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锷的一生中，樊锥是其第一位思想启蒙者。樊锥的教育、引导和示范，对于蔡锷从一个乡村“神童”成长为护国元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师生，也是同志、战友，共同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邵阳：师生结缘
蔡锷，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1岁时，其父蔡正陵因邵阳谋生较难，举家迁往距离邵阳200多华里的武冈州山门城西之黄板桥(今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刚满6岁，蔡锷即由乃父亲自启蒙，读书识字。次年，蔡锷受当地大地主刘辉阁知爱，被免费接到刘家所设的私塾，与刘家子弟一同接受旧式教育。在刘家私塾，蔡锷“首先是读《三字经》、《论语》，然后《孟子》、《大学》、《中庸》顺序读上去”。年幼的蔡锷勤奋好学，“每日别人背书一回二回，他常是背四回五回，或者更多”，因此，他对所学内容，“读得纯熟，背诵如流，一字不错”。到10岁时，蔡锷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并能够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称。1892年，蔡锷回邵阳县城应县试，即被同邑名士樊锥看中。
樊锥，字一鼐，一字春徐，又作春渠，1872年4月3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乡段塘(今新邵县雀塘乡段塘村樊家冲)。樊锥少时虽家贫却甚好学，为同邑贡生曾德清免费收入其私塾学习，13岁时“通群经，旁及诸子，工为文，奥折自熹，师抑之，益奇恣不受制科轨范”。l5岁时，他遍访城邑藏书，“悉读之”。后受知于湖南学政张亨嘉，为县学生。旋又与邑人石守成、石秉钧负笈省垣，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博涉诸子，旁证西学。甲午战后，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樊锥关心时事，倾向改革，与石秉钧、石守成、石建勋等以新学相砥砺，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辨章乎宏篆。”
樊锥见到年幼聪颖的蔡锷，“一见奇之，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有所适，辄徒跣从，昕夕讲授不辍，”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缘。樊锥学识渊博，又富有维新思想，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蔡锷研习周秦诸子之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之书，学业大有长进。1895年，13岁的蔡锷应院试，考中秀才，并得到著名维新派人士、省学政江标的赏识，被补为县生员。1896年，蔡锷应岁试，名列第一。
樊锥不仅是蔡锷学问上的老师。而且也是蔡锷思想和人生的第一个导师。在樊锥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蔡锷的思想逐渐由封建守旧向维新变法转变，迈出了对其以后有重要意义的人生第一步。
二、长沙：师生相长
1897年秋，蔡锷随樊锥同到长沙参加乡试，蔡锷不第，但樊锥富有维新思想的文章，却为省学政江标所激赏，被选为拔贡，其《墨家者流赋》、《司马温公表进资治通鉴赋》、《萧尺木补绘离骚图序》、《述学赋》和《泉币赋》等五篇文章后来也被作为优秀试卷人选江标所编之《沅湘通艺录》。
这年乡试结束之时，正值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兴起之际，樊锥也就如鱼得水，随即决定留在长沙，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他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开拓用才之术”，并具体论述了“变科目之才”、“变农之才”、“变工之才”、“变商之才”、“变天下之才”、“变妇女之才”的方法，呼吁培养实现新政的各类人才。为了培养维新人才，湖南的维新派于1897年9月创设时务学堂，樊锥鼓励蔡锷报名参加了时务学堂第一期入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1898年2月，维新派创建“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并“兼地方议会之规模”的南学会，樊锥立即响应，并在邵阳组织南学分会，被推为分会长，常奔走于邵阳和长沙之间。3月7日，由南学会集资创办的该会机关报《湘报》问世，樊锥积极赞助，参与《湘报》的编辑工作，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成为其主要撰稿人，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开诚篇》、《发锢》和《劝湘工》等文章，鼓吹变法维新。在这些文章中，他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要求维新变法，大声疾呼“时势所迫，运会所趋，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也”；他无情揭露和鞭挞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指出“自民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遂于醉生魇死之曲，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他愤怒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天下者，天下公之”；他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学说，要求“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他大力提倡发展民族工业，要求“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使“手工尽化机器，物货喷于瀛海。”樊锥这些针砭时弊、言辞激烈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他也就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时务学堂，蔡锷有幸成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等著名维新人士的学生。