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拨乱反正、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亲赴西藏、青海、甘肃等藏区视察工作、调查研究，为藏区工作收集第一手资料。他先后两次参与和主持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的有关西藏工作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成为西藏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他代表中央提出的“八项方针”、“六件大事”、“十年内富裕”的总体思路对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胡耀邦有关藏区工作的批示、谈话、会议纪要、函电等历史文献，总结他关于藏区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党做好当前的藏区工作不无裨益。

　　一、以拨乱反正为切入点，系统纠正藏区工作的“左”倾错误
 
中国的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除西藏自治区成立于1965年9月1日外，其它自治州、自治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全部成立。在“文革”开始以前，全国藏区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为贫苦大众翻身解放解除了制度枷锁;废除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为广大藏民走向身心自由解除了精神枷锁;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人民千百年来第一次可以主宰本民族的命运，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边疆巩固开辟了道路。考虑到西藏和其他藏区有别于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央的藏区工作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民主改革进程相对较慢。1959年，中央果断先在已经平息叛乱的拉萨、山南地区农村和曾经参加叛乱的寺庙里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在未叛乱地区进行和平改革，对未参与叛乱的领主实行赎买政策。1961年4月，中央决定在西藏实行“稳定发展”的方针，5年内不搞合作社，让翻身农奴休养生息，尝到民主改革带来的好处。此后几年，农、牧、手工业生产发展了，农牧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同1958年相比，1965年粮食产量增长了88.6% ,牲畜总量增长了54.1%。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1名，藏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也有一部分爱国进步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这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藏区的伟大胜利，藏族群众把这个时期称为“黄金时代”。

　　但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左”倾思潮和60, 70年代的“文革”给党在藏区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带来严重破坏，广大藏区干部和群众遭受了极大苦难。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和牵连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二)在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单一搞粮食、硬性推行多种冬小麦和少种青稞，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三)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连十世班禅大师这样杰出的宗教领袖都身陷囹圄。(四)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甚至搞无米之炊，造成巨大浪费。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这种“左”倾做法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在这样的局面下，1980年3, 4月期间，党中央讨论了西藏工作，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批转的《会议纪要》成为指导西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5月，胡耀邦和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亲赴西藏考察、指导工作。在这一时期，胡耀邦关于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基本思路以拨乱反正为切入点，系统纠正藏区工作的“左”倾错误。这要求党在藏区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都要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

　　胡耀邦指出，当时西藏工作最主要的问题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跟得慢了。杨静仁把这个“慢”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慢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二)慢在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上;(三)慢在落实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上;(四)慢在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实现自治权利上;(五)慢在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上;(六)慢在没有把抵制三中全会的极左思潮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注意，更没有把反对和克服这种错误思潮作为思想战线的重大任务去对待和解决。胡耀邦在与西藏干部群众座谈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作风，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一定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阻碍生产发展的条条框框，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尽快地使西藏人民富裕起来。在这里，胡耀邦实际上提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前提条件和中心任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是破除传统思维和“左”倾束缚的前提条件;把西藏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西藏的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让藏区人民尽早摆脱贫困是纠正“左”倾错误的中心任务。胡耀邦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指出:“要在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适合于西藏情况的、灵活的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你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纯农业区，一个是农牧区，一个是林牧区，一个是纯牧区，主要三个区。单单搞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单是靠粮食去发财，一千年都翻不了身。你们要搞多种经营，要搞农业同牧业结合，要搞农牧业同副业结合，要搞手工业。”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提高藏区民众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牧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农牧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纵向看，1978年全区粮食产量有513449吨，油菜产量有7914吨，分别比1965年增长77%和52% ;各类牲畜存栏量有2349万头(只)，比1965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达到50214万元，比1965年增长48.5%。但是，由于人口增加、国家调拨、产品结构不合理，藏区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多。正如《西藏日报》记者描述的:“过去搞单一经济，虽然社员每年分到六百多斤口粮，可是吃肉、吃酥油都要拿粮食换，穿衣也靠粮食换，粮食代替了人民币，结果年底缺粮，只好四处去借。”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干部大会上讲到西藏现状时说，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提高，有的部分有些提高，但总的还是比较穷困，有些地方甚至下降了。

