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菲共召开建党代表大会，重建菲律宾共产党(CCP)。重建后的菲共与亲苏派的旧菲共(PKP)彻底决裂，宣布以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学习中国模式的革命道路，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一度衰落的菲律宾共产党及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再度兴起。共产主义运动波及到了菲律宾社会各个阶层，对菲律宾现当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深入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在菲律宾的传播和菲共领导人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制定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还详细地考察了毛泽东思想对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填补国内学术界对菲律宾共运史研究的空白，丰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也为中共和社会国家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毛泽东思想在菲律宾的传播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菲律宾劳工联合会的左翼人士就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了一定的接触。1930年11月在第三国际、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菲律宾支部帮助下，菲律宾工人领袖克里山杜·伊凡吉里斯达创建菲律宾共产党(PKP)。同年，菲华人共产党作为菲共附属组织也宣告成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菲华侨充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海外的菲律宾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利用剧团、报刊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介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成就。日本占领菲律宾后，菲华共不仅与菲共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还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引入菲共决策中，促成菲律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41年12月菲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抗日《十二项纲领》，提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组建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虎克军(又为抗日人民军)。菲共及其领导的虎克运动在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得到壮大。到二战结束时，菲共领导的抗日人民军已发展到两万人，并在中吕宋建立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在抗战结束之初，塔鲁克进而以毛泽东革命思想为基础，号召发动人民战争，进一步提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主张，在菲律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塔鲁克在《军队的崛起与反叛》文章中就菲中两国革命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四亿六千万中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推翻了腐朽的民主主义者傀儡政权。我们虽然只有一千九百万人1：3，但是我们能团结起来铲除我国的独裁者和帝国主义势力，我们最终像中国人一样争取建立民主、自由政府的胜利。”由此，在1948年塔鲁克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把人民抗日军更名为人民解放军。

战后，美殖民者解散菲共武装力量，并对虎克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人民解放军节节败退。1954年塔鲁克被迫向政府投降，虎克运动遭有史以来最大挫折。同时，在马尼拉的菲共组织也遭到破坏。1955年以后，菲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至此，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暂时进入了一个沉寂期。

1956年，中苏两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和民族解放战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有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菲律宾共产党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一方面，在公开论战中，中苏两党宣传了各自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菲共党员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探讨。从1963年开始，菲律宾年轻党员和有经验的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们重点学习中共与苏共的辩论文章。1964年和1965年间，年轻的菲律宾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中苏两方发表的文章。另一方面，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加速了菲共内部的分裂。1966年菲共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系，一派是以小费兰西斯科·拉瓦为首的亲苏派，他们拥护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相处，全民党、全民国家)路线，主张合法的议会争斗，反对武装革命；一派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是主张致力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激进改革家，以菲律宾解放军指挥官苏木隆为代表；另一派就是以西松为首的激进派，他们批判拉瓦走修正主义道路，拥护毛泽东思想，认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发生战争，反对走和平的议会路线，主张武装斗争是摧毁反动政府的必要方式。西松积极劝说旧菲共领导人批判拉瓦修正主义错误，公开指出，菲律宾革命在50年代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菲共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领导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他主张总结过去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教训，重新改组共产党，确立毛主义作为菲律宾共产党的指导性纲领和行动指南。这便激起了菲共内部各派在菲大学生报纸及菲共领导的各个社会团体中激烈的辩论。