梁启超等人“以《公羊》、《孟子》教”，“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使蔡锷等学生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蔡锷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每个星期天与同学们去听南学会组织的演说，学习新知，开阔视野。在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富有维新思想的教习的教导和影响下，蔡锷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很快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神，以匡济时艰”，因而，在思想和学业上进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努力学习维新变法理论的同时，蔡锷还注意联系实际，关心时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神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不久，年仅16岁的蔡锷在乃师樊锥的影响下，雏鹰试声，相继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表达其维新变法思想。在前一篇文章中，蔡锷对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党禁，残酷镇压民众反抗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无能，中国不能像一盘散沙，必须像德、法、日、美那样将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组成俾思麦党、爹亚党、萨长浪士党、华盛顿党，共同奋斗，以救国救民，使中国“强哉矫”。在后一篇文章中，蔡锷通过对秦始皇的功过及其原因的评述，借古喻今，批评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不智民而愚民”政策，主张伸民权、开民智，并希望当政者听维新变法之言，用维新变法之人，成维新变法之业。就这样，樊锥和蔡锷师生二人，一个是维新健将，一个是维新新秀，并肩活跃在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舞台上。
然而，正当樊、蔡锷师生二人醉心维新变法之时，却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攻击。苏舆、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派勾结邵阳劣绅，攻击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给他加上“乱民”之罪名，宣布将其驱逐出境，永不容许其在籍，并贴出告示，通告湖南全省。作为新生事物的时务学堂也不能幸免，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诋毁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
1898年9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鄂督张之洞甚至驰电主张杀樊锥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樊锥与石建勋等隐匿深山，幸免于难。时务学堂也被迫停办，蔡锷和石陶钧等人前往湖北欲人武昌两湖书院，但因他们曾为时务学堂学生而被拒绝。湖北求学不成，蔡锷遂往上海求学。
三、日本：师生共进
1899年6月，蔡锷与范源濂等人辗转来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但在等待入学之际，蔡锷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即进入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该校的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蔡锷因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
1900年，在梁启超、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支持下，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发动武装起义。樊锥和蔡锷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参与其事。在国内，樊锥参加了自立会，并积极参与起义的筹划。而在日本，蔡锷与同学“回沪转汉，参与武汉起义”。然而起义终因事泄失败，唐才常、林圭等师友20余人在汉口殉难，蔡锷因受命送书湖南幸免于难。樊锥则逃匿上海，请时任江南水师提督的邵阳老乡杨金龙资送蔡锷重返日本。
这次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强烈的刺激。经过痛苦的反思，蔡锷决定投笔从戎，改学军事，立志“流血救民”，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在梁启超的支持和帮助下，蔡锷于1901年12月进入成城学校习武陆军。
1902年11月．樊锥改名樊时中赴日本留学。师生相逢日本后，进一步接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眼界大开，迅速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双双投身反清革命活动。樊锥先人成城学校习军事，后因一次不慎坠马，肺部受伤，又改学政法。在学习军事和政法的同时，他与杨毓麟、马君武、蓝天尉等人“奔走革命，倡言汉、满不并立”；而蔡锷“所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不仅与刘百刚、吴禄贞等人创办“励志会”，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而且还与湖南、湖北、浙江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工作，师生二人与黄兴、杨毓麟等人创办《游学译编》，历述列强侵华之阴谋，揭露清廷之腐败，介绍国人以新学科，号召青年出国留学；嗣后他们又一同入股创办湖南编译社，出版多种痛击时弊、宣传西学、呼吁国人猛醒的读物。