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伟大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上承维新运动，下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成功的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革命的崭新进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在南方革命党人组织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湖南、广东、湖北厥功甚伟。其中湖南(长沙)更是中坚骨干和核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酝酿发展的十余年间，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核心的湖南革命志士怀抱爱国热诚，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或宣传革命思想，或构建革命组织，或策动反清起义，湖南一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和民主革命的中心。
一、革命思想的宣传与发动
黄兴认为“鼓吹革命，人心易激”，“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要打破几千年封建体制，首先就要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就要选择适应时代和民意的革命思想并大力宣传发动，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思想潮流。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立宪为革命所取代，排满革命、激进暴力和民主共和思想就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放眼当时的中国，革命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方，以两湖、江浙、广东等地最为突出。其中，地处内陆的湖南，在革命思想的宣传发动方面可以说走在全国的前列。
(一)革命排满思想
维新运动期间。排满思想在湖南长沙就开始滥觞。其中时务学堂就开始“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对满清统治的著作，宣传革命思想。谭嗣同的《仁学》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直接将矛头指向满清政府。唐才常亲手制订的《正气会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号召国人不能“低首腥膻，自甘奴隶”。而应该起来讨贼救民。尽管这些文章混杂着爱国与忠君、反清与卫道的思想，但排满革命则是其主调。在封建君主专制笼罩下的中国，这些声音，振聋发聩，撕开了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一道裂缝。
20世纪初，湖南长沙排满革命思潮勃兴，大批激进青年学者成长为反帝反封建的骨干。秦力山、陈天华、刘揆一、杨毓麟、宋教仁、焦达峰、杨度等一时并起，成为民主革命的急先锋，发起和领导了一波接一波的排满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各种由湖南长沙人创办的反清革命书刊蜂拥而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满革命思潮的高涨。其中《国民报》、《游学译编》、《洞庭波》、《二十世纪之支那》、《猛回头》、《警世钟》等影响尤为突出。1902年，秦力山在El本与孙中山、章太炎组织发起召开“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组织全国排满同盟，走上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反清革命的道路。1903年，改组成立军国民教育会，将反满革命思想付诸实际行动。另一个反满志士杨毓麟在流亡日本后，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发行《湘学译编》，“以湖南之湖南”为名发表了《新湖南》一文，积极鼓吹革命排满，要求先“鼓吹民族革命”，后“推行民权革命”。
在湖南长沙的带动之下，全国排满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二)激进暴力革命思想
比较江浙、广东等地的革命思想而言，湖南长沙的革命思想更激进，充分凸显了暴力革命的色彩。1901年，秦力山在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之说，措词激昂。”在《中国灭亡论》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满清政府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走狗与帮凶。在《暴君政治》一文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满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公开宣扬暴力革命，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批判”工具，“荡涤其邪秽，斩绝其根性。斩之以刃，荡之以血。”高呼“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宁调元在《仇满横议》一文中疾呼：“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陈天华更是热血沸腾，杀声震天。他号召人们迅速行动起来：“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提醒人们不要迷信维新派的改良主张，更不要为清政府的假“宪政”所迷惑，而要吸取教训，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从而使长沙成为了全国暴力排满革命的先锋和中心。也正是在这种激进暴力革命思想主张的影响下，无数辛亥志士毅然决然投身反满革命的洪流中。l904年，标举“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口号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并积极准备力量筹划长沙起义，长沙因此成为全国武装革命的中心。
(三)民主共和思想辛亥
革命前，湖南仅有的《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大汉民报》等十多种报纸，持续发表文章，抨击封建主义余毒，传播文明，宣传民主，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主张鸣锣开道。
易白沙在行动上是民主革命的斗士，在思想上则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高举“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旗帜，在其所撰写的论文和专著中，“以文献解读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大胆地怀疑和批判陈腐的观念和学说，深刻地揭露和痛斥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罪行，竭力宣扬和提倡民主、共和、法治等近代价值观念以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体现出救世救国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在《帝王春秋》一书中，易白沙用大量的史料，从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个方面的罪恶一一罗列，全面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进而探求专制统治的“病源”，揭示“救民之道”。孙中山亲自为该书作序。出版后。流传甚广，名扬一时。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民报》创刊后，陈天华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以及《今日当分省界之日耶》等文章，再次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人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宁举吾挤尽牺牲之，此目的不可不达”。对改良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此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者。
二、革命方略的策划与部署
