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国保路运动而言，粤汉路争夺发端早、时间久，因此极为重要。而粤汉全线在湘境中最长，争夺也最激烈，因此成为学界热门研究课题。解放前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而解放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想的指导下学术研究才逐渐步入正轨，但是“文化大革命”使这种研究中断，“文革”结束后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才开始走向繁荣。因此本文仅尝试梳理近三十年来和一部分“文革”期间湖南保路运动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期相关研究能深入发展。
湖南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影响甚大，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粤汉铁路路权问题
粤汉铁路到底应该国有官办还是应该民有商办，是学界探讨的核心，也是湖南保路运动研究的主要分歧之一。
认为铁路应该官办的学者有很多。萧功秦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提出：商办铁路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存在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对于铁路工程这样的大型事业，应该而且必须由政府统一经营。由于清政府执意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使得保路运动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革命的导火线”。孙自俭在《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一文中通过列举商办铁路在资金、技术和规划上的种种弊端和官办铁路的种种优越条件得出清政府官办铁路“并非要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列强，而是基于中国铁路发展的实际需要”的结论，“而商办各路成效微弱，不利于清政府以铁路为手段，发展经济、巩同边防的目标实现。”纪丕霞等在《简评清末商办铁路》一文中虽然肯定商办铁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认为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不利于铁路发展的实际需要，因而干线国有是自然的。
否定铁路国有和铁路官办，肯定铁路民有和商办的学者也很多。针对上文中所提到的萧功秦认为商办铁路弊端太多的观点，周衡在《保路运动的历史启示——兼与萧功秦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到“商有政策虽不足以支撑中国铁路建设，且漏洞不少、实绩不彰，但是却担负总揽万民之心、巩固中央与地方关系、弱化朝野利争的重任”。章玉钧在《关于保路运动若干问题的辩正——与(重新认识保路运动)一文商榷》一文中也针对萧功秦认为商办铁路有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等弊端而应该铁路官办这一观点，指出“国有铁路何尝不是‘贪污挪用’、‘效率低下’等弊端和腐败风行呢”，嘲并且认为“以保路运动为先导和重要环节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王萍在《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中也指出：“商办铁路尽管在集股、管理等方面存有许多缺陷，进展速度迟缓，但它具有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带有民族解放的政治性’。所以全国一切爱国人士都支持铁路商办，反对清廷假官办国有之名去推行官卖铁路的政策。”因而“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发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增平、石振刚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保路运动(初稿)》一文中指出，1906年5月商界联合学界一日之间集股即达两百万元，超过官绅两年来的筹款所得，这一鲜明对比，是商办优于官办的有力证明，而“‘铁道国有’政策是清政府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妄图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手段之一”。因此保路运动也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金士宣在《二十世纪初各省商办铁路及其结局》一文中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角度论述铁路国有是“对于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不小的打击和破坏，迫使它向后倒退”，而各省为确保路权筹建铁路，具有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
此外，文丹的《清末粤汉铁路研究》一文也指出：“官办铁路，清政府诚信度太低，筹款困难；且官场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现象严重，更不能取信于民；商办铁路同样筹款困难，且管理元序，内部争斗不已。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技术人才，排斥一切外来资金，只许自办，结果只能如此。”该文认为无论官办商办，如果固执地坚持自办，排斥一切外来资金以及其他外国有利资源，都弊端重重，难以成功。
二、湖南保路运动的定位问题
研究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学者因研究视角不同，对湖南保路运动的定位亦各有看法。
从阶级史观出发，保路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林增平、石振刚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保路运动(初稿)》一文中说：“保路运动，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国求荣的路线。……但就其性质来说，是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形式之一，成为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志强在《辛亥革命前的收回路权运动》一文中指出：“保路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清政府出卖筑路权，是反帝反封建的，和辛亥革命的节拍是一致的。”
