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许多仁人志士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都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过深人探讨，提出过不少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诗人，毛泽东在中国国民性批判上也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并将其思索和实践形象地凝结在其史诗般的诗词里。通过其诗词，可以观察到他在国民性认知和改造上的特色和成就，为当下的国民性构建提供思想资源。
一、国民性认知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旧中国“怀郁如焚”(《五古·挽易昌陶》)。对国民性的探索正是他一腔忧民忧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1．国民性积弊的社会文化根源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稍后又在《致黎锦熙信》中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青年时期的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国民身上“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并由此走上了国民性批判和改造之路。20世纪6O年代，毛泽东抽空对二十四史进行了集中阅读，期间心有所感创作了《贺新郎·读史》，借此凝练而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国民劣性深层社会文化原因的探寻。
(1) “人世难逢开口笑”——国民性积弊的社会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性积弊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积淀而成的。“越数千年，强邻蔑德”、“人执笞绳，我为奴辱”(《祭黄帝陵》)、“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贺新郎·读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不过数千寒热”，但“强邻蔑德”导致的战乱频仍，“遍地哀鸿遍地血”(《七律·忆重庆谈判》)，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不仅阻滞了文明演进，而且使民族性格日益虚弱。因为“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阎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漫长动荡、充满血腥杀戮的历史正是滋生中国国民性中所有负面消极品性的温床。
(2)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国民性积弊的文化根源
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体现，其劣根性也必然有其形成的特殊文化背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封建专制文化就是国民性积弊的文化根源。早年，他在阅读《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岳传》等古典小说时，就已发现被伪饰的历史事实：这些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书中主人公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个农民，而“盗跖庄届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贺新郎·读史》)，那些代表民众意愿敢于反抗、真正的风流人物，却遭致历史毁誉甚至淹没。同时，“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专制统治阶级会炮制许多理论来麻痹劳力者，禁锢人们独立思考，不遗余力地扼杀民众活力，将他们驯化成专制统治温顺服从的饲养者，征伐扩张的廉价工具，以保证专制统治能天下一统万古长存。正是因为儒术在封建文化中的尊崇地位，毛泽东才会有“孔学名高实秕糠”(《七律·读(封建论)》)的指斥。在封建专制文化的毒侵和禁锢下，麻木、愚昧、怯弱、自私、冷酷等国民劣根性就滋生繁育了起来，在矛盾复杂冲突激烈的近现代，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尤为集中和突出，“辽海燕冀，汉奸何多”(<祭黄帝陵>)，因此，那么多身处不同阶层的汉奸出现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鲁迅认为中国书虽有劝人人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用苦痛换来的真话就是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并决绝地表示：“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与鲁迅一样，毛泽东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矛头也指向了封建专制文化。
2．“风景这边独好”——国民性之优
国民性是经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成，文化问题的复杂多样决定了国民性的复杂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性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或处在不同的立场、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国民性的观察和评判都可能出现一些差异。
在对国民性优劣的认知上，毛泽东与同时代的并以国民性批判著称的鲁迅有所不同。作为来自封建旧营垒最彻底最勇猛的反戈一击者，鲁迅以其具有的为失声群体呐喊的文化立场、怀疑批判的文化性格，关注着那个病态社会中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的精神问题，虽然其视野中也有像大禹、夏瑜、车夫等“中国的脊梁”彰显着国民性之良根性，但他注意更多的却是中国大众身上诸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种种劣根性。在梁启超等人的启蒙思想影响下，毛泽东认识到国民积弊甚深。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他获得了新的观察国民性的视角和方法，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国民性予以辨析，由此形成的国民性批判也就更有针对性且更符合国民性实况。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虽然承认国民积弊甚深，但他在批判上显然出现了重心变化，更多的是揭露剥削阶级的恶劣品性：“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元爱国；有害人，无利人。”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元土不黄金”(《七律·忆重庆谈判》)。另一方面，他在中国下层民众身上发现了许多优良品性，并认为这是中国人从远古生存至今的价值所在，也是国民性改造的希望所在。他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到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情感和认识变化时说：“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尤其是他抛弃了中国女性乃弱国民的意识，认为：“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的”，热情赞扬她们身上的优良品性，如“首推博爱”、“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劈理分情”(《祭文·祭母文》)以“吾母”为代表的劳动妇女的慈爱勤谨；“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献身革命文武双全的女性知识分子；“不爱红装爱武装”(《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保家卫国的中华女儿等。“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七律·有所思》)等诗句，彰显着诗人对国民良根性终将战胜劣根性而发扬光大的乐观和自信。
二、国民性改造
1．“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国民性改造方略
国民性积弊和良性共存的现实彰显着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能及希望。国民性批判的旨归在于国民性改造，许多执着于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都构建过自己的理想国民人格，提出过国民性格塑造策略。如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主张通过改良教育、调动个人意志以开启民智培育新民，进而实现强国的目标。鲁迅则选择以文艺呐喊唤醒社会的整体性自觉，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即经由“立人”终致“立国”的策略。