60年代中后期，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的探索，西松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67年他亲自来到：北京，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带回了四卷毛泽东著作，之后，又将《毛选》翻译成菲律宾文，在菲律宾大学激进学生中积极宣传。这些年轻学生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成为西松的追随者，菲大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在西松的组织下，菲大学报一一《菲律宾大学生》因连载毛泽东著作而成为菲律宾师生们普遍欢迎的读物。介绍毛泽东思想、出版数量有限的《北京评论》在菲律宾多次再版印刷，甚至在菲律宾书店中出现了《毛泽东语录》及相关著作。在菲律宾爱国青年组织的支持下，一些菲律宾学生仿效中国文化大革命，唱革命歌曲，头戴红卫兵的角星军帽，胸前挂毛泽东徽章，随身携带毛泽东红色语录，还根据毛泽东“知识分子下乡服务农村”的指示涌入农村。这样，在60年代末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思想在菲律宾学生和知识界逐步传播开来，渗透到社会其他各界，甚至渗入到农村地区。由此，在菲律宾出现了一批深受毛泽东革命思想影响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他们拥护西松主张的菲律宾革命走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式道路。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菲共主要借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到60年代末，西松在菲广泛宣传毛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依据，重建菲律宾共产党(CCP)，以区别于旧菲共(PKP)。毛泽东思想被提升到领导菲律宾社会运动的普遍性原则的高度，成为菲共及菲共领导下的军队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指导和精神支柱。从菲共上层领导人初步了解和学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到广大党员、学生普遍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在菲律宾得以传播开来。毛泽东思想在菲广泛传播，反映了菲共领导人对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对菲律宾革命道路的积极探索，这既是菲律宾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必然结果。

二、毛泽东思想成为菲律宾共运的革命纲领

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1967年西松派在党内发起了整风运动，肃清党员的思想，着手重建菲律宾共产党的准备工作。结合菲律宾现状及菲共(PKP)的历史经验教训，西松认为拉瓦派的革命路线既不能夺取政权，又不能保存力量，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菲律宾革命的胜利。西松公开发表声明称：“毛泽东革命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是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成功范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全世界”。

1968年l2月至1969年1月西松主持建党代表大会，宣布重建后的菲律宾共产党与亲苏派的旧菲共彻底决裂，公布了《党纲》、《纠正错误和重新建党》和《人民民主革命纲领》等文件，指出菲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以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在1969年3月29日，重建后的菲共根据毛泽东武装斗争理论，把1948年组建的人民解放军改名为“新人民军”，任命丹特为最高指挥官。这样，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何塞·西松为首的菲共新的领导集体。阿马多·格雷罗认为重建后的菲共是“在新的和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开始人民民主革命。它是以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而重新建立起来的。”

1974年，根据菲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西松进一步借用毛泽东在1949年前提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结合菲律宾社会，发表了《人民战争的特征》、《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等著作，对菲律宾社会性质、菲共运的任务及阶段性问题和斗争方式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西松认为菲律宾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和菲律宾官僚、买办和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菲律宾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的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基本方针，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马科斯政府，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菲律宾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和建立统一战线，领导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革命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

西松派为首的新菲共完全否定拉瓦主张通过和平议会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路线。在菲共重建两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新人民军应该走毛主席所开辟和指明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唤起农村的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西松研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提出新人民军以农村地区为重点，开展持久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总之，在60年代末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在借鉴毛泽东思想——即“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的模式下逐步发展起来。

第一，借鉴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建立中央政权和根据地，发动游击战。1971年新人民军最先在伊萨贝拉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性的组织委员会。为了保存根据地的实力，西松学习毛泽东根据地的战略防御阶段理论，要求新人民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歼灭敌人，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追我跑，敌跑我追”的运动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游击战成为了新人民军开展军事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西松号召，在推翻反动政府的革命尚未胜利之前，菲共及新人民军要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菲律宾的持久战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对美国支持下的马科斯法西斯统治，与东南亚地区的强权进行斗争。

第二，号召党员深入农村，进行农民社会调查，发动农民群众，组建农会组织，开展土地革命。菲共要求党员深人农村，对农村土地及阶级状况进行调查，发动群众，惩治恶霸地主和犯罪分子；制定土地革命纲领，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地权，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组和农业高级合作社，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等。1972年菲共颁布《十项纲领》又规定：支持真正的土地改革，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半封建的租佃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增加农业产量。

