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不仅是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大革命时期最为典型的湖南农运的起落为例，系统地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这对于深刻理解我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对于提高我党在新时期复杂环境下的应变和决策能力都颇有裨益和启示。
一、简述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合作，共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合作伊始，国民党就很重视农运，根据“扶助农工”的政策，中央成立了以共产党员林伯渠为部长的农民部，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这些骨干被派为各地特派员，领导农运。北伐战争前夕，中共中央成立了出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廷农委，随即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决定全国农运除了广东之外，应以湘、鄂、赣、豫4省为重点，同时陕、川、桂、闽、皖、苏、浙等7省亦应以相当的力去做。要求“各地农运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共产党领导和国民党左派赞助下，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的农运迅速发展起来。
北伐战争时期，湖南迅速发展为全国农运的中心。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民协会由秘密转入公开，农民迅速地组织起来，农运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其他各省。1926年1O月1日至13日，中共湖南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农运的各种政策问题，制定了湖南农运高潮时期的斗争纲领。到1926年11月初，湖南全省七十五个县，已有长沙、湘乡、浏阳、衡阳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以贫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人。l2月1日，在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并作“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重要讲话。大会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四十个决议案，发表了宣言，选举了湖南省农协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湖南农运进入全盛时期。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有七十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二百多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约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到4月，全省共有65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518万，超过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农民既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发展声势浩大的夺权斗争，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急风暴雨”式的农村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的特权统治。
在大革命高潮中，湖南农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空前猛烈地冲击着农村的封建秩序。农民革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在政治上，通过清算、罚款、游乡、逮捕、枪毙等形式，使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的政治局面；在经济上，开展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打击了地主阶级；在社会制度改造上，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族权、夫权和神权，开展禁烟禁赌、剪发放足、解放妇女、改良婚丧仪式、兴办学校、破除迷信、清除匪患等活动，使农村出现一派崭新气象。1927年4月10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号召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的同时，还要打倒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在减租减息的同时，还要解决土地问题；省农协通令各县农成立自卫部，组织和统一领导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5月13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县市特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农民土地问题。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湖南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各地的农民运动遭到摧残，农民自卫军也遭到镇压，湖南农民运动失败。
二、分析湖南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运失败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既有客观方面的外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内因。下面我们对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作—个简单分析。
1．国共合作过程中蕴藏的各种固有矛盾的激化
国共两党固有的矛盾，具体地说，国民党的组成成分复杂，总体上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的利益，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党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阶级基础主要是工人阶级，首先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时期内也代表着参加革命的非劳动者的利益，但归根到底，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国共两党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和诸多矛盾。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携手合作，是网为两党在革命过程中都遭受了严重挫折，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弱小与无助，要想战胜顽固与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成功，就迫切需要合作伙伴，整合社会力量，壮大革命势力。因此，经共产国际的努力凑合，双方终于达成了谅解。共产党从革命大局出发，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国民党方面也删除了向中山先生宣誓效忠和打手模等具有宗教性质入党仪式，这才暂时搭成了一座合作之桥。
由于“党内合作”的方式，国民党一开始就将自己视为当然之领导者，视共产党仅仅为下属，要求共产党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听从其组织安排，遵守其主义和纪律，否则将受到惩戒。正如1924年7月国民党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所言：“本党即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中山先生也曾说过：“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贝4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扫之于吾党以外而已”。中山先生在国共合作过程中除了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外，还对共产党有一定的防范心理。由此可见，国共合作的基础很不稳固，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其中蕴藏着许多矛盾之萌芽，它们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迅速发育成长、激化，进一步发展为国共两党对合作中的领导权之争夺。共产党处于幼年，很不成熟，国民党的迅速右转，必然要动摇并坍塌这座本不太坚固的合作之桥，农运也就因此迅速跌入深谷。
2．共产国际逐渐右倾的农民运动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而对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妥协退让的关系的论述基本上是轻描淡写，不够深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苏俄历史档案材料的解密，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学界陆续发表了—些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其中主要有：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刘琦：《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应负的历史责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周利生：《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O4．)；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罗重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等等。这些论著都论述了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作为它的—个支部而存在，并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实际上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理所当然成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决策者。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主要来自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提出的—些错误的政策和策略，幼年的共产党没有能力发现和抵制。因此，共产国际对作为大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农运的失败应负不可推卸史责任。
