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是庚子之乱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仿照西法编练的近代化陆军。一支本应是被培养成誓死效忠清廷、血腥镇压革命力量的新式军队，却最终成了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个中原由耐人寻味。至武昌起义爆发前，全国各地相继练成规模不等的新军，湘省只编成一混成协，即第二十五混成协。但在辛亥革命中，这支新军成为光复省城长沙的主要力量，也是援鄂湘军的主力军，为维护革命胜利果实和扩大革命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可是，湖南新军并没有如湖北新军一样彻底地投身革命大潮中，而是出现了反复，与反动势力相勾结，戕害焦陈二人，使革命受挫。不难看出，新军内部也是鱼龙混杂，并非铁板一块。本文拟围绕湘省新军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期间的活动这一主线，阐析湖南新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1、辛亥前夕新军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革命活动异常活跃，是反清斗争的重要基地。清末，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志士，矢志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们追随孙中山、黄兴二人，前赴后继，在湖南或全国其他地区的反清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1903年左右，随着拒俄运动的失败，留13学生纷纷归国策划革命J。当时流亡13本的黄兴，也于同年七月回到长沙，准备策动起义。期间，他组织发起了华兴会，依托华兴会骨干和哥老会会员准备发动起义。由于消息事先泄露，遭到湖南当局的破坏与镇压，以致甲辰长沙起义中途夭折。但是，这次起义的失败并未泯灭革命党人的斗志，反而愈发坚定了他们反清的决心。此后，湖南革命党人又积极联络会党，准备再次发动起义，造成中部省份率先独立而其他地区相继响应的形势。1906年底，刘道一等组织发动了规模宏大的萍浏醴起义。因组织涣散，会党间各自为战，加之清政府重兵镇压的缘故，起义最终归于失败。上述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湖南革命党人认识到单纯依靠会党的力量难以取得革命的成功，从而开始转变革命的策略与途径。于是，革命党人选择了易于接受新思想，组织纪律性较强的新军，作为革命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
190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常备军制，编练新军。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湖南仅编练完成第二十五混成协，下辖第四十九标、五十标两标，另炮兵、攻城、马队、辎重各一营，官兵共计4900余人，多驻扎省城J。新军的官兵来源比较多元化，不同于旧军的单一化，尤其是新军中的各级军官。他们中有的是留13士官生，也有国内各级新式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军事素质较高，思想比较开明，对待革命的态度相对不迂腐。另外，新军士兵构成同样是多样化，他们中大多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易于接受革命的主张。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与同盟会或其他革命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同盟会。为进一步瓦解清军，扩大革命武装，争取更多的同盟者，革命党人仍花费大量精力在新军上，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散发革命书刊，激发士兵革命热情。正如亲历者所回忆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前进分子很多。他们很想看一些革命书刊，可是无法获得。革命党人只好向上海订购《民呼报》和《天铎报》，转送到各营队去，充作他们的精神食粮。”二是充分利用各种讲演场所，宣传清廷的各种暴行，向新军士兵灌输革命思想。针对1906年禹之谟被杀和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的发生，党人利用不同场合向新军士兵揭露清政府的卑劣行径，加深他们对清政府的仇恨。三是派遣专人专责鼓动新军各部，暗中联络，构建稳定、可靠的同志情谊。除了有陈作新运动新军外，“又有向瑞琮时任常备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炮兵管带，易堂龄(时任四十九标队长)及李金山、易文彬(后改名易克骏)、安定超、姚运钧、喻义等，均为新军代表，于四十九标、五十标中活动，鼓励新军，参加革命”。