第三，依据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思想原则，加强菲共领导下的军队建设，约束军队纪律，发展武装力量。1969年西松总结四五十年代解放军军纪松散、战斗力不强的教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人《新人民军守则》中，制定严格的军队纪律，严禁士兵酗酒和赌博”。菲共坚持新人民军是人民的军队，以党指挥抢的原则建设军队。新人民军在班以上的各级分别设立党组织，委派政治委员负责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纲教育的工作；采取军队集体领导制度下的党委制和士兵委员会制度。新人民军还以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军建制为样板，正规部队以排班为基本单位设立编制，成立自卫队、民兵加以补充，要求新人伍士兵必须对党性和党纪有全面的认识。

第四，借鉴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提出建立菲律宾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西松认为，在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广大工人和农民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三重压迫，大官僚地主、大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处于菲律宾社会上层，是剥削阶级；农民和工人处于社会底层，属于被压迫阶层；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天然同盟军，也是菲律宾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赢得解放；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贫农下中农和农业工人，把他们作为最可靠的同盟，中立富农，孤立地主阶级和其他恶霸；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教会人士等在内的广大社会阶层，建立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第五，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密切党群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西松在《纠正错误和重新建党》文章中指出，通过政治教育和发动群众的方式发展革命积极分子，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扩大菲共党组织。菲共以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及召开总结会议的方式执行党内民主制，把党建设成领导广大农民、工人和市民的集体，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扎根于民众，与广大群众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文章中，西松把百姓比作水，把党和新人民军比为鱼。

第六，展开整风运动，批判塔鲁克的投降主义和拉瓦一苏木隆的现代修正主义，统一党员及军队的思想。西松派借鉴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做法，开展整风运动，批判塔鲁克的投降主义和拉瓦一苏木隆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他又批判菲共旧的领导人无视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的重要性及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人民战争的战略，认为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是导致50年代菲共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于是，西松派在菲共党内大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任何投降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广大党员和群众团结，坚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

总之，以西松为首的激进派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总结菲共领导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合菲律宾社会现状，制定重建菲律宾共产党的党纲和发展武装力量，开展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从菲共文件到后来菲共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都不难看出，20世纪60年代末菲律宾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构架下展开的。

三、毛泽东思想对菲律宾共运兴盛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以西松为核心的菲共中央借鉴毛泽东思想，把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毛泽东理论的精髓融人菲共革命纲领和文件，形成了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纲领和指导方针。由此，菲共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结合菲律宾实际情况，发动了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叶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

首先，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游击队根据地和游击区，成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菲共在成立之初非常重视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在群众基础好的山区建立根据地。菲共仿效延安，率先在中吕宋伊萨贝拉省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人民军很快把根据地扩大拓展到伊洛戈一门特罗斯一班丝兰(iloeos—Montanc~sa—pangasinan)及卡干鄢(Cagayan)山谷地区，并向奥偌诺(Aurora)和奎松的东海岸地区扩展，逐渐把北部卡干鄢山谷地区及南部他加禄地区、比科儿岛连在一起，菲共在中吕宋地区的中下层社会群众中影响得以逐步扩大。新人民军还广泛深入各个农村，广泛开展运动战，开辟游击区。1969年最初只有60人和35只步枪，仅在中吕宋打拉省一区活动。1976年新人民军便在吕宋东北、西北、中部、泰加诺南部、比科尔和比萨扬东部、西部及棉兰老等八个地区建立游击队。他们活动的城镇数目也从1976年的135个增加到1980年的376个。到1981年根据地达到了鼎盛，在菲岛各地建立28个根据地，分布43个省的400个城市，人口达到了一千万，相当于菲律宾人口的四分之一。据菲律宾国家情报与安全部门透露，自1970年8月以来，仅在伊萨贝拉省，新人民军的人数就增加了三倍。在1982年新人民军由以前的1500人增加到6000人，另外还有1．5万菲律宾人支持新人民军。