理论上，共产国际一方面一直都很重视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并多次指示共产党要重视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把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要求维护和坚持统一战线。这就使得共产党和国际代表处于两难之境，因为在大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都能顺利进行是自相矛盾的。诚如谭平山所言；“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路线。胡实践中，共产国际实施的也正是一条摇摆的逐渐右倾的土地革命路线。1926年1O月之前，共产国际执行的基本上是比较支持土地革命的政策，但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进入了必须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共产党试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却强调“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要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免引起北伐军军官(大多来自中小地主家庭)的反对。此后，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态度就开始发生转变，对农民运动采取限制政策。四·一二政变后，怎样对待土地筝命问题又一次摆到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面前。共产国际仍然将维护统一战线放在高于—切的位置，迫使共产党接受了鲍罗廷“先扩大后深入”的观点和依靠武汉政府实施土地革命的策略，实施一条更加右倾的土地革命路线，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来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从而影响革命力量的稳固和壮大。待到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各项准备完成并随后，农民运动也就顺理成章的急转直下瞬而归于沉寂了。
3.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压制
共产国际逐渐右倾的农运政策，导致了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领导农运的右倾政策得以出台。由于右倾的农运政策在统一战线中过分强调团结，指责和压制农民运动，没有建立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不能很好的巩固和发展自己，最终招致农民运动迅速失败。
在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呼和国民党右派，错误地认为当前破裂联合战线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错误的形势分析，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汪精卫集团更加放肆地进行叛变活动，颁发了一系列压制工农，保护地主资本家利益的训令，中共中央不仅未加以抵制和斗争，反而追随其后亦步亦趋。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于农民的“幼稚举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嘲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内多数党员主张对叛乱予以坚决反击，号召工农群众“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揭露蒋介石、许克祥的罪行。陈独秀认为“绝不能以武力对付”，否则“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他主张与国民党谈判来平息马日事变。对于共产国际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的紧急指示信，陈独秀也拒绝执行。6月15日陈独秀回电声称：“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7月3日，中共中央开会，通过国共关系的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性发展。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中央提出意见书，批判陈独秀，要求公布共产国际紧急指示陈独秀以家长制的作风，粗暴地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4．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仇视和镇压
两湖地区农运的高涨，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根基，触犯了国民党右派的私利。武汉政府中的反动势力早就心怀不满，阴谋破坏，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企图分裂统一战线。他们大肆攻击农运‘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指使反动武装摧毁农会，残杀农会骨干，镇压农民运动。从1927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汪精卫要求国民党中央，组织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5月22口，汪精卫下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境。
汪精卫集团打击和压制工农运动的种种举动，又助长了困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一些右派军官纷纷参与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5月21口，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叛军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农讲所、特别法庭等革命组织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群众领袖。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继续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湖南农民革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5．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
农村革命风暴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等反革命势力的恐惧和仇恨。一些仇视农运的土豪劣绅戴着一副假面具混进农协，从中捣乱，侦察虚实，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或做出：有害革命的越轨行动，用—些无稽谣言挑拨军人与农民的关系，唆使官兵仇视农协，以达利用或破坏农协之目的。在国民党右转后，这些土豪劣绅便变得更为凶残，迅速地集中起来，充当了国民党右派的帮凶；他们伙同政府中的反动官吏、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等，组织反动团体，进行反革命行动；他们采取种种阴险残酷的手段，向农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变本加厉的反攻倒算，企图破坏和扼杀农运。例如：湖南湘乡县的大恶霸地主程希洛、贺兆满，一方面欢迎许克祥回来清乡，号召地主豪纠哄同反共；另一方面策划镇压工农，夺取农民武装，恢复地主团防局；岳阳劣绅阎仲儒，自封岳阳、平江、临湘三县清乡司令，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醴陵清乡委员兼铲共义勇队总队长、恶霸地主文湘岩，勒令各乡组织挨户团，到处清查户口、搜山、杀人、烧屋、罚款。经他亲自审问和批准杀害的近2000人。其他各县情形，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土豪劣绅疯狂反扑，加速了农运的失败。
6.农民运动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大革命时期的农运，其发展速度之快、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打击面之大及程度之深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农运的局限洼也是很明显的，不少或“左”或右的偏差和错误加速了国民党农运政策的迅速逆转。这是农运迅速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
首先，北伐取得胜利后，全国农运的发展异常迅猛，大大超出了国共双方的意料。一方面是农会会员数量的急剧攀升；另一方面是农村基层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形势，农村中共产党员的发展跟不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步伐，以至对很多基层农协领导控制不力。许多地方的农会为不良分子所控制，组织纪律涣散，自行其是，拒不服从上级党和农协的领导。他们不仅侵犯军人家属，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钱，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要平分。这样，一些真正的地痞流历史氓、土豪劣绅、残余势力及国民党极右分子，趁虚而人，胡作非为，扭曲了农运形象，使农运失去革命民众的同情。
其次，由于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没有领导农运的经验，领导农运的许多主要负责人电由于自身的幼稚犯了情绪化的错误，造成了种种“过火”现象，损害了革命利益。政治上，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过“左”的口号，采取了“一刀切”的斗争方式，有的地方把凡有田5O亩者一律当做土豪，将穿长衫者视为劣绅。显然．这没有以经济剥削量为标准来区分农村的阶级状况，把小地主、富农、一般19耕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以及开明士绅都作为打击对象，犯了打击面过大的错误。有些地方，曾出现过一些以复仇主义为特色的“过火”的行为。例如：在湖南农运巾出现的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容易失去社会同情的做法，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再次，在处理革命军人的家属问题上，农运中也同样有许多“左”的幼稚行为，打击革命军人家属的事件时有所闻，陈独秀也有所言论述及。1927年6月15日，他在致共产国际的一电文中指出，武汉政府所辖国民革命军中的9O％是湖南人，且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实行土地革命。农会不顾这一特殊情况令其后院起火，家庭土地财产被抄没，亲属被捕杀，等等。这无疑加速了他们的分化与反动。“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有敌意”。农民运动中的这些不当举措败坏了农协的声誉和形象，分化了统一战线的力量，加速了国民党关于农运政策的右转及农运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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