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90多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的历程中，有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家庭，即由蔡和森母亲葛健豪、蔡和森，以及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成员组成的革命家庭。历史证明，这一家庭成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贡献尤著。五四时期，蔡母率全家西行，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除蔡母外，4人均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与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显然，赴法勤工俭学在革命家庭成员早年生活中是一件至关重大的事情。换言之，留法活动使家庭成员学到新知，找到真理，相继转变思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这一家庭成员都赴法勤工俭学?对此，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成果。本文专门探讨此问题，试图深化对这一革命家庭成员思想与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等问题的研究，力求获得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启示意义的成果。
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及向警予于1919年12月25日乘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船，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赴法，李富春于1919年10月31日乘法国邮轮“抱勒茄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1920年5月，蔡和森与向警予打破了几千年的包办婚姻制度，在巴黎喜结良缘，他们自己称之为“向蔡同盟”。此举在留学生中一时传为美谈。1923年初，李富春和蔡畅在巴黎结婚，证婚人是邓小平。三人在巴黎蒙达尼一家咖啡馆以啤酒祝贺，就完成了极为简朴的“仪式。”从此，革命家庭成员在法国相继完成思想转变，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相关的各类史料，笔者认为家庭成员同赴法勤工俭学主要原因，可从主观、客观两大方面的多重因素作综合考察与分析。
一、革命家庭成员留学之契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鼓动
分析革命家庭成员同赴法勤工俭学原因，不能不论及当时国内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0世纪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学生多往日本留学。如1905年，留日学生达7285人，1906年达7283人，1917年为2891人，1918年达3724人。但到“五四”后，留日学生人数在减少，如1921年，留日学生为2119人，1923年为1000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日本朝野人士还比较重视留日中国学生的教育，“与其把恩义施加于奄奄一息的清朝，还不如给予希图变革现状的年轻的力量，从而保证日本未来的利益。”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逐渐强大，“日本举国之中，似乎再无一人肯为留日学生仗义执言”。1905—1906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侵占中国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又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各国不顾中国代表的抗议与中国人民的反对，执意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上事件深深地刺激了留日学生的心灵，也对打算前往日本留学的国内学生的热情，浇上了一盆冷水，因为凡爱国的青年不可能面对一个企图灭亡中国的敌国而熟视无睹，进而安然置身于其中静心读书研究。其实，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年学子随着外界信息的传入及眼界的扩大，他们渐渐认识到，以往“顾国人多欲留学东洋而鲜至欧西，虽限于经费，亦昧乎实情，或更误于日与吾近，适于国情之说。衷心以为日本亦一强国，苟能学步，亦足称雄。而讵知日人学术，步武西欧，中学以下之书，著者尚多，而高深者则甚鲜，且限于国情，自有取舍趋重之。”此时，有人提出，学日本，不如直接学法国，“欲输世界文明于内国，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于是，青年学生将留学日本的目光逐渐转向法国等欧美国家。而其时恰逢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兴起，使学生留学海外有了新的目标和希望。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起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留法俭学、旅法华工教育及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运动。这一运动在1919年“五四”至1920年在国内形成大潮，基于以下诸种因素：其一，由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张静江、吴玉章等人的大力宣传、组织与推动。以上人士早在“二次革命”后受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打击而被迫去法国求学。几年的留学生活，他们深感留法学习，收益甚丰，因而，认为留法可为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最佳选择。1917年5月，蔡元培在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作演说，他举出值得留法的理由：1、法国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环境条件优越。2、法国没有“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影响学生学问进步的观念。3、法国的留学费用低廉，“法国自巴黎以外，风气均极俭朴。其学校之不收费及所取膳宿费极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俭之费用，求正当之学术。”4、法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蔡元培的演讲，在准备留学的青年学生中是颇具吸引力的。其实，蔡元培等人不只是宣传，他们还组织了“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并把“介绍中国留学生至法”等作为其会务工作的主要内容。从1917年开始，他们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设分会，并在保定等地创办留法预备学校；其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创伤，劳力奇缺，急需外籍劳工。此外，法国社会各界对留法活动之初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认为中国学生留法，在“谋经济的发展于中国”“的同时，也培养了亲近法国的知识精英，这符合法国的自身利益。显然，留法俭学，这就给无钱留学的青年学子提供了一种出国“以学兼工”，或勤工助学的门路。“假勤工以留学法国，使贫寒学生不致有向隅之叹。”他们如果暂没有赴法川资，可以先借贷，待到法国勤工儿年后归还。并且“法国适宜于俭学之学校甚多”，“勤工”与“俭学”两不误，实为经费缺乏而又想留学学生的最理想之方式。