要将革命思想有效传播并付诸行动，就必需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和行之有效的革命方略。就此而言，湖南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长沙即已成立了时务学堂、华兴会等民主革命组织。精心策划和准备了革命的战略、策略、手段和方法。在此基础上，黄兴与孙中山一道制定了《革命方略》，确立了革命行动纲领、暴力革命方式、中部突破、民众革命等方略。
(一)革命组织：华兴会、同盟会湖南分会
早在1904年，黄兴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并策划武装起义，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华兴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分布省内外，还建立了同仇会、黄汉会、新华会等外围组织。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禹之谟、陈家鼎等人受黄兴之托，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并领导了公葬陈、姚的斗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湘籍党人谭人凤、宋教仁等改变革命策略，将革命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指定焦达峰、杨任、谢介僧、曾杰等组成湖南分会，负责湖南起义的准备工作。焦达峰等人从上海回到长沙，首先重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并设立“湖南体育会”等秘密机关多处。同时为了加强对起义主要的依靠力量会党和新军的组织与领导，决定由焦达峰负责联络会党，陈作新负责运动新军。陈作新成立“积健会”，团结了一批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士兵和陆军小学的学生。会党领袖焦达峰设立“四正社”于长沙太平街孚嘉巷，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准备武器，发展社员。华兴会、同盟会湖南分会为核心的革命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长沙和湖南革命组织上的重大发展．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从此，革命风潮弥漫三湘和全国。
(二)中部革命的方略：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
华兴会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比较明确的革命方略，黄兴等在确立了暴力革命方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革命成功的突破点。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从都去首都“建瓴以临海内”开始，“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明确提出了中部一地发难他地驰援的方略对策。就中部形势分析．湖南长沙和湖北武昌，是理想的发难之地。“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支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而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湘籍党人谭人凤、宋教仁等改变革命策略，将革命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湖南、湖北此起彼应、彼起此应的方针。再次确定了两湖首起发难的策略。1911年7月末，为了策动在长江流域起义．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33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黄兴对长江上下联成一气，力争武汉的计划，积极赞成。在同盟会中部总会主持下．两省革命党人为推动起义高潮，曾有共同规划：以两湖为发难地，如湖北先行起义，则湖南即时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时响应。谭人凤、焦达峰等在湘鄂之间积极策划和联络起义事宜。宋教仁于1910年6月提出了革命的“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即一举攻占北京，号令全国，但进行比较困难：中策为在长江流域各省要地联络军警，同时发动起义，然后成立政府，进行北伐，这样似乎比较易于成功；而在边远地区发动起义，逐步向内地深入，这是下策。同时还提出，应将同盟会的工作中心从国外移到国内，武装起义中心从南方转向长江流域。显然，这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策略思想。
因此，在黄兴的支持，宋教仁等的策划下，谭人凤、焦达峰等在湘鄂之间积极运作了长江流域起义事宜。后来，中部同盟会活动的不断增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以及武昌首义成功带动其他各省纷纷响应等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宋教仁战略策略思想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正确性。
(三)民众革命：发动和依靠基层民众
在革命的主体、内容和目标上，辛亥长沙志士跳出了狭隘的精英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局限，上升到精英革命与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的高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一度将革命的主体侧重于会党、军人、知识界和上层人士身上，对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大众的力量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辛亥革命前夕，陈天华、宋教仁认识到以前的中国革命是少数人的“英雄之革命”，今天的革命则是多数人的“国民之革命”，开始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和地位。宋教仁曾经大声疾呼：“四万万同胞，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端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华兴会在长沙成立之时，黄兴最先倡导并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
在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方面，长沙的辛亥志士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杨毓麟要求以排满为手段的同时，实现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目的．陈天华也鼓动排满与宣传民主同时下手。在其《绝命辞》中更是强调，反满不是狭隘的排满，要求把政治问题与种族复仇问题区别开来，不仅要反对满族贵族，而且要反对封建的汉族贵族。宁调元虽主张激进“排满”，但在民族问题上，则倡导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更反对滥杀满人。从而在排满的民族革命中凸显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历史证明，要完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统治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使命，这一民众革命的方略是绝对必需的，也是极为正确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民众革命思想的基础和铺垫，所以，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沙最早影响最大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
三、革命行动的坚毅迅猛
革命思想成熟、革命方略制定后，就必需持续且坚毅迅猛的革命行动。就此而言，辛亥湖南志士可谓言行一致，前赴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以坚毅果敢的行动彰显了“湖南骡子”的精神面貌。
(一)自立军起义：同盟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声
