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本质观问题，是自由观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并非只是表明各种自由理论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观点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处理、社会运动的开展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崭新的视角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具有特色的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为标志的自由本质观。这种自由本质观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和社会生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自由本质的多重定位
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自由观。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之外，主要是因为受到了思想家们各自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影响。不同的价值目标总是内在地规定着不同思想家考察自由的视角和对自由本质的定位。自由的考察视角和自由本质的定位，则意味着不同思想家会对自由是什么或者自由的本质问题作出彼此有所区别的回答。
毛泽东对自由的理解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对自由本质的定位也是有过变化的。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在1913年至1918年问，“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但是，自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亲自进行革命活动之后，他就抛弃了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自由主义等的自由观，对自由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位。
(一)自由本质的主体定位
与自由主义者等认为只有彼此区别的个人才是自由的主体、自由只是个人的自由的观点不同，毛泽东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一样，强调人类才是自由的主体。这一定位既是对人类自由与个人自由(不局限于康德等所限定的意志自由)之间关系的正确解决，又是对自由本质的科学规定。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自由本质的主体应该定位在人类上，是因为他认为，第一，“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这就是说，人是作为一个类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生存的，也是作为一个类来对待自然界和社会的，在不借助整个人类的认识成果的前提下，任何特定的个人都是不可能认识外在的必然的，是不可能做必然世界的主人或者获得自由的。而且，即使认识了外在的必然，人类还是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只有人类才能成为改造丰富多样且又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的主体，任何个人都无力承担这样的任务。只有人类获得了自由，个人才会因此而有自由。
(二)人类在本质上是自由的
在毛泽东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认识就是人的思维或者思想，改造又可以称之为做或者行动，而“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就是说，“自觉的能动性”正是人类获得自由的内在根据，诚然也是心智健全的个人所具有的。
(三)人类虽然是自由的主体，但是，并非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自由的
人类生活世界中只有具体的自由，而没有抽象的自由，“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之所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应该被剥夺，是因为资产阶级既没有认识外在世界的规律，又没有遵循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阻碍了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
其次，自由本质的领域定位。不同的学者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中外思想家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它应该定位于个人的心理领域。如此定位的自由，有人认为它是个人特定的心理能力，更多的学者认为它在其本质上是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个人独立地作出决定。当然，在有些人看来，个人的意志自由或者自主，并非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洛克认为：“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其二，有些学者认为它应该定位于政治领域。如此定位的自由，是从个人与国家或者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来把握的，因此，这种自由虽然是个人自由，但是，它在逻辑上却转换成了政治自由。对于这种政治自由，孟德斯鸠作了两方面的规定。一方面，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这意味着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起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第一种政治自由与法律相联系，第二种政治自由则与政府相联系。可见，“孟德斯鸠对政治自由的这两种规定表明了西方人把握政治自由的实质的两种思路，或者从政府应该不应该存在来理解政治自由的实质，或者从法律的本质来确证政治自由的实质”。
与上述对自由本质的领域定位的观点不同，在毛泽东看来，自由并不只存在于某一特定的人的生活领域(如个人的心理领域或者政治领域)，而是存在于人的所有生活领域。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就是说，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需获得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家庭解放和婚姻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在人民内部，……允许……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在此，毛泽东又强调了思想领域、学术领域也存在着自由。总之，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虽然自由是人类的自由，存在于人的所有生活领域，但是，所有领域的自由的地位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相同的。任何相对独立的生活领域的自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由不同领域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独特历史问题所决定的。在毛泽东看来，与当时所要解决的重大历史任务相联系，政治领域中的自由相对说来是更为重要的自由。因此，毛泽东从多角度、各个方面来强调政治自由。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还从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独裁统治等多方面来强调政治自由，如他指出：在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实现国内和平之后，“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然而，毛泽东所强调的这种政治自由，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种个人摆脱政府或者国家的约束而自主地作出决定的自由，而是人类摆脱所有政治奴役或者压制而求得解放。这种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总是以反抗政治上的不自由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它的实现离不开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就当时的中国而言，革命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其“目的就是通过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来革除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解除人民的身心痛苦，建立民族的、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新政治制度”。
二、自由本质的内在逻辑
在研究毛泽东的自由本质观时，充分认识到它与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等的区别，这意味着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毛泽东对自由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等理解自由的本质的逻辑。不过，如果研究者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而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是如何理解自由的本质的内在逻辑，那么，他们就既不会去发掘毛泽东关于自由的本质的多层面内涵，又不可能意识到毛泽东自由本质观的真正旨意和实践价值。
根据毛泽东对自由的各种各样的论述，在我们看来，他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是对其自由本质观的高度概括，它在逻辑上可以展开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结合
人类是离不开自然界和社会的，要以它们为自己生存的基础和方式，从它们那里获取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人类对它们的依赖，总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形，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如果人类被动地依赖于自然界，那么，人类同其他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无所谓自由。只有主动地依赖于自然界和社会，人类才会获得自由。人类要实现由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被动状态到主动状态的转变，首要的前提条件就在于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认识，并遵循它们的固有规律而行动。否则，人类就会受制于自然界和社会，就会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不过，由于自然界和社会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类因“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为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他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虽然人类认识必然的进程是不会终止的，“将来‘乃至无穷”难免受到必然的支配，但是，认识始终是人类获得自由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只要正确地认识了人类现实地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和社会，人类就可以驾驭必然性，改造自然界和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每一次正确认识，都推进了人类对整个必然世界的认识，因此而有利于推动人类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进程，人类的认识每前进一步，人类的自由也就随之而扩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毛泽东因此而强调：“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可见，毛泽东是从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相结合的逻辑角度来思考自由的本质的。
