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党员，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中国妇女运动的模范领袖，现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深切地同情中国最广大妇女的悲苦地位，为争取妇女自由，她笔耕不辍，写出了大量专门论述妇女运动的文章，此外，她还积极地投身到妇女运动中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把中国妇女运动理论在实践中的形成过程比作一条小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向警予无疑就是那为小船指明航向的罗盘。
1922年女工罢工失败后，向警予作出及时总结，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妇女问题，把中国当时的妇女运动客观而科学地分为以下三派：劳动妇女运劝，基督教妇女运动，女权及参政运动，并加以具体考察和科学的分析，从而奠定了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的方法论基础。
一、劳动妇女运动
向警予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中首先分析了劳动妇女运动，对1922年中国劳动妇女的罢工运动作了具体统计，并特别指出“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为上海四十四家丝厂女工之总结合，人数二万余，以承认工会列诸要求之首条。”这次罢工，“虽因高压及不能坚持而失败，然不失为吾国劳动妇女运动之空前大举。”向警予认为，“独有穷无所归工厂卖力的劳动妇女”是一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争的新兴妇女劳动军”，她们“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在她看来，劳动妇女之所以成为妇女运动的主力军是由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向警予还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劳动妇女的经济地位，她认为人的思想和意识“决不是无中生有的海市蜃楼，而是他的物质环境之反映”。而劳动妇女家庭寒苦，使她们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艰苦的物质环境逼迫她们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的男子一样出卖劳动力，而资本家的压榨使她们常有不能生存的危险，因此团结奋斗成了她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大工业的发展又把成千上万的劳动妇女聚在了一起，进而使她们天然地易于组织和战斗。这样，劳动妇女的觉悟和实力“也就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因此，她强调妇女运动必须“首先注意劳动妇女问题”，“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且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此外，向警予于1923年秋冬期间写下了《九姑娘何罪》、《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一个紧急的提议》、《上海妇女团体将联合援助丝厂女工》、《丝厂女工团结起来》等一系列评论、通讯，为上海丝厂女工的地位奔走呼号、积极斗争。她认为，上海丝厂女工问题是“我们妇女界最近第一个迫切问题”。“我们妇女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劳动妇女，而劳动妇女中最痛苦的尤莫过于丝厂妇女”。因此，对于“命在悬丝”的丝厂女工，“我们再也不能稍缓须臾了”。她为丝厂女工请命而倡发“紧急的提议”；忠告丝厂女工“团结奋斗是惟一的武器”，坚持斗争，直达“最后的胜利”；她组织上海女界团体，联合支持丝厂女工斗争。所有这些，构成了向警予妇女运动领导活动的重要部分，在劳动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关于女工的团结问题，向警予亦同样重视，首先她论证了无钱无势的女工团结的重要性。认为团结奋斗是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资本家压迫的唯一武器，而增强女工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女工们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女工团体。她诱导女工们说：“你们有了团体，势力才能集中，你们全体加入，团体才能有伟大的力量。”为了实现女工们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向警予负责组织了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协会”，会员计有三十万人，组成了当时国民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她还主张阶级联合，她说：“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的一法。”。向警予以极大的精力把女工的团结扩展到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团结，从而将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引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洪流当中。
和另一位中国早期妇女活动家杨之华所回忆的一样，向警予是最早到女工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的，而且也是一开始便和资产阶级倾向的妇女运动作斗争的。向警予从三个方面深刻剖析并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的局限性。首先资产阶级倾向的妇女运动脱离了广大劳动妇女，将大多数劳工妇女排除在外，殊不知女权运动要大多数妇女群众结合进行才能有意义和作用。他们“嫌劳苦妇女知识浅薄，衣服破烂，玷辱了他们美丽修整的队伍”，所以“始终是几十人飘飘洒洒好看无用不足轻重的团体”。其次，她们以为“几十个人开开会、找找电报、上封书便已尽了女权运动问题的能事”，对于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社会和家庭处境毫无有效的援助。“这个团体既与妇女群众不相干，所以妇女群众也不需要它。”剖析了他们从思想上忽视了妇女群众在女权运动中的基础地位。第三，她们把女子参政运动变成了她们个人争官做、争议员当的运动，她们没有勇气参加为实现女权造成先决条件的国民革命运动，而“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如果秉着此种意义去做参政运动，其结果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
向警予还描绘了当时醉心于女权及参政运动的一些知识妇女的种种表现，说她们有的一旦遇到政治问题，便“噤若寒蝉不叫一声”，而“谈笑话或谈美容术”则“非常乐听”；有的“偶尔高兴干一点事也绝无持久耐若的精神”；有的“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漠不关心”；有的“政治糟糕的时候，躲在旁边，一声不响，政局稍微稳定，便跳出来大家抢权”；还有的醉心于“在国民会议上出几次风头”；甚至有的“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闻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如此等等。她这种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洞察力，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犀利的揭露更能让人们认清女权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二、基督教妇女运动
基督教妇女运动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英美妇女会、妇女节制会等等，这些团体成立的历史时间更长，而且参与这些团体的人数也更多。她们常常向妇女群众宣传育婴卫生、节俭及禁止无益之嗜好的方法，因此，群众喜欢与她们接近。另外，这些团体不仅成立了有利于知识妇女的家务团和女子职业介绍部，还诚邀重要分子加人各种妇女团体，或至各女校做演讲，或登报发表她们对于各种妇女问题的意见以便延揽和吸收知识界之妇女。她们尤其注意为一般知识妇女所轻视和鄙贱的工厂劳动妇女，并且给予劳动妇女力所能及的帮助，换言之，这些团体对劳动妇女的帮助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
