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他也是著名的党的报刊宣传活动家。1922年初，他负责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后担任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主编。虽然，他主编的报刊不是太多，但刊物地位重要，是党、团中央机关报刊，主编时间较长，且报刊革命陛、战斗性强，特色显著，作用重大。蔡和森报刊宣传活动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贡献卓著，经验宝贵。然而，从报刊宣传活动的视角，探讨蔡和森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贡献，学界专题从整体上研究成果甚少。本文对此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组织“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作为初创的党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提出新建立的党必须主办自己的报刊，利用它，自觉承担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重任。1920年初，陈独秀与李大钊，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联络，正在商量组建“与俄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同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法国刻苦学法文，攻读马列著作，独立深思，就已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他学以致用，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改造中国与世界”，也热衷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大事。他认真考察、思考、研究共产国际与欧洲各国共产党历史，打算“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在此基础上，再计划组建中国共产党。为此，他拟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编译计划：准备先研究“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再翻译共产国际的《议院行动》，最后，译完《俄国共产党大纲》。他依据列宁的建党思想与原则，以及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等文件精神，综合个人的研究所得，构思了较为完整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思想主张。1920年8、9月间，他从法国写了两封长信给毛泽东。与其较为详细地交流自己关于建党的意见。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准备“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在组党的具体步骤中，他指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因而，他着重提出先创办“党的出版物”，认为这是创建的党必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必须“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后，“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的党，可称为“中国共产党”，可以说，蔡和森在中国是第一个响亮地打出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中，蔡和森还向毛泽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各国共产党机关报的重要作用，其中特别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的经验。接着，他向毛泽东提出了学习俄国的党，创办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原则，指出这种“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毛泽东在回信中较详细地向蔡和森介绍了陈独秀等人在国内建党的情况，并称赞说：陈独秀在上海出版《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应为短言一引者)即仲甫(即陈独秀)所为”。得知以上情况后，蔡和森于1921年2月写信给陈独秀，此时，陈独秀任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主编。信中，他主张用马克思学说指导，以谋求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之正确道路。信中还特别谈到，“深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之出版物几未之见”，自己对于“各国社会运动之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言)论机关之同意趣者发表之”。陈独秀阅信后，与蔡和森有同感。于是，他将蔡和森的信加上标题《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连同复信，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4号。由上可见，蔡和森在留法期间，已经形成了如何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较为完整的建党主张，其中，就包括借鉴西方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创办机关报，开展报刊宣传工作的经验。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也应主办自己的报刊，切实加强理论宣传工作作为创建的党的必备条件。

1921年底，蔡和森从法国回国。之后，经陈独秀等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党的初创时期的建设工作。当时，他留在党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并协助指导团的宣传与组织工作。蔡和森留在中央后，主要负责党、团报刊的编辑工作。留在党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并协助指导团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922年5月5日，他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团中央宣传部主任。会后，他一面做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一面参与负责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党的“一大”后，《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相继停刊，党的理论宣传报刊一时较为稀少。这无疑影响了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的开展。可以说，《先驱》创刊正好弥补了党的理论宣传刊物在此时的空档，它成为党刊的重要助手，成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报刊。

1922年5月11日，蔡和森开始编辑《先驱》，至9月2日施存统继任《先驱》编辑，他仍参加《先驱》编委会工作，一直到10月，团中央批准他辞去宣传部主任及《先驱》编委会工作。其间，蔡和森尽职尽责，用心做好《先驱》编辑、发行与宣传等各项工作。团中央执委会19次会议，专门讨论《先驱》编辑、发行与宣传等事务就达8次。蔡和森负责《先驱》8、9、10期的整个编务。他编审作者稿件，自己也参与撰稿。其间，他发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先驱》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它的发行数量较多，影响在不断扩大，蔡和森认为：“我们要想本团发展成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团体，非先使大多数青年都明白了解我们的主义不可，换句话说，非先使本团的机关报——‘先驱’，深深印人大多数青年头脑中不可。”如前所述，团中央执委会8次开会讨论《先驱》编辑、发行等工作，可见团中央对这一刊物的高度重视，由此也反映出蔡和森非常注重《先驱》的编辑质量与宣传效用。据方志敏自述，1922年夏，他阅读“《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读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蔡和森参与编辑《先驱》，所经受的锻炼，积累的经验，为其后来担任党中央宣传工作，主编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7月，蔡和森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并被指定参加起草大会政治宣言，制定党在现时的革命纲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宣传“二大”的政治纲领及决议，中央决定停止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新出版发行《向导》周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并指定蔡和森担任主编。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向导》周报于9月13日问世。《向导》周报是16开本，每期八页，从142期起，增至12页，至144期，又增加到16页。增加页面，刊物内容容量也随之丰富。从1922年9月13日创刊到1927年7月终刊，《向导》连续出版201期。除1925年10月至1927年3月，蔡和森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外，始终担任周报主编。由于《向导》周报地位重要，思想影响大，因此，文章质量要求高，然而，撰稿人较少，显然，这也加大了蔡和森的工作难度，加重了工作量。蔡和森既要当主编，又要担任撰稿人。其间，他除用“和森”署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外，还与向警予用“振宇”笔名发表了36篇。此外，他还以“本报同人”、“记者”等署名发表了不少资讯。经过蔡和森的辛勤劳作，精心编辑，《向导》周报的发行量逐步增加，由数千份增至十多万份。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等地，都设有《向导》周报分售点。《向导》作为革命的星火，点燃了广大劳苦群众心底的烈焰。曾经负责《向导》周报出版发行的徐梅坤后来回忆说：“当时《向导》在国内影响很大，是党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战斗的武器，特别是许多革命青年，争着看《向导》，”“在黑暗的旧中国，《向导》犹如一盏明灯，给那些向往进步、追求真理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二、以党、团“政治机关报"为阵地，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蔡和森深知，党报姓“党”，担当党报领导者，责任重大。如何以党、团“政治机关报”为阵地，积极宣传党的革命纲领，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对此，蔡和森从理论紧密结合办报实际活动的视角，对办好党的报刊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解说。