从民族观出发，保路运动是反对列强经济侵略的爱国民族运动。章玉钧在《关于保路运动若干问题的辩正——与<重新认识保路运动>一文商榷》一文中说：“我认为，保路运动是广大民众出于爱国主义激情和捍卫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饶婷、霍修勇在《两湖人士在清末保路运动中的合作关系》一文中指出：“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以收回路权为目的的自发斗争，这场运动由爱国绅商及各界人士率先发起，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有广大民众参与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易永卿、陶用舒的《湖南资产阶级立宪派评析》一文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指出，湖南立宪派发起的废约保路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限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多种角度来定位湖南保路运动。王萍在《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
一文中既肯定保路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又指出：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是参政权和财产权的斗争，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打成了一片”。何智能的《湖南保路运动研究(1904—1911)》一文除了指出湖南保路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外，还从文化的角度诠释了这场运动，认为湖南人有强烈的自信感与使命感，要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难以容忍外国势力对本省权力的侵夺，这是湖南保路运动内在的文化动因，从而得出湖南保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近代化的启蒙运动。章开沅在《湖南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从湖南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的引领作用出发肯定：“湖南保路运动虽然始终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辛亥革命的这场大火，首先却是在湖南点燃的。”萧功秦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认为：保路运动是观念层面的经济排外主义思潮、社会层面的地方主义势力与政治层面的咨议局力量这三方面的因素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保路运动是反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是历史的倒退。周衡的《保路运动的历史启示——兼与萧功秦先生商榷》一文反对萧文的观点，认为他没有突破阶级史观的传统，同时指出保路运动的“核心意义便是敢于挑战统治权威。它是晚清末年的中下层社会力量抗争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运动，具有早期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些特征，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在政治发展史上不是倒退与反动，而是发展与进步”。
对保路运动的定位牵涉到立宪派发动保路运动的主观动机和保路运动所造成的客观影响，学界因为研究的切人点不同因而形成了一些分歧。对于这一点，还应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方能给予保路运动一个公正的定位。
三、立宪派与湖南保路运动走向低潮的原因
立宪派是湖南保路运动的核心力量，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南成为保路运动的首发省，对其他省份产生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并引领了全国保路风潮，最终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条件。然而湖南保路运动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潮后便沉寂下去，没有像四川那样发展成为武装起义，这一问题也一直是史学界探讨的焦点。
大部分学者认为作为领导集团的立宪派在清政府的威逼和利诱下退缩导致运动失去重心是保路运动走向沉寂的主要原因。王萍在《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中认为“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由于立宪派的畏葸退缩出现低潮”。黄小彤在《晚清湘绅与粤汉铁路》一文指：“咨议局的部分湘绅也并不想因保路运动而破坏对立宪的憧憬，在清政府的威逼利诱之下变得犹疑起来。比如作为议长的谭延闽在保路运动的关键时刻却留居北京，成为盛宣怀的座上宾。副议长亦托故离省。以立宪派为首的绅士集团逐渐大部分退出了抗争，使湖南的保路运动失去了重心。这样，湘绅尽管是保路运动的首发者，但湖南省的保路运动却较早地退却和沉寂，影响远不如后来者四川省。”资军在《从清政府的对策看湘、蜀两省保路运动不同走向的原因》一文中指出，由于清政府采取了盛宣怀提出的通过分化手段破坏各省保路力量并利诱湖南使其保路力量自动瓦解的方针，迫使湖南绅商退出了保路运动的舞台。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分析这一问题。何智能的《湖南保路运动研究19O4—1911》一文从地方官员的态度这一角度论述，指出“湖南的地方官员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将湖南的保路运动镇压了下去，湖南巡抚杨文鼎也曾支持并参与争路，但当其代咨议局的奏章上递，遭到清廷的申饬以后，便与署理湖广总督瑞潋一道，成了保路运动的镇压者，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如有匪徒暗中鼓动，致生事端，着即从严惩办’的高压政策。”何智能在其另一篇文章《从(湘路新志)看湖南保路运动》中从人民的动员程度来说明原因，指出：“湖南保路运动的组织机构虽有一定的基础，但其分支机构不广。各地商务分会、自治分所、劝学所、教育分会虽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是它们的主要职能，而专门的集股分会、股款代收处的建立很不完善。从而说明四川在这一方面做得比湖南好，也因此四川的保路运动狂飙突起。傅志明的《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不仅指出清政府的威逼利诱是湖南保路运动走向低潮的原因，而且指出当时的革命党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未能对这场斗争进行有效的领导，也是湖南保路运动逐渐走向沉寂的原因。文丹在《清末粤汉铁路研究》一文中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列强也将炮舰驶入洞庭湖，威吓湖南群众。高压之下，领导运动的立宪派绅商软弱无力，畏惧胆怯，相率辞职。湖南人民的保路高潮开始低落。”他从列强干涉这方面说明了湖南保路运动走向低潮的原因。
四、革命派在湖南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革命派与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合作是否良好以及革命派所起的作用上。