尽管基督教妇女运动对当时的妇女运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向警予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指出这一运动的特点：“组织上、方法上、技术上、经济上无一不有国际的后援与指导，并非中国基督教妇女本身之力量”，因此其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成为外国资本的机械，而不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需要之独立的妇女运动。”
三、女权及参政运动
向警予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中追述了这派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女子参政运动从辛亥革命成功而开始出现，“那时，有组织、有领袖、有行动，因此也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进程中，曾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积极性。如在辛亥革命时，曾出现过“中华女子促进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女权运动的组织。但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掌握政权之后，政治上越来越反动，女子参政运动也随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失败而消沉下去。随着南方进行的护法斗争，女子参政才又开始在广东“蠕蠕而动”。不久，“湖南有所谓省自治运动发生，于是又引动了湖南少数知识界妇女的参政热”。1921年旧国会大唱制宪，知识妇女开始走出来呐喊，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女生所发起的女子参政协会女权运动同盟也于其时应运而生，接着上海、南京、湖北等处也都发起同样的组织。因为参政派的意见谓政治问题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枢纽，所以女权运动更多的是着重于参政，而参政就要依靠知识妇女。
知识妇女具有进步性。在中国妇女中，知识妇女最早从“宗法社会的女性”所处的天铸地造的男性附属品的地位觉醒过来，接受民主主义思想，提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要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生产方法的改变，大工业制度的完成，已完全变更世界女子的环境，而鞭策着伊们向人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于是伊们对知识要求和个性发展的要求日益增高。”在当时反帝反封斗争中，一部分知识妇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伊们不独能在文字上提出解放全中国民族和全中国妇女的要求，而且确能抛弃夫人小姐的尊贵与享乐，……不怕天寒，不怕地冻，努力向妇女及一般群众做宣传的工夫。”
向警予还把当时的知识妇女分为三派：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并以人生价值的大小由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为判定的尺度来衡量以上三派的价值。在承认职业派对妇女地位之变迁(出家庭入社会)不无重大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其保守性和机械性两个缺点。通过对小家庭发祥地的欧美和俄罗斯妇女之比较，指出了小家庭对妇女解放的桎梏。而浪漫派则应把言论应用到事实上去，并注重意志的锻炼和知识的培养，或许还可做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前锋。
在分析团结知识妇女、重视知识妇女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向警予指明了知识妇女怎样发挥自己作用的方向，即和广大劳动妇女相结合。在《中国最近的妇女运动》中，她说：“如果抛弃了劳动妇女这支主力军，便是女权及参政运动的绝对损失，永远不能望发展。”在《寒假中女学生应努力的一件大事》中，她要求知识妇女认识到，“盖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伟大的组织，要有一个伟大的群众的后援，然后才可以达到目的。”动员知识妇女去“找群众”，“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脱离群众，单靠少数“名闺才嫒”是不能完成妇女解放任务的。其次，知识妇女必须深入群众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所谓先知先觉者的责任，不过是以敏锐的眼光看清此等必然的趋势，因势利导，以宣传组织的力量缩短历史进化的过程。”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群众中去，就要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妇女运动者应当时时注意实际的妇女问题”，这就是说，要了解她们的处境，关心她们的命运，真正在政治上代表她们的要求。知识妇女到劳动妇女群众中去，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要把劳动妇女团结到党的周围，为整个阶级的妇女解放而奋斗。她分析说：“中国妇女因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生活，演成了中国妇女特殊的心理和习性，最缺乏的‘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知识妇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除与学校课本周旋外，应多读新书报，多与实际社会接近。”
然而，毕竟与劳动妇女不同，女权及参政运动团体完全是知识妇女的结晶，他们过的是小姐太太的生活，经济上处于纯附属的地位，“出来做运动不过一时高兴装点门面，实际上丝毫不感需要。”所以向警予幽默地说：“在她们的意思做运动到底不及逛公园玩笑闲谈的自由，更不及叉麻雀、打扑克的有趣。”因此“自来知识妇女的团体，无一不是软弱无力有始鲜终就是这个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向警予在对当时中国妇女社会各阶层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之后，提出了指导开展妇女运动行之有效的策略思想，即“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思想。向警予认为，妇女解放，不仅要女界的全体联合，还要作整个阶级的联合，建立妇女运动的最广泛统一战线。她指出，各种妇女运动流派，尤其是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应该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实现妇女的大团结。与女权及参政运动和基督教妇女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的基础”，知识女性“要多与实际社会接近”，“要同大多数妇女群众结合”，共同担当妇女解放的重任。
强调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相结合，重视劳动妇女的价值，并将劳动妇女放在妇女运动的主体地位，改变了以往妇女运动与劳动妇女相脱离的情况，使中国妇女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于当时那些把妇女解放运动限于知识妇女和贵族妇女运动的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
向警予这些卓越的见解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需求，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最终奠定了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方法论基础，向警予关于妇女运动的深刻思想必将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长河里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戴绪恭．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向警予纪念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