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讨论的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已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读或阐释表现出了可喜的势头。然而长期以来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比较重要的一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如蔡和森、李大钊、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他们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开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遗产，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维度。如果不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梳理和研究，那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有感于此，笔者决心对蔡和森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蔡和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蔡和森曾于1919~1921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其留学法国的真实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走遍欧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也就是说是为了利用法国的条件更为直接地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学习先进思想。在留法期间，他刻苦学习法文，潜心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关注报纸期刊上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尤其是“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党、工团、各党消息”，决心“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短期内，他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的重要章节，通过广泛学习、比较，蔡和森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也得到了加强。
作为旅法学生中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之第一人，蔡和森不仅在留法学生中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法国不断写信到国内进行宣传，使得他翻译的那些最新的革命理论得以在国内外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中迅速传播并指导他们的革命行动。
学术界指出，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学说曾从东、西、北三个方面通过不同渠道涌进中国，李大钊等从日本方向介绍过来，张太雷等从苏俄方面传人，蔡和森等从法国、德国“直接输入”。“直接输入”可以说是对蔡和森传播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一客观评价。
新民学会是蔡和森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织宣传机构。蔡和森一面将自己从法文中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抄成纸片，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书柜上向成员进行解释，一面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这不仅在成员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而且以论战的形式更好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蔡和森还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空间，壮大革命力量。对年轻的探索者们来说，蔡和森的宣传发挥了启蒙作用。
在从西方输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蔡和森尝试着用通俗化、民族化的语言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通俗易懂；而且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给国人的同时，还融人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时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接轨，联系中国实际以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二、蔡和森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蔡和森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蔡和森的世界历史理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阐析了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为了生产力发展和实现资本最大化的需要，从16世纪初开始的对外扩张运动已经把世界联成了一个整体，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而在全球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就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革命场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深入研究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后，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是各国资产阶级发生武装冲突的时代，是“极少数大国之间为扩大和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进行战争的时代”。放眼全球，整个世界已被极少数大国瓜分完毕。“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对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结构的分析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判断的继承和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验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自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国向何处去?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并作出了解答。蔡和森指出：“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中国除了国内的封建压迫和军阀压迫外，“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位”。蔡和森认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大势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地方：俄国；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发动或发动后又暂时失败的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三是阶级革命正在酝酿的地方：英、法、美、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四是有了阶级觉悟，正在由爱国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中国属于第四类。在蔡和森看来，中国已经融人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国必须先组织、成立一个政党，由政党来组织、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走俄国式的道路，发动一场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革命，通过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蔡和森还郑重指出：“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在他看来，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纯粹可由中国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
蔡和森深刻把握世界历史时代下的世界结构特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认识到当时世界已经形成的革命运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业已形成的普遍的无产阶级运动；一种是在东方业已形成的普遍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他认为“两种革命运动的焦点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两种革命运动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的成功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联合苏俄，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只有这样，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2．中国应该在继俄国之后也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总规律。然而，就某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也就是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者的压迫，而且还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就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种矛盾的汇集点。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也就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是世界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而决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反常现象。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出路时深刻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典型例证。
当时的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也非常落后，中国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蔡和森依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认为“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而且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俄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所遭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缘故。蔡和森认为，中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压迫甚至比俄国还要严重：“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蔡和森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是先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应该紧跟俄国之后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大声呼吁：“若我们无产阶级不用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在蔡和森看来，中国革命之爆发是必然的趋势，就好象自然界的雷电之爆发一样。社会主义革命“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
蔡和森的上述论述是其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化的阐释。世界历史发展虽然具有普遍规律，但各国也有各自的特殊性，各个国家具体什么时候爆发革命，是由国内外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坚持各国的特殊性。
3．中国革命应走一条由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道路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革命发展道路问题时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进一步论证了跨越理论的可行性。他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不仅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深刻阐述了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原理。他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同一链条上的两个环节。革命应该分“两步走”。民主革命是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步，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无产阶级政党要竭尽全力实现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应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论的基础上，蔡和森认识到，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与俄国完全不同，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这一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经济，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一革命的前途无疑是社会主义。蔡和森从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转变的可能性在于：一是中国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并成为其一部分；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更为确定下来，这就更加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的社会主义前途。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在民权革命彻底胜利时，外有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和经济封锁，内有各派资产阶级的破坏捣乱，在这种隋况下，势必使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没收外国一切大企业进而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去组织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在农村，则是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代之以有组织的在国有城市大工业统率之下的农村集体经济，这种革命转变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
