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出生成长的年代，是中国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年代，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的年代。毛泽东无疑是成千上万先进的中国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基本情况起，就怀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立下远大的救国救民之志。对于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早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青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毛泽东的早期国际战略思想，则是诸多真知灼见中更显现其智慧光芒的部分。

一、“日人诚我国劲敌”——联美抗日

毛泽东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当他还在闭塞的韶山冲的私塾就读和辍学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少年时代，就喜欢读《盛世危言》这类忧时忧国、鼓吹变法图强的书籍。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他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后来，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先后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武昌起义爆发后投笔从戎参加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出新军后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了半年，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并人一师)并在一师呆了五个年头。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而后到省城长沙之后再到北京上海等地，所读的书多了，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丰富了，视野更开阔了，思考更深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悲惨命运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有了更深的认识。早在1915年，毛泽东在《致湘生信》的诗中吟道：“列嶂青且蓓，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高度关注。当时袁世凯为了称帝甚至同意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自然激起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无比愤怒。在《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毛泽东就写下了这样的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明耻篇》，是1915年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请看日本前以此计灭朝鲜之榜样；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毛泽东阅读该书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当时侵略中国的众多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东边的近邻——日本。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写道：

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骏骏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在这里，青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敏锐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日人诚我国劲敌”，同时他也惊人地预见——“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充分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惊人预言。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这是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较之其他帝国主义具有更大危险性的又一表述。在同年7月的《日德密约》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德国的爱倍尔政府不革命，奸夫和淫妇，还末(未)拆开，危险正多呢。”

那么，面对与日本“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严重局势和迫在眉睫的日本强权，中国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中就明确提出了“联美抗日”的策略，他指出：

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和美国结为友好的盟国，共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构想。为什么毛泽东会对美国抱有如此好感和期望呢?其实，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最向往的家就是美国，魏源、唐才常、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美国民主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热烈向往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对美国有过热烈的向往，因此，毛泽东提出“联美抗日”的战略就不是偶然的了。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实现了美中结盟，历史再次证明了毛泽东早年近乎科学的预言。

二、“高兴与沉痛”——对一战后国际局势的分析与预见

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同时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在帝国主义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一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巴黎会议，签订了不平等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之后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根据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10％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及西南非、喀麦隆、多哥以及德属新几内亚)、I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占领，东岸5O千米内为不设防区。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只准保留陆军1O万人。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坦克和潜艇，海军力量受到严格限制。德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法国获得了不小的利益，如德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法国，恢复法国在普法战争前的疆界；萨尔煤矿区由法国代管15年，然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等。

对于一战及战后的巴黎和会，青年毛泽东始终给予了6极大的关注。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连写了两篇文章，即《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和《高兴与沉痛》，对一战后欧洲和世界的局势作出了分析和预测。在后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写道：“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德奥为巨擘的神圣同盟军，深恶法国的民权自由，几度蹂法境，围巴黎。结果遂崛起拿破仑，而有躏蹂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我们看这番和约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毛泽东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老冤家冤冤相报的历史进行了总结，阐述了物极必反、胜负转化的战争辩证法，同时预见到“十年二十年后”，法国人又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果不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过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法国全境，迫使法国投降。只可惜毛泽东当年对法国人的“谆谆告诫”他们无法听到，就是听到了也一定是置之不理的。

在前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对战后德国及欧洲的走向进行了预测。毛泽东认为，对德国而言，《凡尔赛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德国多数党派是不主张签字的，只有独立社会党主张接受和约。他们的理由是：“德现政府恢复黩武主义的行为，使别人坚其对德的疑惧。德国舍屈于强迫签字，没有办法。俄德和约，及德罗和约，均没多久的寿命就取消了。凡尔塞和约，也未尝不可以革命的发展取消他。”毛泽东对独立社会党陈述的这一理由表示赞同，尤其对“用革命的发展取消和约”乐观其成。他说：“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和约，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不提和议，明目张胆的对抗协约国，协约至今末(未)如之何。向使去冬德国广义派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成了功，则东联俄而南结奥，更联合匈牙利和截克，广播其世界革命主义，或竟使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协约国政府还食得下咽吗?独立社会党和广议(义)派社会党，本是一党而分为二，他的议论如此，本不足怪。用革命的发展取消和约，这话正不要轻看呢。”

这就是说，德国要想不受和约的束缚，就要实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广播其世界革命主义”。并且，毛泽东认为，挡在德国西方的英法，是“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好友，不就是屏障东方和南方的俄，奥，匈，截(捷克)和波兰吗?他们不向俄奥匈截筹国连络，还向何处?”但是德国要同俄奥匈截连络，就“必要改从和俄奥匈截相同的制度”。因此，毛泽东断言：“故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截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彭大成，周树辉：初露峥嵘问沉浮——毛泽东早期国际战略思想初探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

同时，毛泽东对当时世界的强权政治及将引发的后果也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他认为：“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世界强权的转化，并认为强权将引发“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结果，将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社会主义的成功。也就是说，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胜利。应该说，这也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已经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应当说，毛泽东对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分析和预测并非十分准确，如德国等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测在一战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反而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但毛泽东认为，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世界已进入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则无疑是正确的。二战后，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一大批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证明了毛泽东对世界大势的预测仍然有科学性的一面。其他一些具体的预测像“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2O年后的1939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法等国带来空前灾难!

