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即中共“七·一三”宣言。“七·一三”宣言发表于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对于在急剧逆转的形势下振奋全党精神、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对于唤醒民众、将打散了的革命力量重新集结，对于在前路茫茫状态中重新探寻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新答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思想，逐步成为全党的意志，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路线，代替了陈独秀的妥协与退让，在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失败的紧急关头，力挽狂澜，实现了党的战略“由国共合作到武装暴动”的伟大转变。[1]
“七·一三”宣言发表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会后，临时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准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于8月12日从武汉回到了长沙。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对敌斗争新策略。
毛泽东到长沙会见了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之后，展开了他一贯重视的社会调查。经过调查，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这使他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开始，便表现出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不同的特质。这表明，从秋收起义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的重任，就已经历史地落在毛泽东的肩上。
一、在党内最早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
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七·一三”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没有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同时也表示“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2]P182。所以八一南昌起义时，打的依然是国民党的旗号。八七会议虽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对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次会议也没能解决革命到底打什么旗帜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领导革命到底的阶级。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我们党争取民权的办法，不应该是委曲求全的退让，而应该通过革命来唤醒民众，争取民权。但是，瞿秋白在强调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同时，依然认为“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3]P71。8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2]P288，并提出了三点理由支撑这个观点。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的人。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致函中央，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2]P303
8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在8月30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确定了湖南省的秋收暴动计划，研究成立了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及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会后第二天，毛泽东从长沙坐火车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的具体作战计划。
秋收起义一开始就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正如毛泽东那首词里写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暴动前夜，工农革命军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4]P216。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打出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在驻地江西省修水县城宣布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有镰刀斧头标志的“工农革命军”旗号，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说明毛泽东从秋收暴动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必须将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
二、认识到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七·一三”宣言对军事问题有所涉及，提出过“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2]P181，但是，也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层面，对如何解除豪绅地主和贪官污吏的武装，如何武装农民，并没有具体的意见。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做军事运动、不掌握武装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发言，当时在会上却反响平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八七会议前后的那段时问，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地党的负责人，比较普遍的观点，都是认为暴动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工农武装，军队只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2]P309。就在秋收起义部队因敌强我弱出征受挫而向南退却以后，9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函(《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中，仍然认为，“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总而言之，农民暴动，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如此发展广大农民的坚决斗争，暴动才能胜利。断不能有等待军事的心理”[5]P374。
对中央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在8月18日的湖南省委会议讨论暴动问题时，毛泽东就明确强调两个问题：“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6]P7
我们感觉，毛泽东说“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应该说还是有保留的。在他的心目中，毫无疑问的必须以主要的精力去注意军事，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为军事服务、为战争服务的。但是为了防止过分刺激党内一些同志，毛泽东不得不有所保留。即便如此，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还是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反对。8月22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研究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时，就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批评湖南的暴动计划“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2]P300。
这时，毛泽东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充分体现出来了，他与中央据理力争。8月30日，毛泽东在以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7]P96
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平江、浏阳一带的农军，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起义前夕，这几支军事力量合编为一个师，下辖4个团，“第一团是警卫团(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这个团的基础，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团长钟文璋；第二团是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的部队，团长王新亚；第三团是萍乡、浏阳农民义勇军合编的，团长是苏先俊；第四团是从从鄂东来的夏斗寅的残部(应为王天培的残部——作者)，经过崇阳县委的关系，由我们改编的，团长是邱国轩”[8]P5。从起义部队四个团的构成来看，秋收起义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所强调的暴动必须以正规武装力量为骨干的思想。
正是由于毛泽东特别强调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暴动初战失利以后，毛泽东也就特别珍惜这支剩余不多的武装力量，果断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以保存实力，经过艰难的千里转战上了井冈山。经过“三湾改编”，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从此，有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为创建正规的中国工农红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此，这支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了今天敢于藐视一切敌人的威武之师。
三、探索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七·一三”宣言强调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绝不能推翻的”。并进而提出了“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所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2]P181的主张。但是，在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处理土地的没收与分配问题上，从“七·一三”宣言到八七会议，都没有作出圆满的解释。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坚持的政策是“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2]P225。“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2]P225对于小田主则实行减租而不没收其土地。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对中央的这个土地政策提出直接的反对意见，但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时，毛泽东指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安民。”[4]P208
毛泽东这个话说得虽然不是很明确，但毕竟提出了对小地主土地问题必须解决的意见。8月13日，即回到长沙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农村调查农民土地问题。他找来六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师，在杨开慧家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8月18日，他又向从韶山来长沙的五位农民征询对土地革命的意见。[4]P209-211在这次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拟出了这样几条“土地纲领”：(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2]P304细细研读这几条纲领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没收小地主土地的主张。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当天经湖南省委讨论后转呈中央。
毛泽东上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在后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有了实践的舞台。到了1928年冬天，毛泽东在总结一年来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土地纲领——《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条文不多，仅9条14款，还不到1000字，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路线的奠基之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土地革命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提出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思想
由于历史的局限，“七·一三”宣言还没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而且“七·一三”宣言发表不久，1927年8月，中共中央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还明确提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2]P290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作了大量的调查以后，对中央的上述决议产生了不同的看法。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央，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并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0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2]P303。
中共中央很快就对毛泽东8月20日以湖南省委名义写来的那封信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应：“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这是不对的。”[2]P302
但是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与中央继续争论了，因为就在这暮云沉沉的秋愁时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坐火车经株洲奔赴江西安源，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所幸中共中央没有固执己见,并且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指示朱德同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在现时的湖南敌人势力空虚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5]P57但这是后话了。尽管还没有和朱德取得联络，毛泽东已经于一个月以前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思想付诸实施，在井冈山建立起了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苏维埃政府，即将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更为广阔的土地革命战争画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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