此外，在湘成立的许多革命团体和联络机关也积极投身运动新军的行列。共进会在两湖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焦达峰在长沙组织湖南共进会，积极从事联络新军与会党的工作，策划革命。且跟湖北共进会相互策应，相约“如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也要立即响应”。正是在党人的不懈努力下，新军的心理防线日渐松懈，与清廷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不断倒向革命阵营。
不过，新军内部在对待革命问题上，也呈现分化对立的趋势。大多中上级军官对待革命态度消极，“新军中的上级和中级军官几乎都是些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他们脑海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象蔡锷、朱瑞、吴禄贞、张绍曾、赵声、蓝天蔚等富有革命思想、又敢于斗争的人，在湖南新军的中上级将领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的”。恰恰相反的是，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都积极支持反满斗争，革命热情很高。这种情势在光复长沙的过程中体现尤为明显。长沙起义前，新军上层军官都逃避一空，要么是以秋操为名离开省城，即使留在长沙的对起义也是徘徊观望，不予支持。因此，才有“湘之反正，全在兵与下级军官之力”一说。所以，长沙反正之初，起义者不得不推举资历与威望较浅的焦达峰、陈作新出任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长沙光复后，随着新军上层军官相继回到长沙，对焦陈二人的不满与日俱增，从而为长沙事变的发生埋下了祸根。可见，这是湖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然纵观辛亥革命运动史，此点不为湖南独有，在当时算是全国通病，需要学界引起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2、新军在湖南光复与长沙事变中的作用
湖南新军被革命党人鼓动造反的事情，湖南巡抚余诚格上任之初就早有耳闻，并有所警觉。“及武昌事起，势愈急。清巡抚余诚格知新军将动，与中路巡防队长等议，再移新军于各州县。”因此，至10月10日前后，留驻省城的新军仅剩四十九标第二营、五十标第一营后队、炮兵营、工程营、辎重队、骑兵队，其余的都已外调到各州县，然而调到长沙的巡防队达十多营，且都备足了子弹，驻守在省城四周城墙上。可是，对于此次看似正常的调动，革命派与新军毫无察觉，更谈不上加以抵制。直到余诚格与黄忠浩又要故技重施，把仅留在长沙的新军都外调出去时，才引发震动。诚如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沙有新军六百人，巡抚余诚格虑其为乱，先令驻扎城外，继令移驻醴陵。九月初一日，该兵携炮入城，防军将闭城相拒新军一拥而入，遂进围抚署。”在这种危急关头，焦、陈当机立断，决定于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提前发动起义。并将起义士兵分作两路，一路由焦达峰指挥进攻小吴门，另一路由陈作新率领进攻北门湘春门，夺取军械局，然后合兵一处会攻巡抚衙门。由于巡防营的守兵大都同情和支持起义，几乎未遇到太多抵抗就攻占了抚署，防营统领黄忠浩被击毙，巡抚余诚格落荒而逃。当晚，起义军一致推举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次日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长沙遂告光复。湖南宣布独立以后，兵不血刃，各府州县，次第光复。
湖南光复是革命党人敢于依靠和发动新军的结果，新军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参与起义的生力军。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巡防营和会党在光复湖南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湖南能最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焦达峰、陈作新两人功不可没，以致于时人发出如此感慨，“故湖南光复，全在新军原动，而防营应之。其运动在初又久者，达峰功多。而临时临事卒能使新军防营并行不悖者，陈作新之功未可掩也”。所以，二人能在革命胜利后以卑微之身出任都督高位。起义成功后，焦陈出于援鄂方略和充实省防的需要，陆续将驻守在省城以外的新军调回长沙。值得一提的是，由益阳防地调省的五十标第二营管带梅馨，不满于现状，使得双方的固有矛盾愈加尖锐。愤愤不平的梅馨与立宪派上层人士，联合一撮反动势力散布谣言，竭力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当时，由于武昌形势紧急，出兵援鄂刻不容缓，焦陈二人全身心投入援鄂大业，对日益逼近的危机放松了警惕性。恰逢四十九标全体官兵奉命离省赴鄂，长沙守备空虚，让反动势力趁机钻了空子。他们于是加紧实施叛变计划，九月十日(10月31日)，梅馨等人煽起城外商民挤兑风潮，制造混乱，进而纵兵叛变，戕害了焦、陈二人，史称长沙事变。综观焦陈遇害的整个过程，新军士兵被居心不良的官长利用，也不幸卷入其中，充当了部分利欲熏心的人角逐政治权力的工具，以致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3、援鄂湘军的构成及其表现