其三，法国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故乡，圣西门、傅立叶是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通过深入洞察德、法、英等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亲自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和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并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法国思想文化界的甚多思想成果，被当时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所神往。当年曾留学法国的周恩来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一文中写道：“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舞，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由此可知，五四前后如春笋般冒出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
从上可见，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成员作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同赴法勤工俭学，与受到五四时期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大潮的鼓动密切相关。
二、外部思想因素之影响：空想社会主义与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对家庭成员思想的触动
革命家庭成员赴法留学，除了受到国内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鼓动之外，还与两方面重要的外部思想因素的影响有关系，即他们受到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革命之启迪有关。
(一)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教育救国”等思想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的盛行，及其在青年中的传播与影响，这是促使革命家庭成员赴法留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
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学说，其理论体系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些主义却不乏共同之处与相似之处：它们都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差距，它们都认为要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其方式都是企图通过渐进的、局部的、非暴力革命的改良的手段，其目的大都为了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都享受充分自由的社会。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扎根，得到广泛传播之前，尤其是以上学说被当作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时，就特别容易为急欲挣脱封建枷锁，向往新制度的新社会，追求新思潮的青年学生所欣赏、所接受。
1919年夏，毛泽东初拟了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他还对“新村”的教育与生活作了具体描画。蔡和森对这一计划深表赞同，认为：“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馏毛泽东此“新村计划，实际上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基本社会组织的尝试。其主要特点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就是来源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王光祈等人所宣传的“工读主义”，它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以上谈及，蔡和森曾受到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想影响。留法之初，他曾希望能通过赴法勤工俭学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据蔡畅回忆，蔡和森到法国之初，在巴黎附近蒙丹尼发起“工学世界社”就表明要提倡“工读”，办教育，最终达救国之目的。向警予曾信奉当时流行的救国方案，如主张“实业救国”，认为搞工业的人，要象辛苦打拼，后来成为工厂主的成宏业那样，督率有方，技艺超过外国人，方能“积储大富，国家利之”。特别是她主张教育救国，认为办教育的人要以学校为“铸造炉”，“铸造一批轶群迈众、改造社会并具有完全人格的人才”，即可达教育救国之目的。初到法国的李富春相信工学主义，企图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来找到救国道路和改善个人的生活，“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可见，以“工”为手段，以“学”为目的的留学方式，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为其设计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案，蔡和森等家庭成员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救国方式，若得以实施，既可求得高深的专业知识，又能达到实现救国夙愿，建立一个理想中“没有压迫，人人劳动，相互互助”的新社会的目的。
(二)新文化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启迪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勃兴，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都对革命家庭成员赴法留学产生了影响。这里，还要提到的，家庭成员留法，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亦不无关系。
开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通过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激发了他们对封建传统势力的猛烈批判，他们对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产生了强烈渴望。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蔡和森“每一期都反复阅读，还经常和毛泽东、邓中夏等讨论《新青年》，思考和讨论《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蔡和森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后来，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指出：《新青年》标榜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代表美国的精神”，反对封建传统势力，打破了中国人封闭性心理，在制度、精神、文化各个领域都向学习西方敞开了开放的大门，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开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思想解放的潮流促动了人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使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的青年学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有志救国救民的青年学生萌发了对列宁革命功业的敬佩，1919年7月24日，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山)(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此时，蔡和森并不完全知晓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之功绩，但却表达了内心的仰慕之情，及要仿效列宁，寻求救国拯民之道的强烈愿望。