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国。当封闭着的古老国度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门户，不得已而进入整个世界发展轨道的时候，顿觉举步惟艰。此时，一大批深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率先承担起为古老中国寻求现代化出路的重任。他们或主张改良，或要求革命，并将他们的理念积极付诸于实践，整个中国于是呈现出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态势。青年毛泽东对于中国出路的探索和选择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中国现代化的走向便成为这时代大趋势下的一个典型例证。
在各种改造中国的方案之中，青年毛泽东最初倾向以和平方式来拯救中国——这与他的求学经历有关。毛泽东刚刚走出韶山冲时，首先受到的是康梁思想的启蒙，康梁成为他当时最崇拜的人物。由于佩服梁启超的学问文章，他甚至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子任”(梁号任公)。在长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杨昌济中西兼通，对宋明理学研究尤深，讲求的是立志及道德实践。从学校毕业踏足社会后，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这时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在北京的短暂时间里，虽然他也接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并对他们的思想很感兴趣，但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占据思想界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明显表现出对无政府主义的青睐。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那么，主张社会改良的毛泽东何以在时隔一年多之后，就从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理想当中脱离出来而最终明确选择了以“俄式之暴力”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呢?我们在这里以早年毛泽东参与的一场历时较长、花费心力较多并留下了不少相关资料的政治活动“驱张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观察并试图加以说明。
“驱张运动”是毛泽东在“五四”大潮的影响下，作为主要领导人第一次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皖系军阀张敬尧自1918年3月主政湘事后，对湖南实行暴虐统治，被当地人称为“张毒”。《湖南》月刊第1卷第4号一口气列举了张敬尧10项重大罪恶，而当时社会各界对于张敬尧的仇恨已至“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地步。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骨干于1919年9月起开始秘密策划驱张。当时，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曾对这种行动表示怀疑，认为“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和小事实。”史料未显示毛泽东针对这种怀疑立时有所答复，但以何种方式改造中国肯定是他当时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他在1920年2月写给陶毅的信中就说：“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与“驱张运动”同时，毛泽东也在着力思考并常与友人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赶走了张敬尧之后，湖南该向何处去?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与其他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认为湖南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不是枝节的解决，是积极的解决，不是消极的解决；是湖南人民自己解决，不是请政府代为解决；是为湖南人民全体的利益解决，不是为少数特殊人利益解决；是按照湖南现代潮流去解决，不是因循从来习惯去解决。”但具体该如何着手呢?毛泽东此时颇为踌躇。这从他就一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而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可窥见一斑：“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根本解决’下手”，《商榷》所列各条虽属“次货”，但在中国现状内又实在是“上货”，要是连这也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这表明毛泽东一方面意识到，就中国的全局而言应从“根本解决”下手，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仍不失为可以一试的上策。毛泽东在他和彭璜共同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修订稿中写道，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对何为“根本改造”并没有很清晰的想法。而从接下来的情形看，这里的“根本改造”显然不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而是通过“湖南自治运动”打造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种想法，与当时一些人对中国问题采取渐进的“根本解决”之道颇为相似。
其时的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也有所了解，但他认为走这条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这办法就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9月3日到10月7日的一个多月内，毛泽东就湖南自治问题连续发表10篇文章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中国并不具备十月革命的条件，不宜发起总的革命，一省一省的治好了，全中国也就治好了，所以“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中国唯一的法子”。固然，他也充满激情地说过：“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有学者据此判断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已经有了明确认识，同时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两种可选择的办法：一种是搞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一种是从湖南开始搞‘省自治”’，甚至还说毛泽东“当时已经选定了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道路。”就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这样的结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湖南自治失败后毛泽东的沮丧和接下来的反省。事实上，这时的毛泽东仍在进行着政治改良的实验。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湖南自治运动是倾情投人的。他从总体上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并积极地通过撰文宣传、拟定民办自治文件并发动公开签名、游行请愿等活动实施。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说，他这样做是“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当然，这样一个缺乏权力基础、全凭一番热情设想出来的方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湖南自治运动也最终因谭延闾、赵恒惕等撕开了伪装而宣告失败。这一场似乎充满着希望的耗时耗力的政治改良实验的失败，使得正处于抉择各种主义中的毛泽东开始彻底地对“以往”及“今后”进行反思。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说得很清楚：“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给李思安的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而给罗章龙的信似乎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有着更多辩解的意味：“弟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在为新民学会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所加的按语中，毛泽东回答了一年前陈赞周提出的“根本改造”与“驱张”的关系问题，说驱张和自治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是“权宜之计”，但“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又说“‘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的总结已经是基于经验教训的一种事后认识了，他这时提到的“根本改造”，较他刚开始进行湖南自治运动时的内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接下来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几种方法，其中一种即为“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才真正对俄式革命的道路有了明确的认识：“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个政治革命的路径一经选择便再无更改。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思想从改良到革命，从赞成无政府主义以及“思想的大杂烩”状态到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家，看似突然的思想转变，其实是水到渠成之举。其一、时代的背景使然。正如我们曾经分析过的，五四时期的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都是带着问题意识去接受各种理论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理论中异军突起，最重要的就是它具有“根本解决问题”的功能。诚如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说：“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所以五四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有在极短时间内发生急速的思想转变的经历。毛泽东身处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发生思想上的突变是很正常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首先是个中国人，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其二、毛泽东的个性及文化背景使然。湖南人的个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信邪”：“湖南人，包括受过文教陶冶的学者在内，总是喜欢作豪语：‘老子不怕邪!’湖南人的勇敢和坚强不屈的精神全国驰名。而形成于湖南一带的湖湘文化则以“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的理学和实学相结合的特点著称。坚毅的个性使得毛泽东从不放弃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重在行事、“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的湘学之风又使他可以绝然地放弃不合实际的方案去另辟他途。其三、几年的亲身实践让他对中国社会的道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此时，他已经从“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的糊涂阶段走出来，明确认识到“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仔细比较了以前曾经信奉过的各种主义、方法，认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比较之后，他断言：“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关于毛泽东对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我们还需指明两个问题：一、尽管毛泽东从小性格倔强，勇于反叛，但他并非像有些国外学者所说的崇尚暴力。对于他来说，暴力革命的方式实在是多次试错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只要有用，拿来就试，这是在社会心理基础上必然要达到并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点。”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正像高瑞泉所指出的：“历史的发展并非某些思想设计的结果，而是不断地在‘试一改变一再试’的过程中推进着，改良的一套方案试验过了、失败了，历史就无法拒绝革命性的试验。”因此，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不是历史的态度。二、就毛泽东从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来看，他少有在理论上进行思想清理的痕迹，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这种实践主义精神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就前者来说，它有利于避免形而上学的僵化倾向，使理论灌注于时代、实践的活性生活；就后者来说，它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泥潭，一旦直观的把握出现错觉，其在初衷上的危害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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