蔡和森还通过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来揭示革命转变论的科学性。蔡和森认为，所谓“二次革命论”，那就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错误认识。蔡和森说，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帝国主义绝不可能容许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中国民主革命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巩固在整个民权革命及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只有经常的保持与发展乡村无产阶级及贫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与胜利”。至于“一次革命论”，则是忽视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与准备。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蔡和森认为，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进行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此，蔡和森认为，中国革命要作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民权革命的成果是建立起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然后待条件成熟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基础上，蔡和森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三、蔡和森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尽管蔡和森并未如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对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整体性的逻辑建构，然而他从中国在特定世界历史环境中社会发展路径选择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掘和探讨，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毛泽东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便是现在，蔡和森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这主要体现在：
1．蔡和森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和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维度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必须从世界历史性高度来考察社会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倘若离开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就等于割裂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可资利用的历史环境而变成地域性的社会主义。地域性的社会主义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世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社会主义。
蔡和森论证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纠正了当时中国革命领袖人物的许多错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看成是一种纯粹是“内政”的运动，认为只要把内政解决好，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错误认为中国革命纯粹是中国自己的事业，与国际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只需要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即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总是心存幻想。对此，蔡和森的论断可谓是振聋发聩，高瞻远瞩，他认定中国处于“中心——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中国的革命事业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革命事业，而且是世界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必须密切联系世界上的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世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孤立、封闭、对抗和静止只会导致落后乃至消亡，联系、开放、合作和发展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合理逻辑。20世纪我国的建设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成长、壮大。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度时期，由于我们忽视了同世界的交往，曾经一度游离在世界经济发展之外，不仅错失了几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机会，而且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处于徘徊甚至停滞状态。邓小平从世界历史角度对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从“世界的高度”、“从世界政治、经济的高度”，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的领域、层次和水平，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从而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不断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当今“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仍然在发展并创造着较高的生产力，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江泽民在吸收前人理论遗产的基础上，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
2．蔡和森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就人类社会总体而言，大致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民族和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历史发展顺序。由于特殊国情和特殊历史条件，具体某一个国家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完全可以表现出特殊性，这不仅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恰恰是它的重要表现。列宁也指出不同国家应根据自己本国国情，走各民族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蔡和森认为虽然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也相当落后，但是社会革命的爆发是不可免的。因为社会革命不仅仅是个经济过程，其能否取得胜利不单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更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主客观形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得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出正确选择，发动并领导了中国一场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相汇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取得胜利，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应当继续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去寻找适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描述，照搬、照抄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片面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做到“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办”，唯上、唯书，却没能唯实。邓小平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建设，邓小平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社会主义事业必将通过各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在全世界逐步取得胜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可以说是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3．蔡和森关于把革命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起来的观点，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考察，提出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时代。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阶段的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可能先通过资本主义达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然后再进人社会主义。倒是可能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再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进而走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蔡和森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该如何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呢?蔡和森分析中国国情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民占最重要的位置，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低”。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较差，中国不够独立的迅速的建设社会主义，而必须一方面适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补资本主义的课”，一方面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必须有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也就是说，在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其他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本国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过早中断，中国在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事实上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去发展生产力，调整超前的生产关系，补上被超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课。这也是我们党在初级阶段的行动纲领。我们都清楚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我们的远大理想，但共产主义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制定若干阶段的具体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向前推进。我们决不能离开现实去空谈远大理想，共产党人必须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现实每一项工作，坚持长期不懈地奋斗，才能逐步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
新时期以来，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江泽民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所犯“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认清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对社会主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设想和描绘，急于求成，乃至制定的政策超越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结果欲速则不达。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深刻指出：“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阶段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江泽民的阐述深化了对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这是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从世界历史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出的正确结论。总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克服或落后于时代或超越阶段的思想认识，立足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显现出她强大的生命力，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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