1903年4月18日，沙俄政府不仅不按《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从东三省撤兵，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樊锥、蔡锷师生二人闻讯愤慨异常，又立即投身拒俄运动。4月29日下午，樊锥在锦辉馆留学生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沙俄企图长期霸占东北的阴谋，强烈要求沙俄政府从东北撤兵。嗣后，又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大力支持留日学生爱国行动。蔡锷则与黄兴等人组织拒俄义勇队，日夜操练，要求回国参战，“虽日拒俄，实含排满革命性质”。1904年2月，日本为争夺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爆发，为了“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樊锥与仇鳌、盛时、覃振等“报名应征，以两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步兵操典”。同年4月，“为响应黄克强、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筹备起义”，樊锥又与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盛时等在东京组织新华会，与国内的华兴会相呼应。黄兴等人密谋于11月16日慈禧70岁生日那天发动起义，派苏鹏等人到日本运动湘籍留学生回国参加起义，樊锥认为远在日本，“缓不济事，辄返国与黄轸(兴)、陈天华有所图”。蔡锷也于10月底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立即回国参与其事。
总之，在日本留学期间，蔡锷与樊锥师生二人在西方民主革命理论的影响下，完成了由维新变法思想向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一同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四、广西：师生情深
长沙起义终因事泄而流产，黄兴、陈天华等人避走日本，樊锥则易名樊诚亮，赴南京军校任教，“时时以民族主义诱导后进”。而蔡锷先后赴江西、湖南从事军事教育，编练新军，暗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
1905年6月，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赴广西桂林创办随营学堂和钡0绘学堂并协助督练新军，次年冬又奉命创办广西陆军小学。此时，广西巡抚张鸣岐，非常重视人才，十分欣赏蔡锷的才能，当他知道蔡锷老师樊锥博学多才，且通时务后，即托蔡锷邀请樊锥于1907年春来广西创办法政学堂。樊锥赴桂后即投入法政学堂筹办事宜，但不久因心急事繁，劳累过度，导致肺病复发。
樊锥病后，蔡锷心急如焚，一面亲自照料老师的起居和医药，一面准备送老师去日本治疗。他不仅为老师筹措了银600余两的医疗费，还委托广东的刘五典为其调查汇兑医疗费的办法，以解决老师后续医疗费的问题。由于樊锥患的是肺病，持续高热，蔡锷就将其安排在陆军小学后面叠彩山的风洞养病。当时在陆军小学就读的邵阳人唐希扦(樊锥另一个弟子唐蠛之侄)见证了蔡锷对老师精心照料的情景。他说：“那时，松坡先生在桂，身兼数职，非常忙碌，但每天必于百忙中抽空到风洞山一两次，每每是深夜始离去，有时还邀同我叔唐蛾和雷飙协助护理。我叔间或要我同去做些杂事。我总是碰到松坡先生在那里殷勤侍奉。由于松坡先生自己并邀同朋友轮流侍奉，使得樊先生经常看到有亲人在其左右，不感寂寞。侍奉了好几个月，多方医治，迄无起色，松坡先生想送其赴日本医疗。樊自知病入膏肓，坚决要回邵阳。松坡先生不敢违命，遂请求亲自护送回籍。樊说：‘你现在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如何离得开，我想要毕春森[深](也是樊的学生)护送。他很细心，你们可以放心，不要为了我的病，误了你们的公事。”既然如此，蔡锷只得按照老师的要求，于是年冬派毕春深护送樊锥回邵阳。
1908年春，樊锥因病重不治在邵阳病逝。蔡锷闻噩耗后不胜悲痛，“深以未及亲视含殓为憾”。
五、结论：师生同辉
石陶钧曾说：“民元以来，县中人才辈出，大抵君门下士或其私淑弟子。凡与松坡有旧者咸亦不能忘情于君，君可谓邵阳一代宗师矣。”诚哉，斯言。樊锥前后有弟子蔡锷、雷飙、唐蟪、岳森、张天宋、唐岳五、唐励五、毕厚、肖坤、罗仲素、岳季吴等十数人。在乃师的言传身教之下，其弟子“皆表不群”，在民初的军政、经济、法律、教育界均有建树。其中，又以蔡锷最为突出。中国是个重视文明礼节的国度，师生关系在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中一直居于最高位置。樊锥曾说：“平生于五伦独重师友，而父子兄弟之间，朝夕近曜，虽圣人有所不能尽。若君臣、夫妇以人合，亦得以人离，不如师友问之获益多也。”对于蔡锷，樊锥“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不仅向蔡锷传授知识，而且影响了蔡锷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蔡锷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对于樊锥，蔡锷从其十余年，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学问和知识，也受到其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是蔡锷的第一位思想启蒙者，而且他坐而论道，起而行之的风格，也被蔡锷继承和发扬。因此，蔡锷“十数年，未尝不事君(指樊锥——引者)犹父”。对于他们师生二人的关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极为推崇，认为是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典范。他说：“孔子视颜回犹子，颜回视孔子犹父。樊锥与蔡锷也以师生相视如父子。相得的师生，多如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蔡锷与樊锥不仅是一对相得甚欢的师生，而且也是一对相得益彰的师友。樊锥不愧为反对封建、呼吁变法的斗士，蔡锷不愧为创立民国、维护共和的英雄。樊锥参与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之省份，蔡锷主导的护国战争使天下知道中国之有邵阳。师生二人虽然都英年早逝，但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都无愧于其所处的时代，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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