三、“民众的大联合”——解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也是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中国本是战胜国之一，却在和会上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中国要求索回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但英、美、法却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因而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展开，跟毛泽东的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是分不开的。周世钊在《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中谈到：“五四运动在长沙，从一开始就是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在长沙也就无声无色了。”

五四运动使毛泽东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最杰出的革命活动之一是主编《湘江评论》，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及在第2、3、4号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之(一)(二)(三)中，毛泽东为“民众的大联合”摇旗呐喊，振臂高呼。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接着，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在毛泽东看来，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就是“民众联合的力量”，要解决世界的诸多问题，对付“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就要借“平民主义(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总之，解决世界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同理，毛泽东认为，中国“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根本的一个方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和(二)中，毛泽东谈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和民众的大联合要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毛泽东又详细论述了“吾国民众的大联合”的“觉悟”、“动机”和“能力”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说以前的中国四分五裂，国民如一盘散沙，那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悟了：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问，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民众联合的觉悟已经有了，动机呢?他认为也有了。他列举了教育会、商会、农会、校友会、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等“小联合”，并且“囚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加增了觉悟，于是竞有了大联合的动机”，所以产生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等“大联合”。接着，毛泽东认为，中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反之，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能力”。最后，毛泽东气势磅礴地号召：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应当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民众联合的必要性与极端重要性，并把它当作解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非常强调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国内的和国际的)，在武装斗争中十分注重发动广大人民进行人民战争等，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民众的大联合”这一思想。但我们也应指出，此时的毛泽东显然还不是十分赞同暴力革命，例如他主张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又例如他认为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这一派．啕意思”，比“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的主张“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这一派的影响“更广，更深远”。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继续发扬“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同时，也由一个“无血革命论者”转变为“有血革命论者”。

四、“俄国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走俄国人的路”

青年毛泽东自辛亥革命后，就一直在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开始最向往的国家是美国，对近邻俄罗斯并无好感而是充满敌意。正如他后来所说：“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毛泽东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对俄国有了更多的关注，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从而提出了师俄反帝的战略主张。在师俄反帝的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10月，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那里，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1919年底，为了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五四运动爆发到建党前毛泽东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的来往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思想变化的轨迹。

首先，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毛泽东对俄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向往之心越来越强。1919年7月l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就发出了“研究过激党”(即俄国革命党)的号召。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热烈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所爆发出的“民众联合的力量”。9月，“问题研究会”成立，毛泽东提出要专门研究“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俄国问题”等。1920年2月，毛泽东在致陶毅的信中谈及“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3月，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更是对俄国充满了向往之情：“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7月，在《发起文化书社》中，毛泽东谈到：“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新阵地，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所载，自开始营业起，到1921年3月底，七个月内，销两百本以上和八十本以上的书，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原文如此)、“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五千份)、“新青年”(二千份)、“新生活”(二千四百份)及“新潮”、“新教育”等。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对俄国充满了好感和向往，认为要救国救民，就应该向俄国人学习。

其次，在关于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的讨论中，毛泽东明确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的新民学会l3个会员在蒙达尔尼集会，讨论学会的“方针”、“方法”及“手段”等问题。会员都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对于达到此方针的方法，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异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1920年8月，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语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毛泽东l2月在复信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我对子舁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囚此我于子舁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其实，在此之前的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易礼容的信加按语时就说：“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异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同月25日，毛泽东在致向警予、罗礅阶、李思安的信中，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并明确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明确表达了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同年9月，蔡和森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与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毛泽东年底始收到此信。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会，重点讨论巴黎会友集会讨论的结果。在会上，毛泽东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同月2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说，“你这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知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至此，毛泽东已和原来所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彻底决裂，在思想上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党的一大，而且在后来漫长而艰巨的革命斗争历程中成为党的最高领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建立时所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了“开眼看世界”的广阔胸襟，显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宏大气魄，树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他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把中国纳入全球宏观大系统中来加以全面、系统、辩证地考察，既敏锐地把握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势，也细致地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具体问题。所以，毛泽东不仅能对中国国内的问题提出一系列精辟的战略策略思想，也能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自己的独到分析与正确预测，初步形成青年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为未来科学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 彭大成．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最向往哪个国家?——兼论近一个半世纪中美关系的历史变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6)：126．132．

[3]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