　　所以，胡耀邦到西藏一下飞机就对西藏的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次到西藏来，要和同志们商量一些大问题，主要是商量怎么样使西藏人民的生活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主题思想。西藏人民是勤劳的、智慧的、勇敢的，但又是穷困的。我们就是要研究如何治这个‘穷’字的问题，使西藏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富裕、文明。”在西藏的一个星期里，胡耀邦走访了水电站、学校、街道、商店、工厂、家庭，以及自治区工业、财政、文化、军队各单位，广泛听取意见、调查研究，与西藏各级干部共同商讨贯彻落实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他的一系列谈话指出了西藏当时扭转贫困局面的主要政策思路，即休养生息的“宽、优、特”政策和“放、免、减、保”方针。他说:“西藏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要使农牧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才能更快地改变面貌。”怎样做到休养生息?一是“放”，即放宽政策，尊重生产队、社员的自主权;二是“免”，即免征农牧业税收，取消一切形式的派购;三是“减”，即减轻农牧民的负担;四是“保”，即保证必要的物资供应。这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极大减轻了藏区群众的负担，激发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4年2, 3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总结1980年以来西藏工作的经验，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了再认识，进一步实行休养生息的特殊优惠政策，即“两个为主”和“两个长期不变”:新办的工商业以集体、个体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牧区实行 “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这项政策尊重了农牧民的财产私有权、经营自主权、土地承包权，是当时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都没有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的关怀。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使西藏尽快脱贫致富、尽快赶上内地、尽快走向繁荣。到1984年底，西藏95%的农牧区都落实了这项政策，农牧民家庭自主经营成为农牧区经营体制的基本特点，专业户、重点户、个体工商户快速崛起，藏区经济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创造力。到1988年，全区农牧业总产值达到12.95亿元，比1980年增长1.4倍;农牧民人均收人达374.41元，增长1.01倍，年均增长11.3%，缺吃少穿的局面基本结束，农牧民的生活趋于平衡。

　　对于全国其他藏区，尽管没有专门召开座谈会，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其他藏区也得到参照执行。1983年7月16日至8月6日，胡耀邦到青海、甘肃两省进行了为期21天的考察调研，重点在青海，行程近3000公里。胡耀邦深入青海海南(藏族)、海北(藏族)、海西(蒙古族、藏族)三个自治州看望农牧民，考察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青海的最大寺庙塔尔寺，对藏区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胡耀邦指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川，治穷致富，逐步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是青海、甘肃走向经济繁荣，成为我国重要林牧业基地的必由之路。他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对当地干部说，要争取在四个方面走到前列:一是站到民族团结的前列;二是站到发展经济，发展牧业经济的前列;三是站到发展科学、民族文化、教育、卫生的前列;四是站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列。他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视察时要求当地干部指导少数民族群众过社会主义新生活。在这里，胡耀邦实际提出了改善民生的更高要求，发展生产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有质量、有精神、有品位的生活反过来会促进生产。
 
三、以藏族干部为依靠，加强藏区政权建设
 
紧紧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做好民族地区工作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党员干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是我们党在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基层组织、巩固基层政权的最重要组织基础。少数民族干部和本民族群众具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易于沟通，是连接少数民族群众和党委政府之间的纽带。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对此就有明确的指示，并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来抓。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干部大会上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们的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已经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藏族干部……现在，我们就要把担子交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这实际上指出西藏的工作主要依靠藏族干部挑大梁，汉族干部要和藏族干部配合好、协调好，搞好团结。

怎么样培养和使用藏族干部?培养什么样的藏族干部?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怎么样搞好团结?这也是胡耀邦和党中央一直关心的重要问题。他提出如下几条思路。

　　首先，大胆提拔，放手使用，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锤炼干部。1980年4月7日，中央批转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积极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对他们要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要特别注意培养中青年民族干部，搞好梯队建设。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民族工作造成极大破坏，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1984年4月1日，中央批转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对这个问题作出专门指示:“要继续培训提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青年干部，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已经或将要退居二线、三线的汉族老干部，对民族干部特别是其中的中青年同志既要做好传帮带工作，又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勇于从实际出发，大胆独立地工作”。

　　再次，要根据干部“四化”方针，着力培养少数民族中的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型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批民族干部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文化程度高，比较年轻，政治可靠，上进心强，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为后续的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胡耀邦说:“我们汉族同志要为他们一一藏族干部的成长表示高兴啊!这是我们很大成绩之一。”中央指出:“要非常爱护、关心和继续培养提高这批民族干部，特别要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和专业知识水平，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中央建议，县级以上藏区干部可以试行“三三制”的工作方法:大体上以三分之一时间工作下去调查研究、检查帮助工作;三分之一时间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实验;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文化，包括学习藏文藏语和汉文汉语。

