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少奇一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路径。所有这些，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价值共识依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刘少奇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显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但虽然如此，在当时，党的力量毕竟还比较弱小，只有50多名党员，理论准备也不是很充分。对于这一点，刘少奇在1941年《答宋亮同志》中就有过省察：“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幼年的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是不断地在“左”和右的路线上犯错误，给全党以及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从事工人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工作的。
为了使共产党员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而采取正确的方法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刘少奇十分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作斗争。结合他自身的革命实践，刘少奇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创阶段。从1922年至1935年，刘少奇在从事工人运动中形成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正确思想，初步探索了党在白区的工作策略。二是发展阶段。从1936年至1942年，这一华北、华中工作的六年，让刘少奇在完成统一战线总任务的目标下深入敌后根据地，寻求引导党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道路。三是完善阶段。从1943年至1966年，刘少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提出了一系列党建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历史上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轫于早期的工人运动。其时，中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深重压迫已经构成予以反抗的内生性原因，但是，这种反抗依然属于自发斗争的初级阶段。如何将这种自发阶段引领到自觉阶段，是党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刘少奇先后参与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摸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安源工作期间，他通过领导工会斗争使工人的生活大大改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并及时化解了复杂形势下的急躁冒进情绪，保存了党的力量和工人的长远利益，使得在“二七”大罢工之后将安源工会又维持了三年之久。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刘少奇清晰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也提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他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工人阶级所应采取的策略，主要体现在1926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中。这些观点与毛泽东在1925年底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张国焘只着眼于工人运动的“左”倾和陈独秀只注重与国民党合作的右倾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思想曾极度混乱，组织非常涣散，刘少奇辗转于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他通过《对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错误观念的纠正》、《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等文章，与对国民党仍存有幻想和过度悲观的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面对白色恐怖，他强调要用正确的路线作武器，对党员开展策略教育。1928年，刘少奇在《论口号的转变》中提出，代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口号要依据形势变化而变化，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能够起到团结群众之功效。在行动上，他告诫党的组织要注意隐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刘少奇开拓性地改造引导工人思想的实践与毛泽东开展的农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成为这时期党在此领域的两个杰出代表。
1936年春，华北危急，国难当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到天津工作，由主要领导工人运动转变为一个地区的全面领导人。这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的最大不同，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刘少奇初到华北就通过党内刊物《火线》发表大量文章来引导党员，通过《华北烽火》这一半公开刊物和其它左倾刊物来宣传党的主张，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和秘密渠道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减少了各方面人士对共产党的疑惧，发展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他还同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由于这些思想不能正确估计形势，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与方法，不敢与反革命派别暂时建立联合战线，因而也是妨碍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实现的主要障碍。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集中回答了这一时期如何发展党、如何领导人民群众等的现实问题。随着中国抗战即将进入新的阶段，刘少奇通过《关于党内教育问题》、《党规党法的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报告，阐明了党的自身建设的新要求，在党的法规规范、党的作风建设、党员的理论素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党内党外发了十分积极的反响。
1943年3月，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由此，他开始站在全局的立场上思考思想教育工作。延安整风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观点审视党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里，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党的七大上，他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志本身也包含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高度责任心和开创精神。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面对新形势，刘少奇强调，要从思想上引导党员实现由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的转变，注重通过加强党自身的纯洁性来领导人民群众。针对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刘少奇在1951年开始的整党运动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号召全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要求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个人私利之上，努力为人民服务。同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刘少奇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进行了深入阐释。显然，运用制度规制来加强和改进工作，是刘少奇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成熟的显著标志。可惜的是，1958年之后，刘少奇的正确主张逐渐被“左”倾冒进的狂热思想所淹没，他本人甚至也在“文革”的浩劫中蒙冤去世。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刘少奇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坚持的思想路线的探索，始终闪耀着智慧和真理的光芒。
二、刘少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要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生命线”，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要做好马列主义的教育工作，就必须深入探究它的规律，遵循其内在的体制机制。刘少奇通过一系列的探索，深刻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一)坚持正确方向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
方向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它任何阶级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这个似乎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却始终困扰着不少共产党人。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比较短，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令革命者无暇长期开展理论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都是以欧洲文字翻译而来等，诸多原因使得一些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盛行，导致英勇奋斗精神并不比苏联布尔什维克差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很多损失。刘少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过去党走了很多弯路，主要是因为“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因此，必须学会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一切工作环节，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坚决批判。只要我们能够辨别马克思主义的真假，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逐步走向胜利。
(二)结合实际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坚持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要条件。由于任何一种思想都带着它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刘少奇反复讲道，同志们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指导工作。他强调，实事求是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针，“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在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党的要求时，应与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密切结合起来，“要联系实际，不要搞得空空洞洞。我们在实际工作的宣传上要联系基本理论，同时基本理论的宣传也要联系实际工作，两者要相互联系，而且要联系得很好。理论同实际分离是错误的，机械地、生硬地联系也是错误的。”。他还指出，从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到后来的各种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都是继承了俄国孟什维克主义的衣钵，是脱离实际的。因此，宣传教育者要结合中国复杂的实际情况展开工作，要肃清空谈作风，有步骤、有深度地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以最终确立马列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