按照原先两湖革命党人的相互约定，“一省先举义，另一省要立即响应并给予支持”，因而湖南有责任和义务保卫首义之地武汉。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集结重兵围攻湖北，“以区区一省之力难于应付”，急忙向湖南求援。面对武汉战事紧急，焦陈便把出兵援鄂当作湖南光复后的头等大事来处理。湖南军政府立即组织援鄂湘军，以新军四十九标为基础编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作为首批援鄂湘军于九月八13(10月28日)在大西门乘轮赶赴湖北。这支部队主要是原四十九标新军组成，也招募了少量新兵，战斗力较强。与此同时，焦达峰还迅速组织了第二批援鄂湘军，兵源主要来自巡防营和新募士兵，由甘兴典统领。该部尚未启程，焦督不幸遇害，出发时间遂有所耽搁。但继任的谭延闽基于利益权衡，仍支持援鄂反清的方针。在谭任内，陆续派出甘兴典、刘玉堂、刘耀武三部及张尧钦率领的敢死队赶赴武汉驰援，以解除武汉之危。
11月3日，王隆中率领的湘省第一批援鄂军抵达武昌，随后被派往汉阳十里铺防守，这是武昌起义后得到的第一支外省援军，鄂省军心大振。紧接着不久，11月12日，湘军第二协甘兴典部也到达汉阳，省城军民都欢欣鼓舞，尤其是驻守汉阳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不仅如此，身为民军战时总司令的黄兴，也对湘军抵鄂后的战局颇为乐观，向众人满怀信心地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援鄂湘军的到来，壮大了民军的力量，加之“担任防守任务的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非常气盛，只想进攻，不愿防御”，促使黄兴大胆作出反攻汉口的军事决定。11月16日，黄兴下令分三路反攻汉口，王隆中部与敌人“会战七昼夜不休，部下勇健者多伤亡，退回鄂城”。湘军第二镇第三协甘兴典部前已述及，队伍是临时拼凑来的，新兵居多，军纪欠佳。因而在此役中，甘兴典所指挥的“湘军第二协以乌合之众，不能得援助之力，反以贻害全局”，而且临阵脱逃，率队逃归湘省，致使反攻计划功败垂成。即使援鄂湘军第一镇第二协刘玉堂部、独立第九标刘耀武部相继抵汉投入战斗，仍未能扭转战局。随着刘玉堂在反攻美娘山战斗中阵亡，湘军防线出现大溃败，汉口丢失。因此，时人常把汉口的失守归咎于黄兴指挥失误与湘军的不堪重用，“汉阳之失，实由司令黄兴，不通军事，过分信任湘军所致”，以及“湘军新兵不战而退”。更有甚者认为，该战役失败的责任在于，“各队失去指挥，王隆中不指挥官，官不指挥兵”。事实并非如此，实则是王隆中部连续苦战七昼夜，缺乏休息，过度疲劳，且食不下咽，才发生11月23日王隆中擅自将部队撤离汉阳，退至武昌两湖书院的事情。所以，王隆中的此举乃“实势逼处此，不关军纪也”。实际上，阳夏战役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中援鄂湘军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绝不意味着湘军特别是王隆中的第一协应该承担失败的主要或全部责任。
反攻汉口失利，使汉阳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南北双方又进入胶着态势。因汉阳保卫战中的连连失利，王隆中部、甘兴典部先后擅自撤离前线返回后方，且不听从湖北军政要员的劝阻，率队逃归湖南，致使民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未待民军恢复元气，北军又对汉阳发起猛攻，汉阳危在旦夕，湖北方面急电湘省及南方光复各省迅速组织援军赴鄂。湖南军政府从大局着眼，又派遣王正雅统率由武字军及巡防队编成的部队驰援湖北。派军赴援的同时，并指示王正雅会同鄂军攻取荆州，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在湘鄂军的相互配合下，顺利攻占荆襄，实现了既定目标。以上足见，为支援武昌首义，湘省几乎倾尽全省兵力相助，尤其是把新军大部调赴鄂省，体现了两省人民的深厚情谊及革命志士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革命反满的共同心声。但因援鄂湘军构成的复杂性，导致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使得湘军在湖北战场表现不尽如人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湘军援鄂为保卫武昌首义成果发挥过巨大作用，鼓舞和稳定了湖北的军心民心，加速了清朝灭亡的步伐。
