他从一个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成为潜心梳理中国历史，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批驳的大家。他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他说：“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1978 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约法三章：不准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夫人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但是，柏杨最后一任夫人张香华解释道：“关心社会、国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柏杨属于社会关怀很强烈的人。”柏杨从自己人生的感悟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一天也不放松。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看到大喜若狂的东北大学同学们，面对广场燃起营火，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声音……他心里怀疑起来：“这些大学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舞？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一个个也被酱成干屎橛、酱萝卜。”

　　柏杨对“酱缸蛆”的自欺欺人忍无可忍，太想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话题进行一次发挥，但屡遭责难。1982年，台湾某报邀柏杨演讲，当听说这个题目后，断然拒绝。1983年台湾东海大学邀他演讲，柏杨再次报上这个题目，要求留一份录音以备书稿之用，结果收到一盘空带。

　　1984年9月24日，柏杨应约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演，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题为《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多年愿望终于在美国实现。柏杨趁这次讲演的机会，给大陆的女儿写信。信写到河南息县台办，女儿拿到信已到1985年初。

　　1985年8月，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书中，柏杨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恨铁不成钢”的态度，痛批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柏杨形容自己好比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学者陈晓明评价柏杨：“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只有对传统文化非常关切、对中国人怀有非常高的期望，他才会批判、揭示它的问题所在”。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经历一场拨乱反正，思想大解放，反思“文革”。恰逢其时，《丑陋的中国人》也悄悄从香港传入内地。

　　1986年12月，大陆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同时出自广州花城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不同的是，湖南版是根据当时国内报刊杂志转载散登这本书的内容整合而成，花城版则是将台湾的原版图书拿过来，稍作删改后出版的。

　　据 2008年5月8日《南方日报》《<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一文，1985年前后，在深圳召开的一次东南亚作家座谈会上，一位朋友把从香港带回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介绍给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曼。王曼看后很受触动，把书给副总编辑陈俊年，说：“这本书在海外挺有影响,你先看看怎么样。”

　　陈俊年回忆，当时社会上对“文革”、对“左”倾思想的反思，一般都是从政治路线、党内斗争上去认识问题。但是反过来想，“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热闹，难道只是“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而柏杨的书，恰好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中国人，文笔犀利、眼光独到，语气甚至有些刻薄，很有“鲁迅风骨”。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文章“稳、准、狠”。比如书中“酱缸文化”这个提法既新颖又深刻，“中国历史文化就像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但是时间久了，河里污秽肮脏的东西积淀得多了，就腐坏了，成了一个酱缸，发酸发臭”。同时，他还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把当年鲁迅所讲的国民劣根性放在当下来分析，现实针对性很强。另外，这本书里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一些杂文、随笔，看后马上能够反思自己，读者还会情不自禁地去“对号入座”。这一切让陈俊年觉得，这是一本读者十分需要的启蒙式、批判式的书。

　　陈俊年花了一天一夜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他“被打动了，吸引了，放不下手，看完后很震撼”。他对王曼说，这本书不仅应该出，还应该赶快出。

　　定下的出版时间是1986年10月。责任编辑叶曙明，用一个多星期时间就编定稿子：将原版中一篇直接针对“文革”和另一篇直接对大陆进行犀利评论的文章删掉；书中一些较为敏感的内容，像“中华民国××年”等直接去掉。10月交稿，12月书就出版上街了，距《丑陋的中国人》原版图书出版一年。

　　出书前，出版社先向全国新华书店征订。征订数量把陈俊年吓了一跳：第一版就征订了280万册！是当时花城出版社销量最大的一本书。鉴于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为了避免麻烦，稳妥起见，出版社只印了210万册，并在正文前的“出版说明”中，明确说明本书“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在版权页上,，也加了4个小字：“内部发行”。

　　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花城第一次印刷后，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一个月内印了两次。书在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的时候，很多工人边排版边偷偷拿出来看，说：“这本书好啊，我们都看了。”

　　1986年7月，经大陆有关方面“特批”，两个女儿及其两个孩子一起到香港，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柏杨实现了多年家人团聚的愿望。

　　中国大陆一度出现“柏杨热”。但是不久，大陆学潮爆发，形势发生变化，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被全面查禁。1987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点名地批判柏杨。花城出版社陈俊年被迫作检讨。检讨会主持人说：“这本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对中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会出这样一本书。”不过，检讨后没有处理，这本书只是停发一段时间，两年后又重印一次。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88年秋，柏杨离乡近四十年后重返大陆，专门取道四十年前最后离开的城市上海。柏杨说，“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年底父亲到了西安，与女儿一家再次团聚。这一年，北京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柏杨妙语》。在他的故乡河南辉县，雕塑家李学还塑成一座柏杨的高大胸像。 陈俊年到西安，把《丑陋的中国人》的3200元稿费，交给柏杨。

　　此后柏杨每5年回一次大陆，第二次回大陆是1993年，第三次是1998年。

　　大陆对柏杨的批判，时断时续，时隐时现。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柏杨。同年，他的故乡河南辉县，拆除了3年前为他树起的一座高大胸像。

　　2004年，《丑陋的中国人》开禁。2004年8月，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第一次以柏杨授权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陆，仍然畅销。是年，上海《书城》杂志，票选《丑陋的中国人》为20世纪最后20年，影响中国最大的20本书之一。

　　2006年12月15日上午, 在位于台北新店半山柏杨家里，举行简朴隆重的捐赠仪式：柏杨夫妇将57箱手稿和物品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前来接受捐赠。柏杨说：“这件事是一种缘分，我是不动摇的。希望大陆的同胞多来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人也多到大陆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慢慢地融合，了解了就好了。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

　　2007年2月7日，柏杨捐赠的11742件文献文物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布成立“柏杨研究中心”筹备小组，拟邀请大陆、台港澳及海外研究学者参加该中心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说：“这批文献文物虽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但对所有研究柏杨的人都是开放的。”

　　200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丑陋的中国人》，完全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为底本，上辑为“沉痛出击”，内容包括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稿《丑陋的中国人》和另外两场演讲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与文学》，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二十几篇杂文；下辑为“怒涛拍岸”，内容包括二十几篇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回应文章。此外，出版社还特别邀请著名漫画家方成为《丑陋的中国人》绘制了插图，著名作家冯骥才也特为本版《丑陋的中国人》写了一篇序言：《中国人丑陋吗？》他把柏杨与鲁迅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年89岁。

　　柏杨在人生的最后30年，练就成包括海峡两岸的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名人之一。

　　现在我们看胡耀邦为什么赞成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就好理解了。

　　胡耀邦学历不高，中学没有毕业。但他一生突出的优点是爱好读书，而且博览群书。常年累月，知识积少成多，必然使他对书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从时间上来看，胡耀邦看的《丑陋的中国人》，肯定不是大陆出版社经过删减出版的版本，而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台湾出版的原版。所以他说该书“主要将大陆为斗争对象”。即使如此，他仍然认为“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有好处。”

　　作为党的总书记，虽然只是对一本有争议的书的表态，却也表现出他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一贯品格。毫无疑问，他所以关注这本书，是与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有直接关系。更远说，也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关系。这就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当时他身处学潮的风口浪尖，但不为自己安危所虑。身后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符合党心民意。可惜的是，由于他此后不久就辞去总书记，他赞成《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话，也不会传达贯彻落实。由此，该书在大陆的出版，经历了20多年的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