自立军起义是清末历史上比较早的把民族救亡与推翻满清统治结合起来。并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一次重大实践。1900年8月，与谭嗣同为总角之交的浏阳人唐才常，同林圭、沈荩、秦力山等以及各省志士在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联络和影响之下以两湖和安徽为基地，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还没有完全摆脱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但它把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清朝结合起来，采用较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形式，这标志着戊戌维新运动改良主义道络的基本结束，从而成为以后同盟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声。
(二)长沙起义：震惊两湖和全国
黄兴等人在1904年初春．着重联络会党，与具有“同一排满宗旨”、拥众二万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协议，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预定于是年11月16日．以武备学堂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在长沙发难，省内各地在浏阳、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以会党和部分华兴会骨干为基础，分五路响应。为实现这个宏大计划，华兴会在筹款购械、反清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黄兴并派宋教仁、陈天华、周洪业、周维祯、杨梳麟等人分赴鄂、赣、川、桂等省联络，同时在浙、沪、宁等地也作了思想发动、组织联络等准备工作。起义风声震惊两湖，波及国内外。但是，因为事先泄露消息，这次起义于是年十月初归于失败。然而可以看出，这时的华兴会已成为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湖南长沙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正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
(三)公葬陈、姚：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民主革命斗志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三个多月后，另一位湘籍留日学生姚宏业，因创办中国公学受到阻挠，也效法陈天华，在上海投黄浦江自尽。陈、姚献身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全国民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为了弘扬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长沙的湖南同盟会员禹之谟等发起了公葬两位烈士的活动。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姚宏业的遗体费尽周折，运抵长沙。这天，长沙各校学生，身穿白色制服，手持白旗，在小西门湘江码头列队恭迎，各行各业数万名群众也纷纷加入。在悲愤和激昂的气氛中，送葬队伍首尾相连，绵延十多里路，沿途军警呆若木鸡，不敢阻拦。公葬陈、姚活动．是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后领导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对清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也是湖南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正面交锋。毛泽东曾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群众自发的公葬陈、姚烈士活动，不仅表明陈天华、姚宏业的革命思想与行动为国人所肯定，而且表明民主革命的浪潮已经在湘江两岸汹涌澎湃起来。
(四)萍浏醴起义：武昌起义的预演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可以说是湖南人民排满革命之预演，也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此次起义高举“大汉”旗帜．宣誓“同心同德，兴汉灭满。”并且发布檄文列举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声明“必破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必建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获得广大群众支持，“不数日聚众数万人，占据三四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满清政府调动了湘鄂苏赣四省军队五万人前往大规模镇压。这次起义，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因而震惊了长江各省。特别是它的檄文，鲜明地反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五)抢米风潮：汇成民众革命的洪流
长沙抢米风潮是一场自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沙抢米风潮中，参加的泥木工人、饥民和会党徒众多达10000多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长沙的抢米风潮影响所及，宁乡、浏阳等地饥民也纷纷起来暴动。
长沙抢米风潮是一场震惊海内的民变，是地方绅士、民众与清政府矛盾的总爆发，并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众革命的洪流。会党和革命党人也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湖南长沙已经具备了革命的环境。这为武昌起义爆发，长沙最先响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长沙首应：巩固和壮大了武昌起义的成果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湖北革命军代表胡燮魂前来长沙，要求湖南立即响应。此时焦、陈等湖南革命党人正与黄瑛、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连续举行会议．共商发难办法。10月21日，焦达峰颁布了特别命令十六道，宣布于次日举行起义。l0月22日上午八时，长沙新军开始攻城，至下午三时，分别占领了军装局、咨议局，直冲省抚署。起义军将抚署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被举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接着，湖南所辖各州县岳州、衡州、宝庆、常德、郴州、桂州、永州、湘西等相继起义并光复。长沙起义成功，标志着辛亥革命在湖南的胜利，宣告了清朝专制统治在湖南的结束。“厥功首功，武昌响，长沙应；今日何日，专制死，自由生。”南社社员、湖南慈利人吴恭亨的贺联对长沙光复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湖南光复后，都督府立即派军援鄂，大力支持首举义旗、战况紧急的武昌革命政权。首先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由王隆中率领于10月28日乘轮北上支援武昌，接着，相继派遣了刘玉堂部(第一师第二协)、甘兴典部(第二师第三协)、刘耀武部(独立第九标)等三批援鄂湘军。先后四批援鄂湘军，总兵力达8000余人。湘军的人鄂作战，极大地支持了以黄兴为总司令的武汉保卫战。对于安定武汉前线人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首义地区的胜利，促成各省的光复，都发生了重要作用，导致了满清统治在全国范围的迅速解体。
创业者道艰，承之者任重。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为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党人继之而起．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成功开拓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全新面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重新梳理和阐述武昌首义、长沙首应的巨大作用，对于促进社会各界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弘扬民主革命精神．进一步彰显湖南人的爱国热情、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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