4、共和甫定后的遣留问题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战事持续吃紧，焦、谭两位都督先后下令扩充新军，壮大革命队伍。鉴于鄂省求援电报日数必至，焦达峰迅即“扩充新军一协为二，令王隆中率一标先发，一标驻岳州为后继。原驻宁乡益阳之梅馨蒋国经两营补省防”，出兵援鄂。继任的谭督为保住位置与稳定局势，也采取了扩编新军的办法。他特意将湘省光复中发挥作用不大的五十标扩充为一协，让对其有恩的梅馨升任标统。据陶菊隐先生回忆称，湖南原有新军一个混成协(旅)，其约四千人，起义后每个营几乎都扩充成为一个师，共计成立五个师，约五万人。当中虽不乏失实之处，但新军的急剧膨胀从中可以略窥一二。然而新军的大量扩编，导致兵源良莠不齐，战斗力下降，从援鄂湘军在湖北战场的表现，可以一览无遗。王隆中部几乎是清一色的新军队伍，在阳夏战役最初阶段尚能与敌激战七昼夜，可是中途却擅离前线退回湘省。纵使有百般缘由，无疑都铸成了动摇战局的大错。
汉口失利后，援鄂湘军相继后撤归省。甘兴典统领的湘军第二协因为畏战，且回撤途中纵兵劫掠，甘兴典本人被明正典刑。而王隆中率领的原新军四十九标回到长沙不久，即被改编为第四师，原来的官长、目兵都升了官。改编既有念及四十九标曾在鄂省浴血奋战，更多的是谭督想极力拉拢新军。令人惋惜的是，改编非但没使新军安分守己，反而是更加嚣张跋扈，“四十九标之名，几令人谈虎变色”。谭延闽束手无策，最终不得不“将四十九标老标统、威望素高的黄鸾鸣请出来当军务司长，嚣风才渐渐地制住”。经此事情，谭督渐渐把湘军遗留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2月，南北和议成功之后，共和既定，天下将安。谭延闽藉此机会，以湖南财政困难为名准备大举裁兵。考虑到新军乖张跋扈，难于掌控，谭督遂将新军大部撤销，而保留旧军。为取缔新军，又不致于激起兵变，谭延闽可谓费了一番心思。共和甫定之初，为稳定军心，特将新军扩编为五个师，每师皆下辖步兵两旅，分驻湘省各地。如今要裁撤新军各师，难免遭遇重重阻力，“谭延闽虑无可恃之军，初令黄本璞至京，请陆军部拨北方机关枪一营、炮队一团来湘镇摄”。但是，考量到此举会惹来巨大非议，于是改令张其锂密商王芝祥、赵恒惕于南京，谋求“借赵力以退湘兵”。此计获得北京政府的首肯，乃令张其锂为湖南军事厅厅长，即派王芝祥率赵部十六旅赴湘，保证裁军的顺利进行。赵军“全至，乃下令退伍”，民国元年九月，新军第四师即被裁撤。次月，第五师二旅一团也全部被遣散。至此，清末编练的湘省新军被裁撤殆尽。“新军各师既撤，乃编巡防各营为守备队，更易旧制之五路为六区。”而且特意将赵恒惕部的十六旅留在湖南，“以资控驭”，防止退伍新军士兵聚众滋乱。后因湘省防守需要，拟练成新军一旅，虽已成军，但是乱作一团，不听指挥，旋即遭到解散。从此，湖南再无新军。湘省新军被取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民国初成，新军“将骄兵肆”，军纪败坏；二是谭督担忧新军生变，使湖南陷入动乱；三是与袁世凯裁减南方革命军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中央支持。但主要原因是湖南亟需从战争中恢复，军费开支太大，使湘省财政捉襟见肘，且“兵不遣散，决不足以言政事”，因而裁撤新军也是出于稳定政局，恢复生产的需要。以上种种因素，促成新军终究难逃遣散的命运。
总而言之，从湖南新军转化为革命军队到最终取缔的全过程来看，湘省新军在辛亥革命期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促进湖南光复与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兵援湖北、推动各省响应武昌首义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都说明了依靠新军发动革命具有历史进步性，新军是革命党人相对可靠的同盟军，他们加入起义队伍确实使革命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不过，由于湖南革命党人对湘省新军的改造不够彻底，新军士兵革命化程度参差不齐，大都缺乏革命信仰，因而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参与到长沙事变之中，杀害革命领袖焦陈二人。此外，共和甫定后，湘省新军骄扬跋扈的行径，引起湖南政界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可想而知，湖南新军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阻碍革命发展的作用。因此，对于湖南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决不能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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