其次，菲共组织和发动了游击战，粉碎了政府军对菲共《员导下的新人民军和根据地的围剿，扩大菲共和新人民军队的影响力。从1966年7月到1967年2月，新人民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了军警在打拉、新怡诗夏等省发动的四次“围剿”，歼灭了不少的政府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在1971年11月至1972年5月政府又出动五个营的步兵、四个省的“保安军”和全部的特遣队，对北吕宋地区的“围剿”。新人民军避开敌人的主力，集中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小股有生力量，袭击和捣毁敌人的外围岗哨和军事设施。政府军顾此失彼对新人民的围剿以失败告终。菲共在军军事上节节胜利，巩固各个根据地的建设，扩大了菲共的影响，使政府不得不倾全国之财力、物力应对不断发展的菲共武装力量。马科斯企图在短期内粉碎菲共的计划破产，其权威政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再次，菲共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平均地权，废除菲律宾封建、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落后的土地租佃关系。菲共派出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下乡进行农村调查和在农民中进行群众工作。深人农村，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分析阶级情况，发动农民、妇女和青年组建农民组织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减轻债务，减免地租，没收地主土地，成立农村互助合作组等。还发动农民自发组建村自卫队，支持农民审判和枪决恶霸地主；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业工人的工资，建立农村医疗所，分发医药品，传授村民基本的卫生知识。新人民军除了参加武装斗争外，还从事生产和宣传工作，帮助农民成立民主政府，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租佃制剥削。这些都有利于革除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推动农村社会的革新。

最后，菲共结成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有效地推动菲律宾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菲共在马尼拉和其他城市掀起群众运动，1970年4月7日组织了菲律宾全国60万产业工人总罢工，抗议物价暴涨，要求增加工资。菲共还组织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引导积极分子参加社会运动。1973年马科斯政府在春夏两季对根据地发动攻势，苏素银省和萨马岛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有力地牵制了政府军对游击区和新人民军的围剿。同年，在菲共的推动下，马尼拉工人、农民和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运动，在四十天内，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先后有来自各阶层的四十多万人，举行了十多次反美示威游行。菲共建立广泛统一战线调动了广大民众，发起反政府独裁统治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这对马科斯政府的倒台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毛泽东思想对菲律宾共运衰落的影响

由于西松在内的广大党员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不深，菲共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潭。菲共中央在贯彻毛泽东割据思想战略方针上存在片面性，对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领导机制和组织建设理解偏差，菲共及其领导的共运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直接导致了菲律宾共运的失败。

第一，菲共对毛泽东思想割据思想理解片面，造成重大战略方针缺乏一致性。60年代末，菲共中央依据毛泽东思想中的武装割据的理论，仿效中共在延安时建立的中央根据地，倾其所有的力量仅在在伊萨贝拉省建立中央根据地，而忽视了在周边地区及其他各岛根据地的建设，各个根据地不能有效地相互配合和协调。1972年，马科斯政府军在美国军事顾问协助下对伊萨贝拉根据地进行了围攻，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将该地5万民众强行撤离，重新安置，摧毁新人民军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孤立无援的中央根据地于1974年在政府军层层围困中被占领。军事的失败使菲共中央政治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之前的“延安战略”，放弃了中央根据地建设，推行流动作战的新方针，将干部和军事力量分散到菲岛各地，坚持游击战；还规定在特殊时期各地方军事部署也不必经过中央同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各地方干部和指挥员决定，菲共中央只负责党与军事作战的原则性问题，具体政策由菲岛各个地方党委会自行裁定。这样菲共决策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克服了中央统一政令不适合各地之间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习惯的差异性，地方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菲共中央的权威却遭到了削弱。1985年每个地方党组织都具有极大的自主性，菲共在72个省各自为战，不服从中央统一调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另外，从菲共长期武装斗争来看，新人民军在军事作战上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为依托，长期处于运动战状态，物资、装备的供应不济，拖垮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最为致命的是，各地的新人民军流寇式作战，缺乏中央：有效的指挥和调配，各个根据地之间难以有效配合，各自为阵，一盘散沙，最终地方根据地也被各个击破。80年代后期，新人民军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而陷入军事作战的艰难困境，面对政府的围剿，只能隐藏于山林中，以原始森林为掩体，仅依靠附近农民的接济，出现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局面，由此，在军事方面已经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