傅志明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中提到湖南保路运动时期“革命党由于自身组织涣散，不曾对这场斗争进行有效的领导，轰轰烈烈的湖南保路运动逐渐沉寂下来，没有发展到四川那样大规模群众武装斗争的局面。”王萍在《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中认为，虽然革命派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发动群众；谭人凤等人虽在湖南开展工作，却热衷于秘密活动；由于没有统一的部署和得力的领导，革命派没能很好地配合各地保路同志军起义，因此与立宪派相比表现就大为逊色了。但此文在沦述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合作时指出，湖南立宪派炊迎革命派参与争路和参加铁路协赞会等组织的活动，保路运动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有着实质程度的合作，他们的密切配合，推动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何智能在《湖南保路运动研究》一文中指出，革命派在湖南保路运动中并不是悄无声息，无所作为，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湖南保路运动走向高潮。此文认为革命派之所以没有将湖南保路运动引向革命是因为湖南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保持在以湘绅集团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立宪派手里，而他们素来瞧不起革命派，因此革命派和立宪派未能结合，使得湖南保路运动没有像四川那样发展成为革命运动。而刘晴波的《辛亥革命在湖南》一文则认为，于清廷拒绝了湖南的保路要求使得立宪派与清廷决裂，“使清朝统治阶级更加孤立。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保路运动已成为武昌起义的序幕”。庄夫在《辛亥革命前湖南述略》一文中指出：“收回铁路的风潮，在收回路矿运动中居于更突出的地位。1907年前后，这一运动席卷全同，形成高潮，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而湖南是这一运动的滥筋。”肯定了湖南保路运动的首发意义。
五、与其他省份保路运动对比
学界学者们在深入研究各省保路运动的基础上，还在横向上对比了各省保路运动的异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比湖北和四川的保路运动上。
李宗一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术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一文中分别论述了革命党人在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的保路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指H{存湖南省的保路运动中“革命派扮演着激进派的角色”，湖北的革命党对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四川的革命党人则直接领导了武装斗争。一文饶婷、霍修勇在《两湖人士在清末保路运动中的合作关系中除详细论述了两省的合作关系外还提到，由于起初湖北保路运动参与热情不及湖南，因而“为激励省内的斗争感情，湖北特用湖南人的实际行动进行鞭策”，此后在清廷口头答应湖北铁路商办之后，湖南受到了极大影响，“促使保路运动日趋激烈”。何智能在《湖南保路运动研究1904—1911》一文中指出，与湖南保路运动相比，湖北保路运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组织机构相对涣散妥协性强，并且湖北面临的压力也较湖南为大，湖北革命党人也没有自觉介入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群众基础比较广泛且组织严密，宣传力度很大，超过了湖南，并且由于革命党的介入，四川保路运动最终转向了革命。由于地理原因，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力量相对湖南较弱，这也为四川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客观条件。湖南保路运动则“发起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对川鄂两省的保路运动有较大影响。”李霞在《辛亥革命中两湖志士的合作关系》一文中论述了两湖革命党人形成合作的基础以及在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具体合作过程。霍修勇在《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一书中分别分析了湖北湖南保路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比了各阶层在随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的具体表现。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对比了两湖地区不同阶层由于利益差异而在保路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辛亥革命前夕各阶层酝酿的不满情绪。
资军在《湘、蜀两省保路运动比较研究》一文中系统论述了铁路股款的筹集与使用、两省地主官员对保路运动的影响、两省立宪派在保路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清政府对两省保路运动的对策，以及由保路运动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政府的灭亡。资军在另一篇文章《从清政府的对策看湘、蜀两省保路运动不同走向的原因》中着重从清政府对两省保路运动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中分析了湖南保路运动沉寂而四川保路运动演化成革命的原因。此外《清末湘蜀保路运动相互影响及比较》、《湖南保路运动研究1904—1911》、《二十世纪初各省商办铁路及其结局》等文在各省铁路的股款收集方式、铁路国有后清政府在各省的股款处理方式、商办铁路的成效、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作用、宣传力度等方面进行了对比。
六、结语
通过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关于湖南保路运动学术界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粤汉铁路路权归属、湖南保路运动定位、立宪派与保路运动走向低潮的原因、革命派以及湖南与其他各省保路运动的对比这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但是仍有不足之处。
首先，学术界对于保路运动的研究多采取定性化分析总结，而缺乏计量化的具体数字的统计，如商办铁路公司具体的运作过程统计。
其次，深入挖掘不够。记载湖南保路运动的资料有当时著名的报刊杂志，如《申报》、《大公报》、《湖南官报》、《政治官报》、《湘路警钟》、《湘路危言》、《湘路新志》、《湘省铁道周报》等。此外，还有《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粤汉铁路交涉秘密档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粤汉铁路保路始末记》、《湖南历史资料》、《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实》、《湖南保路运动资料初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等书籍、地方志、史料汇编等。然而学界对浩如烟海的资料整理工作相对滞后，湖南保路运动的专题性研究专著还不多见。保路运动的研究还需要深挖资料，向着更为深入、广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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