(三)注重内容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一个关键问题，是看我们用什么知识来培养人、引导人、影响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反映出刘少奇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予以把握的全面性与准确性。具体而言，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引导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马列主义的学习。“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二是人生价值观教育。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们的敬仰，最为万世子孙怀念所歌颂的。”三是历史国情教育。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考察总结、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刘少奇指出：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确定不移的，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因此，我们要有在道路上的坚定意识和自信态度。四是民主法治教育。“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建国后，刘少奇多次强调要加强法制，建立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1956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时再次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那些违反国家法律的党员和干部，要依法处理、严惩不贷。
(四)发扬民主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预期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尊重工作对象的主体性，让工作对象在理解、对比和感悟中自愿接受党的政治主张。从人学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道路是由人的失落走向人的发现之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正义性在于它把人当作主体和目的。这种规定性就需要在思想政治中发扬民主作风。作为党内最早论述民主思想的领导人，刘少奇早已指出：“干民主革命，首先应该自己就具备民主精神。我们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民主，提高党员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这是我们干民主革命所必要的”，“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旧儿刚”在党的内部关系问题上，他提出：党的干部在党内没有特权，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在工作中要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不能有自高自大、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自私自利的思想，即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可以让他们辩论。对于群众工作，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另外，为了组织好群众，必须坚持做到要在民主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因为“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我们去组织民众，必须首先去启发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了解他们有相互组织的必要，然后根据民众的这种自动性，给以推动、协助和引导，才能真正的组织民众。”
三、刘少奇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多次讲道，党是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党员大多数的政党，因此，党内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折射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就是党的正确路线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抗争。刘少奇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就是围绕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开展的。他“创立了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理论；深化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理论；率先对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丰富了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内容，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推动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和完善。岁月留痕，弥久历新；斯人已逝，余音绕梁。几十年过去，刘少奇论述中的很多内容好像都是针对今天而言的，显示出高远的境界和鲜活的生命力，对指导当下工作依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在价值多元中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
虽然历史证明了刘少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正确性，但他的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而是在与各种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国际上，各种质疑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方向的声音从未停止过，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也更趋激烈。如何在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现实功能，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要树立先进的思想教育理念，超越某种“划线、站队”的意识形态模式，摒弃高高在上、简单空洞的说教模式，更多采取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讲好中国梦”等具有包容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这种理念和模式的根本要求，是正确处理当前思想领域中的“一”与“多”的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吸引力，更谈不上发挥凝聚共识、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正能量的作用。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分析社会现实、提出发展战略、解决问题矛盾，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这种指导不是体现为某种思想观念的外在强制，而是以回答当代热点难点问题的思想说服力去消解不同价值取向的紧张对峙，体现和而不同，注重以理论的科学性赢得人心。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要与时俱进，树立超越意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一方面要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变化着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的丰富和创新；另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正确的观点，敢于从各个方面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要在创新思想体系、回答现实问题、批判错误思潮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二)在坚持精神引领下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共产党一起革命，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党一直关心他们的生存处境，所有的牺牲奋斗都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刘少奇曾说，“民众是有要求的人群。民众的要求，是民众组织的目标与目的。离开民众自己的要求，就不能组织民众。民众是为了达到他们一定的共同要求，他们才组织起来。”1933年12月，他在《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中说：“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积极性。建国后，刘少奇针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时也讲道：“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发展很快，但同时，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又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到2011年底，我国还有I亿多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年纯收入2300元的最低贫困线以下，还有2000多万城市居民依靠各种救济和低保生活。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传统，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普遍的贫穷还处于蒙昧接受的状态，那么，经过改革开放、社会文明进步的洗礼，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及其加剧的现象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社会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公使得部分群众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引发了他们的心理失衡，也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面对这些经济困难的群众，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依赖于精神的说服，而更应该切实通过多种办法和途径，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实现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和诉求。惟有如此，才能逐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增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感和信心。
(三)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胡锦涛同志曾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三百多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20年代至40年代，也有几十个政党。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32生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严密性，更重要的，是党通过与时俱进的工作创新来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党员作风的优良性。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刘少奇正是通过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引导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系统阐释党的群众路线以及通过修改党的章程，推进了党的科学化建设的进程。
革命胜利后，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后的第二个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我们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有内生性的，也有外来的，但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看我们能否从容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在当前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首要的是应加强作风建设，因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使党员真正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带动人民群众投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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