1．深刻论述党、团报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中国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

重视党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宣传及对革命的指导作用，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任务所决定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而最低纲领即是现阶段党必须实施的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及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前途的估计，就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正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之际，他认识到《向导》是党直接主管的政治机关报，自己已担负着办好党的机关报的重大政治责任。为此，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办好这份周报，向民众宣传和介绍党的革命纲领，使民众接受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主张。无疑，《向导》应成为鼓舞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向导”。

在《向导》周报创刊的第一期，蔡和森有目的地发表了由陈独秀等撰写的《本报宣言》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非常明确，即积极宣传中共“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对国内的统一、和平与民众生活的严重危害，如《宣言》明确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我们必须“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统一、和平、自由、独立”而努力奋斗。蔡和森完全赞同陈独秀等人阐述的政治主张，之后，在他所写的《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等文章中，他通过分析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矛盾，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以压榨广大劳苦大众的实质，指出：“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正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仇敌，又是军阀存亡，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正是在主编《向导》周报期间，蔡和森已深刻认识到党的报刊所进行的宣传，在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重大推动作用。为此，他多次强调办好党的政治机关报，至关重要，指出《向导》周报已“用共产党的政治观念”，在党内、在工人群众中，打破了“地方观念”，改变了“非党观念”，由此可知：“《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而且作了组织的工具”。可见，蔡和森认为，《向导》周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它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对发动、组织群众拥护党的政治纲领与思想主张，对推进中国革命进程，其作用不可低估。

2．充分利用党、团报刊，向民众大力宣传党的革命纲领。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创办党的报刊，其主要任务就是要联系实际，向广大民众宣传党的纲领、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蔡和森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它“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马列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组织才行。”这里，蔡和森说得非常明白，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而中国化、大众化的成果就体现为党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所制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并付诸实施。

蔡和森以《先驱》、《向导》为阵地，自觉担负起党的机关报的宣传责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蔡和森利用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帮助民众提高思想觉悟，发挥党报的革命向导作用。如他在主编《先驱》8、9、10期时，他发表了《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在封建的武人政治下废督裁兵不可能的铁证》、《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年代》等文章，指出：“废督裁兵，要由革命才做得到，至少也须努力创造一种革命的优势才做得到!”应看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这一点做不到，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辛亥革命就是证明，“所以我们须得警告国人，现在仍然是政治战争的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的时代。大家要想有个法治国出现，就应该先使民主革命成功!”可见，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他对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想主张的理解是透彻的，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也是有的放矢，十分到位的，当然，他的努力宣传，无疑，也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再如，1922年9月，蔡和森在《向导》周报创刊号上发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他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依靠借外资开发中国实业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的根本祸患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这两大恶势力。要谋中国“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就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他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接着谈到：中国政治的乱源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1925年，在孙中山逝世后，民众对国共合作后的国民革命形势表示担忧，蔡和森针对民众的思想情绪写了《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他开导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信的信念，即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运动决不至于停止或消灭；只有完全推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运动才会停止或消灭。这种信念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科学的。”蔡和森审视国民革命发展之潮流，告诫民众，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将继续发展，革命目标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我们应该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风暴。

如上所述，蔡和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思想武器，利用主编的党、团报刊，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撰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向民众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探索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他费尽了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以身示范，党报工作者必须自觉地增强党性修养，经受磨炼，坚持原则，这对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至关重要

由上可见，蔡和森已认识到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开展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党报是党发动群众、组织和教育群众，联系群众的一个有效途径。办好党、团报刊，就能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蔡和森在主编的《向导》第十五期发表的《敬告本报读者》中谈到：《向导》真正代表了中国民众利益，指出它是“中国苦难同胞的忠实好友，他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不可少的先锋，他的影响现已布满全国，他将来更能完成他的革命任务，在中国革命史上占重要位置。”这是蔡和森对自己所主编的《向导》周报作用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党报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办好党报充满信心。党、团报刊作用重大，但是，要办好党、团报刊，确非易事。要使之为党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使之发挥号召和鼓舞民众投入革命斗争的作用，除了党的正确指导之外，蔡和森认为党报工作者必须自觉增强党性，经受磨练，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效用，至关重要。这方面，他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如前所述，蔡和森主编党、团报刊，取得了出色成就，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这与其作为优秀的党报工作者，不断增强党性，经受革命斗争的磨练和考验是分不开的。在蔡和森主编党的报刊期间，由于党处于初创时期，理论准备不够充分，斗争经验不多，加上革命形势多变，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又错综复杂，这就要求主持党的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者必须自觉增强党性，加强理论修养，经受斗争考验。从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从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即以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投人主办党报的宣传活动之中，结合办报，他自觉地增强党性修养，经受锻炼，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革命原则，从而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其一，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