第二，菲共基层干部作过激，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的内涵。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95％以上的菲律宾人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力量渗透到菲律宾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教会人士和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社会不容忽视的力量。然而，菲共基层干部不但没有重视在统一战线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打击支持菲共或有革命倾向的教会人士。在1969年南尼格罗省菲共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到了政府军队重创后，该地区具有革命思想的教会人士为党组织提供极大帮助和支持，不仅为菲共干部和群众提供食宿，还发动当地农民参加游击队，无偿捐款资助游击队的日常军费开支。在教会人士的帮助下，新人民军在该地区很快叉发展起来。1979年政府军又一次对南尼格罗省新人民军进行大规模地围剿和镇压，因该地区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冒进，导致该地区新人民军作战的失败，党组织和军队再次惨遭瓦解。主要负责人为了推卸责任，将军事上的失败归咎于教会人士，上纲上线，以违反党的纲领和纪律为由，把与教会人士有密切往来的党员以“同教会法西斯主义勾结”的罪名，处以死刑。在农村地区，广大基层干部出现过左行为，把部分中农划为富农，富农当成地主加以批斗，更无视地主及教士生命财产，进行无情打压，没收其财产。这些过激行为把亲菲共或对菲共运保持中立的人士推向了反对的一面。他们自成地方武装力量，与政府军沆瀣一气，对新人民军进行倒戈。

第三，菲共党员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扩党内矛盾。1968年革路线和指导方针的分歧直接造成了菲共内部的西松派与拉瓦派分道扬镳。而重建后的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不但没有加强党组织内部的团结，反而断章取义地引用毛泽东的条条框框，过于强调对拉瓦一苏木隆派的批判，还将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斗争扩大化。在工作中，党员不无实际地以毛泽东语录为标准，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圣经”，每到碰到实际问题，就搬出毛泽东语录，机械地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加以解决，还喋喋不休地争论左倾与右倾错误，照搬毛泽东教条衡量不同意识观念的纯洁性。毛泽东思想成为菲共内部派系之间相互攻击的理论工具，菲共内部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使长久以来的积怨更为加深。1974年10月，老菲共在总书记马卡帕加尔和军事领导人亚力汉德罗·布里奥奈斯的领导下与政府和解。之后，马科斯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共产党分子和亲共的群众组织骨干，1976年和1977年菲共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丹特、西松先后被捕，使菲共遭受了成立以来一次严重的损失，同时政府在军事上加紧镇压新人民军，菲共武装力量遭到重大挫折。由于缺乏有威望的领导人，菲共内部派系斗争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党内大清洗，屠杀自己的革命同志。1983年至1988年期间菲共以展开肃整运动为名，3200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怀疑是政府间谍或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残遭酷刑或杀害。总之，在失去西松、丹特等重要领导人后菲共内部党争和内耗不断，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党的组织力量，在80年代末菲共运逐渐衰落下去。

毛泽东思想在菲律宾的广泛传播，促进了菲律宾激进主义者以毛泽东思想为纲，重建菲共组织和武装力量。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再度兴起和发展。这对菲律宾社会发展与政局稳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菲共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理论认识的水平有限和理解的偏差，是导致菲共运失败的直接的内在动因。因缺乏对毛泽东思想全面而深刻的掌握，无法克服菲共组织派系斗争，制定不出行之有效的全局性战略，难以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加之菲共内耗和政府硬兼施的两面政策使菲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后期日薄西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菲共中央组织被迫迁往荷兰，寻求海外力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