(二)对世界的改造重于对必然的认识
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往往只注意到了毛泽东从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自由的本质，而忽视了毛泽东对自由本质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其实，毛泽东强调“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只是表明自己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由的本质的立场和根本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逻辑层面。在毛泽东看来，“只是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还不是自由的”，因为，“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自由之中，相对而言，认识世界只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而改造世界才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改造世界重于对必然的认识是自由中更为重要的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实践对于认识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第二，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正确地认识必然性的东西。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之前，虽然“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认识，提出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但是，只是“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第三，改造世界是人类进行认识的目的。他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人类通过自然界和社会而获得自己的自由的历史。
(三)改造世界的效果重于对世界的改造
“对世界的改造”，在逻辑上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活动的对世界的改造，其二是改造世界的效果。人类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力求达到某种效果的。然而，就活动效果的性质而言，既可能有好的效果，又可能有坏的结果。毛泽东明确地意识到了改造世界效果的两种性质，并强调真正的人类自由是同良好的效果联系在一起的，不好的效果则会影响甚至破坏自由。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强调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自由，而是进一步强调改造世界的良好效果对人类实现自由的更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良好效果，更好地规范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顺利地获得自由，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必须以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他在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时指出，他们之所以碰得头破血流、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作为改造世界活动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之所以会取得“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效果，是因为它坚持了“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原则，而自由主义正好违背了这一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第三，必须预防和抵制对取得改造世界的良好效果的破坏。如毛泽东在1955年所写就的《驳“舆论一律”》的文章专门批驳胡风的“舆论一律”的主张，强调：人民是有言论自由的，但是，反革命分子不能有言论自由。因此，为了取得“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的良好效果，“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三、自由本质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内容
从上述的自由本质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偏重从改造世界及其良好效果的角度来揭示自由的本质的。改造世界及其良好效果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由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自由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就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就毛泽东所生活的时代而言，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实践就在于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独裁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它们决定了自由的本质在当时中国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民族独立、国家自主和人民解放。
(一)民族独立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恶化，中国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救亡图存的运动。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革命者没有准确地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其中，反对外国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变不自由的中国为自由的中国，就是实现自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在毛泽东看来，要争取民族独立，中华民族就必须做好三件事。其一，中华民族必须求得政治上的独立。既要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将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又要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要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其二，中华民族必须求得经济上的独立。在毛泽东看来，“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不只是要有自己的农业和工业，如“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而“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其三，中华民族必须支持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各个民族的独立运动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彼此应该相互支持和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二)国家自主
国家自主也就是国家主权。在毛泽东看来，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必须拥有国家领土主权，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来分裂中国甚至蚕食中国。第二，“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他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不仅如此，毛泽东强调，即使是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帮助，中国既没有必要全盘地遵循它们对中国发出的任何指示，并将其指示神圣化，又不能无原则地接受附加了不合理条件的任何援助，因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来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地改造中国了。第三，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真实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建立有利于中国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第四，中国既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又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尊重各国人民对其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利，“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国际政治生活中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人民解放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解放不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敌对者、反动派的解放，而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人民从受压迫和剥削的状态下获得解放。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中国人民受到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奴役和剥削。因此，中国人民要得到解放，就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因为，“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sE19]l第二，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将中国的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积极对待，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这是人民解放的核心。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明确地指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人民要更好地当家作主，就应该享有政治生活领域的个人自由，其中，“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第三，每个中国人都要发展自己的个性。毛泽东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因此，“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只是强调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但是，它并不抹杀每个人在个性方面的不同；我们所举办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俱乐部、学校、卫生院等“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事业，都是为了每个中国人的个性解放，使之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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