毛泽东最终选取了与鲁迅相反的路径来实施其国民性改造。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之前，毛泽东多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国民性改造路径与方法，推崇德智体三育并重、文武兼备，主张经由国民体质与品格的革新造就出身心健全的新民。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使毛泽东对国民性改造有了新的思考，认为应该用尊重生命、张扬个性、突出自我的价值观来取缔奴性、冷漠、麻木的国民劣性，提倡以精神利己物质利他、自我实现成就他人、小我与大我和谐统一的精神个人主义作为理想国民人格。认识到国民性的诸多弊端，得化大力气才能“摧陷廓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国民性内容进行辨析，虽然深知国民性弊病深重，不反对甚至亲自参与旨在唤醒民众的思想启蒙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创刊宣言和多篇评论、建国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但他在《致李思安信》中的话：“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卯表明他在对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对国民性改造所具作用的评价上，更推崇社会变革所具有的摧毁力和创造力。作为出身农民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非常关心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工农是革命的生力军和主体，而知识分子是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传承者，对工农大众可以起到启蒙和引领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他借古鉴今曾经对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历史上知识分子型的皇帝，多没有出息，倒是一些老粗能办成大事情，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此论虽不乏偏颇之处，但他从历史人物的成败中发现了残留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纸上谈兵、缺乏实践的行动力量。对知识分子期望高而责之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主导的时代，他会推动形成那场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借鉴历史结合亲身体会而选择的改造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缺陷的一种策略。总体而言，他认为对国民性的改造，思想启蒙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中往往收效甚微，必须以伟力荡涤陈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民性更新与再造。能改造社会的伟大的力量，来自于由信奉共同主义的人群聚集掀起的的社会运动，“唤起工农千百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红旗卷起农奴戟”(《七律·到韶山》)、“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工农齐踊跃”(《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七律·有所思》)等，就是蕴涵这种摧枯拉朽力量的形式。用伟力扫荡寄生国民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以造成一个使新的国民人格孕育生长的环境。
2、“故国人民有所思”——困境及原因
毛泽东倾其毕生精力和热情于国民性改造实践，但最终陷人了困境。他曾认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能摧毁国民劣根性赖以生存的温床，“一唱雄鸡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而今一扫纪新元”(《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确曾出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充满朝气与创造力的国民新面貌，另一方面，他发现，旧的社会制度被埋葬之后，一些国民劣性仍顽强地存活在我们新的社会形态中。在《贺新郎·读史》创作前夕的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大声疾呼：“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只缘妖雾又重来”、“妖为鬼蜮必成灾”(《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判断和焦虑中，他发起并领导了那场意图彻底摧毁国民劣根性文化根源、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希望国民经此脱胎换骨而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事实粉碎了他的良好愿望，“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造就他理想的新国民，反而“空前发展了人们互相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可以说，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文革’是悲剧，也是闹剧，它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总爆发、大写真!这种源自国民劣根性的闹剧，反过来又使国民劣根性得以迎风滋长”。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毛泽东，面对愿望与结果背离的现实，“故国人民有所思”(《七律·有所思》)，实际上是诗人带着他的困惑陷入了沉思。
国民性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导致毛泽东在国民性改造实践中愿望与结果背离的原因来自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其诗词及一些政论可以发现导致其国民性改造困境的主观内在原因，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念奴娇·井冈山》)、“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再如他在论及如何解决历代中国农民遭受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和束缚问题时，认为第一要务是通过社会斗争夺取政权，解决关乎生存与发展的经济问题后，“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毛泽东有着较为典型的浪漫诗人气质，这种气质使他在观察现实、审视客观世界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主体想象和情感的干扰和影响，而出现以经想象与情感加工处理过的主观意像代替客观事实、过分夸大意志作用、把复杂社会矛盾简单化的倾向，如文革前夕对妖雾重来鬼蜮成灾的判断，就是他夸张性臆想中的国情，中国农民遭受的四大束缚相互之问的联系与作用也远比他“自然而然的结果”的认识复杂。基于明显有主观偏颇的判断而做出的国民性改造实践也就自然难免陷入困境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国民性改造中，毛泽东也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希冀国民通过暴风骤雨的运动洗礼而立即脱胎换骨为新人，这也悖逆了经由一个过程、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积淀的国民性形成规律。
另外，国民性格的形成虽然也涉及自然因素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人种等，但对其影响更大的还是社会文化因素。国民性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复杂，一方面，它是社会历史积淀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因。国民性形成与演变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所进行的国民性改造，都需要进行系统策略营构，偏于一隅的做法都难以避免遭遇困境。
当前，国民性中仍然存在大量需要进行彻底清除的劣根性，它们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国民性改造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现代课题。反思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可以为当今构建理想国民人格，实现文化转型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参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 张宏杰．中国人几千年来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EB／OL]．hnp：／／1m．sina．corn．cn．2004／10／18．
[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4] 袁竞．毛泽东著作大辞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5] 武俊平．刘志刚．郜亮．毛泽东诗词品读[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6]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