党报姓“党”，党报应当为党发声，为人民代言。在《向导》周报第15期刊发的《敬告本报读者》中，蔡和森指出：“本报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象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文章向读者公开表明该报刊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立场、目标和价值观念，充分体现了党报是党的“革命先锋”、是民众喉舌的特点，意在说明党报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中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党报工作者，不能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坚持这一点。

蔡和森终其一生，其报刊宣传活动的重点都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积极宣传党的革命纲领与思想主张，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与声誉。党的纲领、路线与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为人民呼喊，替人民谋利益。纵观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可以说，他都是站在共产党的政治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的高屋建瓴之作，他总认为，党、团报刊，就“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它又“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苦难同胞的忠实好友”。言为心声，这些话都诚挚地表现了蔡和森良好的忠诚党和人民事业的政治思想素质。

其二，报刊宣传，必须遵循党的理论宣传与事实相结合的原则。

党的二大决议提出：党的报刊宣传“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讲解于我们的报刊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民，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而蔡和森主编《先驱》、《向导》，他的办报理念，他发表的各类文章，都遵循党的宣传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的原则。他主张报刊宣传要贴近群众生活，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诉求，一味空洞的政治说教、理论宣传，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在文化素质不高的群众中，很难为其所接受。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民众发声，替民众代言，才能感染和打动他们，使之积极参加党发动的革命斗争。蔡和森主持党、团报刊，的确，他总是从实际出发，形式多样地开辟了《时事短评》、《读者之声》等栏目，后又不断增加了“什么话”、“政治常识”等栏目。语言通俗，文字易懂，形式活泼，言简意赅，发挥了党报宣传在人民群众中所起的实际效用。我们从蔡和森在《先驱》、《向导》撰发的文章，无论长篇政论，还是短小时评，他都力求贴近社会现实问题，回应群众的呼声，因而颇具战斗性和说服力，为群众所称道。

其三，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党的群众观点，联系群众，搭建相互沟通的平台。

为了把《先驱》、《向导》周报办成贴近社会现实和群众需要的报纸，蔡和森总是强调报刊编辑部要多和群众联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办报。在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期间，就多次以“本报启事”的名义，鼓励广大读者参与《向导》周报所拟问题开展讨论，诚恳地表示：“读者诸君对于本报的主张如赐批评，不论赞成或反对，一概在本报发表。”为此，《向导》周报从第七期开始专门设置“读者之声”等栏目，蔡和森以此反映群众的呼声。广州读者陈复最先寄去稿件，表示“读了贵报，对于你们的主张非常赞成，而且很相信贵报是我们四百兆同胞的救命符”。寥寥数语，真实地反映了读者的心声。《向导》周报就为广大读者关心国家大事，交流思想，探讨问题搭建了沟通平台。对于读者提出的批评意见，蔡和森认为无可厚非，表示诚恳接受。对读者提出的有些问题，他则认真对待，诚恳地作出解释。阅读《向导》周报上蔡和森发表的与读者互动的多篇文章，不难发现，他非常重视与读者之间建立的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平等交流，互相信任的关系。从周报上可以看到，当办报经费出现困难时，蔡和森也如实告知读者，寻求帮助。在《向导》第14期《本报启事》中，他首次向读者委婉地吐露了“出版向导的全部问题，现在不在于政治上的镇压，问题只在于经费。”在第l5期《敬告本报读者》一文，蔡和森陈述了请求读者援助本报的四点理由，指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倘若读者赞助本报，便能使共产党的金钱用在别的实际运动上，使他的运动更易发展，不啻就是赞助中国革命。”“亲爱的读者诸君，为本报的基础能够稳固起见，为本报能够迅速发展起见，都非有读者诸君的特别赞助不可，”读者从阅读《向导》周报中获取了精神力量，因而，他们通过资助等方式支持周报的出版、发行。在广大读者的关心、呵护下，周报度过了难关，《向导》的发行数从初期的三、四千份，到后来发行量达十万份。

蔡和森以党的报刊为阵地，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宣传，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为了办好党报，他可谓殚思极虑，费尽心血。他坚持党管党报，依靠具有坚强党性和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办报，遵循“不尚空谈”，用事实说话，贴近群众生活，依靠人民群众办报的原则，这些宝贵的办报经验，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精神财富。蔡和森通过党的报刊宣传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

[1]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李永春：《蔡和森与团刊<先驱>》，《湘潮)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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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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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 《本报启事》，《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

[12] 徐方平：《蔡和森与向导周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 《敬告本报读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