象蔡和森这样的青年学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阻挠和封锁下的中国社会，尽管他们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却是无法到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去寻求革命真理。俄国革命成功之初的形势较为复杂，社会秩序也不稳定，也不允许其前往学习，而法国由于其位于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东欧，又是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兰西人那种不屈不饶的革命斗争精神对于立志于改造旧社会，建立理想中的新社会的青年学生，的确具有较大的诱惑力。
三、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调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探究新知，追求真理的思想意识的萌发，蔡和森的表率与引领
就革命家庭成员赴法留学的主观因素而言，首先有必要分析下成员赴法前的思想状况与思想倾向。赴法前，家庭成员目睹国弱民穷之社会现状，尤其是他们作为青年学子，置身于封建军阀争相宰割与统治的湖南，了解到“湖南政局极乱”，“汤芗铭、刘人熙、谭延闽、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互相更叠”的乱象。军阀的残酷压迫，使得境内人民的苦难不堪言状。特别是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教育的摧残，家庭成员更是痛恨至极。张氏本一贪残武夫，不谙教育为何物，他蛮横地剥夺教育经费，强占校舍、校具，打击教育界人士，蹂躏学生，无所不用其极。其时，湖南文化教育事业几乎摧残殆尽，广大湘籍青年处于无学可求的苦闷之境，“政象不宁，教育停滞，莘莘学子无校可入”。湘省军阀统治，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深深地刺激了家庭成员，使之逐渐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意识，并表示要主动地承担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1913年，蔡和森进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后，一边用心读书，一边关心时局的变化，更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他懂得，一个有志青年，应主动肩负起救国救民之重任。“他对秋瑾《书感》中的两句诗：‘陆沉危局凭谁换?莫向东风倚断栏’。感触很深，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国家有危难了，我们就应该站出来肩负责任，不能当旁观者。他把这两旬诗用毛笔字写下来贴在床前的墙壁上自勉。”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从长沙启程去北京，在过洞庭湖的轮船上，吟了一首题为《少年行》的五言诗，诗中说到：“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渊。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这首诗，慷慨激越，充分展现了蔡和森舍身报国，勇往直前的崇高精神境界。1914年，在周南女校求学的向警予，关心时局，体恤天下受苦民众。她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以及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极其愤慨，深为国家的危亡，人民的痛苦而焦虑，她矢志奋起救国。在至今保存的10多篇作文来看，“其中大都是愤世忧时之作”。“如在《湖南地型记》的作文中，她针对当时内忧外患，交相煎熬的现状，悲愤地写到：‘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她废寝忘食，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如墨子、王阳明、达尔文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她主张效法西方，自强不息。”1915年，与向警予同在周南女校求学的蔡畅年仅15岁，她是从兄长蔡和森那里读到了《新青年》这一杂志，便立即被其宣传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所吸引，“那时，我喜欢各种新事物，思想要求进步，希望在一个光明美好的乌托邦社会里生活。”虽然，当时她还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什么，但已开始向往着将来能为国家富强、为妇女的解放干一番事业。与蔡畅同岁，在长郡中学读书的李富春，由于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极度愤慨，他积极参加了长郡中学学生组织的爱国会，“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宣传国货，查抄日货。他还积极投身于反对军阀张敬尧和赵恒惕的斗争。
由上可知，赴法前家庭成员的思想倾向，主要体现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家国情怀。究竟如何救国，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呢?显然，处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的家庭成员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有效途径学到更多的新知来服务与建设自己的国家，尤为重要的是要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换言之，即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对家庭成员而言，正逢其时。当时，“青年学生都想到北京或国外去求学”。为此，家庭成员从中看到了达到自己夙愿的希望。于是，起而响应，并付诸行动，认定“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家庭成员已决心通过留学，“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当然，促成家庭成员赴法勤工俭学成行，其中，包括将母亲葛健豪也动员去法国留学，这有赖于蔡和森所起的带头与表率作用。由于杨昌济先生的引荐和熊希龄、杨希仲等人的赞助，毛泽东、蔡和森通过新民学会积极策划了组织会员留法活动。在蔡和森的带领和影响下，向警予、蔡畅不仅自己赞成去留法，而且还“在湖南的女青年中也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相继发起‘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宣布它负责‘筹备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一切事务，筹集出发川资及互助金’，还将‘所订简章印刷多份，分送全湘各女校查照，俾有志者得随之加入。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发起湖南青年留法的动员与组织下，李富春也受到影响而热情投入这一运动。他像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思想，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1919年夏，蔡和森从北京回湘，除了动员向警予、蔡畅去法国留学，他还做母亲葛健豪的工作。她“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刺绣工艺带到法国去。”但到了上海，她“又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怕出国后再回不来，思想曾一度动摇。不过，当她听到蔡和森说像她这样一位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们一道走。她还向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槊的儿子聂云台借来六百银元，为一些湖南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问题。”