　　最后，要搞好汉族干部和藏族干部之间的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在党政机关、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没有干部的团结就没有群众的团结，各民族干部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试金石。1983年5月20日，胡耀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大会上重点讲了民族团结的问题，其基本精神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藏区。他讲了六个方面的团结，最核心的就是干部之间的团结，特别是汉族干部同各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他指出:“谁注意民族团结和党的团结，谁就是有觉悟、有水平、有党性;谁忽视民族团结和党的团结，谁就是没有觉悟、没有水平、没有党性。谁要损害这个团结，谁就要在政治上犯大错误。”他把团结问题上升到党性的高度，把是否讲团结作为衡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干部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
 
四、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前提，加强对民族宗教事务的管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帝国主义企图乘国民党当局对西藏失控、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西藏的时机，加紧策划西藏独立。由于历史、地缘的关系，西藏的解放有一定的国际因素，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是党中央始终坚守的底线。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尽管中央政府给西藏上层僧侣贵族集团以最大的耐心、克制和包容，一再推迟西藏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时间，期望上层分子能有自觉的改造愿望和实质的反省，但他们不愿放弃封建剥削制度，不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愿让西藏广大人民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一步步走上分裂叛乱的道路。1957年5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成立“四水六岗”叛乱组织，随后又组织“卫教军”，在雅鲁藏布江以东、以北、以南煽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开始策动在拉萨叛乱，并在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持出拉萨，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以此为契机，中央立即启动西藏的民主改革，彻底埋葬西藏的农奴制度。

　　此后的20年，西藏和全国其他藏区一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进人新的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面实施，藏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党的各级基层政权、人民解放军、公安干警、民兵成为捍卫藏区、保卫边疆的坚强柱石。但是，藏区毕竟有不同于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文革”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不到位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了再认识，包括地理、历史、民族、宗教四个方面。西藏是世界屋脊，高寒缺氧，地广人稀，与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不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一一藏族聚居的地区。佛教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成为藏传佛教，决非偶然，而是自然与社会双重选择的结果。因此，做好西藏民族宗教工作尤为重要。胡耀邦有关藏区民族宗教工作的讲话、批示、报告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首先，全面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藏传佛教(喇嘛教)是藏区全民信仰的宗教，在群众中有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敏感性、国际性等特点，需要各级政府全面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保护信教群众、宗教职业者、活佛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为了满足信教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愿望，争取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逐步恢复到200百座左右的寺庙，还可以建立一些简易的宗教活动点。

其次，积极落实政策，做好统战工作。藏传佛教在中国是藏族和蒙古族全民信仰的宗教，涵盖的地域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国土面积超过22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1/5还多。而且，藏传佛教在邻国不丹、尼泊尔、印度、蒙古还有众多信众。做好藏区的统战工作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影响。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做好西藏统战工作的五点要求，包括明确统战对象，正确看待统战对象，抓紧落实政策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加强与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慎重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违法犯罪问题。

　　再次，全面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语言、文字、饮食、建筑、服饰、医药、手工艺品。藏传佛教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种类繁多的教派和支系、多样化的传承方式，很多寺庙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这些都需要认真保护、整理和研究。胡耀邦在西藏视察时指出:“热爱少数民族不是空头的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中央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都明确提出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胡耀邦还倡议建立民族节，认为这是继承、保护民族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

　　最后，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前提，积极展开与境外达赖集团的接触。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对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和藏族同胞十分关心。邓小平、胡耀邦、李维汉等多次讲过，只要达赖喇嘛放弃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对话和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1981年7月27日，胡耀邦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代表中央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包括:为积累互信可以让达赖喇嘛多看几年，不咎既往，欢迎回来定居，政治上保持过去的待遇不变，回国要发表声明。可以说，中央非常体恤境外藏人远居异国、寄人篱下、脱离祖国、脱离人民的不堪处境，希望达赖喇嘛的反省和回心转意能促成藏民族和藏传佛教的团结。为此，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明确提出，随同达赖喇嘛逃亡国外人员留下的家属子女属于统战工作对象，需要对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给予适当照顾。但达赖集团首鼠两端，一边和中央政府接触，一边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继续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至今仍流亡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