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辛亥革命史上是与孙中山齐名的伟大领袖，素有“开国二杰”之称。他文武兼资、才德兼备，足以冠轶群伦，堪称一代师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失之公允。由于黄兴的一生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其在理论方面的成就似乎被掩盖而不甚彰显，人们往往把这位饱读儒家经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误解为一个没有理论、没有理想、有勇无谋的盲动主义者。有的认为孙中山是理论家，而黄兴只是一个单纯的“实行家”，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还有所谓“黄实行”的称号，那么黄兴究竟是一位理论家、宣传家，还是一位单纯的“实行家”?这是在评价黄兴时必须首先要辨析清楚的一个问题。

黄兴对辛亥革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三民主义理论的贡献；二是对建党理论的贡献；三是对军事理论的贡献。

一、对三民主义理论的贡献

黄兴不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军事家、名重一时的革命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革命宣传家。在青少年时代，他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治宋明理学，“受明末大儒王船山的影响又很深”，并考中过秀才。嗣入两湖书院，他饱读经书，深受院长梁鼎芬的赏识，推崇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迈清逸。”在国内求学阶段就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孙中山相比，传统文化对黄兴的影响更为深刻。1902年夏，黄兴留学日本，人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著作，留日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留学生会馆评议员，并与杨毓麟等人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他负责教育论著的译述，曾将日本著名教育家山田邦彦的《学校行政法论》翻译出来连载于该杂志第二至第三期；旋又创立湖南编译社，编译国内新式学堂所需要的各种教科书。1903年夏，黄兴自日本回国，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卒使全场一致叹服。”湖广总督张之洞责成院长梁鼎芬悬示驱逐出境，他“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黄兴回到长沙，即以明德学堂为阵地，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他在明德学堂教书时，兼任历史课和体操课教员，他在上历史课时，向学生解释“民权”二字，“不引卢梭、孟德斯鸠之言，而问他们读过《孟子》没有?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权思想。由此可见，民权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从外国搬进来的东西。”他利用为学生批改作文和题词等方式，向学生灌输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秋，在同盟会筹备会上，他被推举为起草同盟会章程八成员之一，他对于《民报》的创立和续刊以及在与保皇党人的大论战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黄兴在不同时期对三民主义的阐述侧重点各有不同。一般说来，同盟会成立前，侧重民族主义的阐述；同盟会成立后，侧重民族、民权主义的阐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侧重民生主义的阐述。

对于民族主义，黄兴阐述得最为详尽，他认为革命党人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廷太腐朽的缘故，他揭露说：“清政不纲，外见侮于列强”，“国势阽危，有如累卵。”而“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匪惜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他认为，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两种手段——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他指出：“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英窥其隙，今已进兵西藏，置防缅边，西鄙之亡，又可日计。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铁路所过，蹂躏无完土，美于中国土地无所侵占，不能恣虐，特倡保护领土之美名，包揽其公债。”而清政府“于日、俄、德、法则默认之；于美则欢迎之。”“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强调指出：“立国于大地之上，无论干百数十，弱肉强食，今未能免。世界上一等之强国，如英、美、德、日、法、俄是也。中国现列为四等国，为列强所欺侮，瓜分中国之说，喧腾于耳鼓矣，皆由国力衰弱、不足以保护也。”若长此不变，国势愈弱愈下，吾恐二、三十年后，有国亡种灭之祸。列强之亡人国，除用武力占据土地外，又有一种经济政策，即借款与其国，债重无还，监督其财政，吞灭其国土，所谓借债亡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也反对其经济渗透，反对清政府丧失其主权的借款亡国。他极力主张五族共和、平等联合，始终把建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

对于民权主义，黄兴十分强调尊重民意，提倡平民政治。他认为，“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他指出：“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辛亥革命后，“共和告成，此固吾同人之至大至刚之气，贯彻到底，故能转移全国人民之心理，而亦人民苦专制之束缚，乐共和之自由，有以致之也。”黄兴在一次演说中宣告：“革命党之主张，则推翻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l9他所说的“平民，就是人民，为国家的主权者，自应过问政治。”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对于民生主义，黄兴特别重视，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设计井字旗，已经朦胧地表现出对“平均地权“的某种关注，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大部分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对三民主义弃之而不顾的时候，黄兴仍然对民生主义不厌其烦地加以阐扬，他在此一时期的演讲中还屡屡提及民生主义。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革命，非但政治革命，其结果乃社会之革命。”“愿将社会革命包括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除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他谆谆告诫革命党人，民生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他说：“以世界大势观之，社会革命岌岌不可终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据社会革命而来，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他详细解释说，“土地是不能增加的。而生齿日繁，土地私有则难于供给，他人见吾党持社会主义，群相惊讶，不知吾人于建国之初，不先固根基，即难于立国，故党员极宜注意此点，宏其党风。”现在“建设之事，无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他甚至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五项具体主张：即速修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业、提倡国民捐、改革航运等。对于建国大业，诸如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财政、教育、道德、社会八项均有详尽的发挥。

作为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固然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首先创立起来的，但是，“领袖是一个集团”，黄兴作为这个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对于三民主义的具体阐述和发挥也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伟人共同斗争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对建设党理论的贡献