从上可见，蔡和森是率领全家赴法勤工俭学的领头羊。
四、重要的外部推力的作用：新民学会的发动与筹备；湖湘士绅之资助和支持
如前所述，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在发动会员与湖南青年学生赴法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民学会的大力倡导和积极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使它成为在湖南动员青年学生去法勤工俭学的核心领导力量，它有力地推动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走向高潮。同时，新民学会的发动与组织对家庭成员留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刚获悉国内有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就组织学会会员讨论了出国留学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进而将发起留法运动作为学会组织活动的当务之急。蔡和森1918年6月去北京筹划赴法的前期准备工作，联络留法事宜。他广泛利用在京的社会关系，同杨昌济、熊希龄、李石曾、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密切联系，争取其同情和支持。经过艰辛筹备，遂将赴京联络结果函告长沙会友，并鼓励湖南青年学生赴京预备留法，“蔡君居省城久，对于各校学友相识甚多，一纸至湘，影响颇大。……留法之形体遂具。”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努力下，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迅速。全国最早的四所留法预备学校筹建于直隶、北京、保定等地，在这些学校学习的湘籍学生人数众多。1919年4月，会员肖子嶂介绍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近况：这些学校“学生以湖南为最多，自去年秋截至今年二月，已来三百人，而为八班。有全系湖南学生为一班者，有合少数他省学生为一班者”。
在新民学会的号召和有力推动下，1919年9月初，长沙青年学生联合教育界组织的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成立。经过筹划，游法机械科预备班、法文晚班、法文晚塾相继开班。12月，向警予、蔡畅等人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1920年初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以新民学会会员为主要骨干，湖南青年学生便踊跃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之中。
还应提及的是，先期赴法勤工俭学之新民学会会员，“对于湘人赴法，甚乐为赞助介绍”，也大大便利了湘生赴法留学。1919年2月，按照毛泽东起草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率先抵法的新民学会骨干肖子升担任了《国民》杂志的驻欧通讯员。他从法国向湖南发回了大量消息，较为详细地报道留法勤工俭学情形，且其中“没有什么不堪的消息”，他还在通讯中指出：“法国现在并非无工作，其所以未即人要维持费者，是‘选工’不是‘待工’”。因此他要求湘生赴法“尽可极猛力进行”，“布里湘班要维持到底”。
说到家庭成员赴法勤工俭学，笔者已谈及与新民学会的组织作用相关。其实，帮助家庭成员赴法得以成行，这与有识之湖南名流对当时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资助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有识之名流，其中当首推杨昌济先生。罗学瓒在写给其叔祖父的信中也特别提到：“此次为侄孙等筹款项出力之人为杨怀中(……此次招致湖南学生、筹借款皆先生之力)、胡子靖、王少荃诸先生。”前已述及，1918年6月，蔡和森为筹备湖南青年去京后，即努力争取熊希龄、章士钊等湘籍在京名士对学生留法之事，能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当他得知熊希龄手中掌握着一笔前清遗留下来的湖南米盐公款后，“即想从此中抽借几千”，以作学生赴法之需。他认为，“二十五名之额，本为侨工局一面所限定。至同乡(熊等)之辅助，尚属另一一时不定之生机。”经过蔡和森的辛苦奔走，赴法湘生的“借款机关亦已组织”，“熊秉三(即熊希龄)章秋桐(章士钊)二氏担此义务，筹有的款，以辅助绝无自借能力之士。”
毛泽东、蔡和森对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学生留法活动的筹划与实施，以杨昌济为代表的湘籍名流的资助与支持，无疑，对家庭成员留法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可以说，对家庭成员留法成行发挥了重要的外部推力的作用。
对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成员同赴法勤工俭学，本文就主客观两大方面的多重因素作了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家庭成员同时留法勤工俭学，这是主客观、内因外因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它也是各种因素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上所析，就五四时前夕家庭成员的思想状况来说，受客观环境之影响，他们的思想较为复杂，信奉民主改良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试图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正如青年毛泽东分析当时自己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家庭成员的思想大体如此。尽管这样，家庭成员思想中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国事衰危，民众困苦，他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勇敢地加入探究真知、追求救国真理的先进分子的队伍。而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勃兴为他们学习新知，寻找真理提供了契机，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蔡和森则在组织家庭成员留法中发挥了带头和榜样作用：一是和毛泽东等人通过新民学会组织发动和积极筹组青年留法。二是做好家庭成员留法的思想动员。当然，家庭成员留法成行与得到湘籍名流的资助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对革命家庭成员留法原因之探讨，对今天青年学子留学也是有积极参考意义的。留学读书一做工思考一进步一成才，我们应当从前辈留学的史实中得到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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