革命和建设都需要政党来领导，黄兴从创立华兴会到与孙中山一道创建同盟会再到辛亥革命后建立国民党，他都发表了不少有关建党主张的文章，对于建党的纲领以及党德、党风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党纲，黄兴认为应当“立党为国”，“以政为党”；必须“以国利民福为目的”。他说：“政党者，以政为党，非以党为政也。本党成立与他党异。中山先生倡三民主义，其特注重者则平均地权一语。本党对于社会亦甚出力。”他特别强调“采用民生政策”的重大意义。他说：推行民生政策，“化除私见，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他号召党员关心民谟，关心此“特别之点”，“均知此主义之必要，力谋进行。”

关于党德，黄兴认为一个政党应该有“一党之道德”，入党之人应当有义务心，责任心，而不应当有权利心。他说：“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Ll又说：一个大政党，其党员应“均有责任心，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其党德乃日高。”

关于党风，黄兴认为一个大的政党，应该有恢弘气度。他提出：“对于国民无论如何反对，本党皆宜引为己咎，归罪于自己感化力之不强。凡与他党交接，皆宜同兄弟一样，彼此互相携手，以救国家。他党主张之善者，我党须赞同之，务使其能达目的；他党主张之不善者，我党亦须尽朋友规劝之义，使一般人民皆能信仰我党之德，则一言一动，皆为国民视线所注矣。”他反对各党派之间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他说：“凡他党之所主张，不可为无意识之反对，只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民国之决策。”各个党派之间，应和平共处，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赴国难。黄兴认为，党风与党德是互相联系的。主张“以一种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他指出：“欲宏党风，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他党之攻吾也，虽含种种疾忌而不好之点，吾人亦当引以为戒，认彼反对者为好友，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培植党德，成一个最大政党，于攻击风潮中特立不移。”

三、对军事理论的贡献

黄兴一生虽然不曾上过专门的军事学校，但却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辛亥革命时期由黄兴参与策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计有：1904年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阳夏之役；1913年的沪宁之役等10多次武装207起义，在斗争实践中，使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在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武装斗争、在什么地方进行武装斗争以及依靠什么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等方面都有所创造和发展。

1．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武装起义?黄兴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军事战略和策略。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出，武装起义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一种是“雄踞一省，与各省纷其之法。”那么哪一种方式可行呢?黄兴认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市，身受专制之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所以只能采用后一种方式，“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他分析了当时湘省的形势，认为湘省的革命形势已经发展成熟：“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渐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但如果使湘省首先发难，他省无起而响应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所以希望各位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黄兴在这里明确提出：武装斗争的目标是直捣幽燕，驱除鞑虏。起义方式是“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后来的武昌首义也是实行这种战略策略，武昌首义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10多个省起义响应。1915年在护国战争中，同样是采用这种方略，最后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说明这一方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在什么地方进行武装斗争?黄兴提出了在长江流域发难的“中部革命”思想。黄兴在领导东南沿海起义经历多次失败之后，他决定将斗争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来。1910年秋，谭人凤和宋教仁等人组建中部同盟会，“以长江为进行地点”，黄兴是支持的。他写信给谭人凤称：“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但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并和谭人凤七律一首：“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习，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前，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察看长江革命近况，并报告紧急消息，”“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并筹集了一部分经费，分送两湖革命党人，作好响应黄花岗起义的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对武昌极为关注。他认为，武昌“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当他一旦获悉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便不顾个人伤痛，立即北上，途经上海，前往武昌，担负起督师前线的“战时总司令”之职，以竞其“直捣幽燕”，推翻清朝的宿愿。

3．依靠什么力量进行武装斗争?这是黄兴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当时革命党人依靠的只有两种力量，那就是会党与新军，1908年以前黄兴依靠的主要是会党，但也没有放弃新军；在1908年以后黄兴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新军，但也没有放弃会党。黄兴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策动新军的反正。早在华兴会领导长沙起义时就强调：“省城以武备学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萍浏醴起义前，他提出：“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响应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但还强调必须“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到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时，黄兴开始策动清朝新军反正；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纯以军队为主力”；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阳夏之役主要都是依靠新军作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出任陆军部总长和参谋部总长，对军队进行整顿，禁止各地私自招兵，不得滥募兵饷，严肃军纪，统编全国军队，更改原有旧军队名称，通令各省，“凡沿用镇、协、标、队名称之军队，查明新订军队名称，一律更改”，即更改为师、旅、团、营、连，以为划一。以前“所有统制、统领、统带、管带、队官等项名称，应改为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从此开始，这套军队名称沿袭至今。此外还制订颁布了相关的章程规则，如军士服制、陆军军官学校章程、陆军卫生部章程、宪兵暂行服务章程、陆军赏恤章程等等，对于陆军官制，规定为三级九等，从而奠定了中国军制近代化的基础。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战术思想等等，大大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

总之，黄兴不仅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将”，是一位具有很高素养的理论家、思想家、宣传家、学贯中西的学者、著名诗人和书法家，在辛亥革命史上，他对三民主义理论、建党理论、军事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有人把黄兴说成是一个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只知道打仗、干点具体事情的“实行家”，鼓吹所谓“孙氏理论，黄氏实行”，不仅我们不敢苟同，就是黄兴本人也是不能同意的。他曾有言：“一般的人都说孙先生是理想家，我是实行家，这是大错特错的。试想没有理想，那能见诸实行，没有理想的实行叫做盲动，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实行革命，就是实行这正确的理想。理想者、实行者，在空间上不可以须臾离，在时间上无前后之分，所以古人才有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话。孙先生一时不断地理想着、实行着，实行其理想，理想其实行，孙先生的理想实行，就是我的理想实行。”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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