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伟人，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回顾和总结作为文化伟人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当前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所作出的具有奠基意义的卓越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在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提高民族自信心、创造民族新文化方面，毛泽东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把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规律运用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问题，对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纵观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历史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各个时代依次承递的结果，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总是在前一个时期延续下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思想材料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然而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继承，而是革新创造。没有革新创造，文化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文化因此就会失去活力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代表现代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其宝贵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作出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首先，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运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规律于中国文化的实际，提出了要尊重而不能割断历史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既然继承性和连续性是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而中国又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谈文化的发展，必然就要尊重而不能割断历史，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毛泽东倡导要树立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其次，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提出了“批判继承”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就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因为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大部分是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其加以分析，“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就是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1960年，毛泽东在接见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如何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

最后，毛泽东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观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对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作深刻论述的同时，也对“古为今用”的原则作了论述，他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说，从今天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对于我们可能的价值和意义，使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能够为我们当前的现实服务，这就是“古为今用”。后来，毛泽东又总结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推陈出新”，也是讲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但它更强调的是创新。“推陈”就是扬弃那些不适合我们现时代的旧东西，“出新”就是创造出进步的新文化。“推陈出新”是处理文化领域内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正确原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既扬弃又承传发展的辩证统一运动中，人类才会不断进步。物质世界如此，精神世界也如此。任何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产生，一方面总是有它所继承的前人的思想材料作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对原有的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在继承和扬弃中有所发展和创新。文化的发展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述过文化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如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总结出“推陈出新”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了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的辩证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推陈出新”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就内容来说，是指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腐朽之陈，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之新；就形式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旧形式加以改造，使之得到发展而具有新的形式。“推陈出新”鲜明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即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就是说，要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东西，但同时我们那些优秀的传统不能丢，而要进一步发扬光大。毛泽东还强调，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就应该“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是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并且“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二

先进文化的创造，“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在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一个新纪元的诞生，伴随而来的必将是一个民族新的精神面貌的出现，必将是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

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番话，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将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表露出中国共产党人将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文化飞跃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一)对社会主义新文化性质的界定和主体性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看到了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的明显的落差。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来，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由于当时在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多数人仍旧带着旧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印迹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这就使得在当时新中国的建设队伍中，文化界的进步力量相对而言还比较弱小。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对原有文化进行改造的必然性、艰巨性和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在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逐渐替代了原来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经过这场文化改造，文化上的重新整合和融合得以基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得以被明确地树立起来，并且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这个变化，使本就“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从而也成为了现实”。

在这场文化改造中，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的精华，同时结合实践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实践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更新和超越，以使其有利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则以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指导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并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是就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性质而言的。就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体而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体必须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未来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党性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就包括为上述各界服务。只有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中，人民群众才是文化的真正主人。社会主义新文化区别于一切其它旧文化的根本特征即是社会主义新文化为人民服务这一特质，它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体性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二)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

这一时期，作为文化伟人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运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规律于中国文化的实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更新和超越。在这场文化改造中，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文化和科学的问题。

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它蕴涵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是根据矛盾法则揭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普遍性及其特点，指出解决艺术和科学领域的矛盾只能采取“放”的手段。毛泽东指出：“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的分析和认识，毛泽东提出解决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必须按照思想认识本身对立统一的发展要求，采取“放”的手段。“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从而通过对立面的斗争，“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二是根据对立面相克相生的辩证关系原理，阐明了与不同乃至对立东西的斗争和比较，正是反映了真理自身发展的一定规律。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99‘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那种认为“双百”是“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的错误理解，指出这种看法不仅割裂了对立面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也抹杀了错误与真理的斗争对于真理本身发展的反作用。毛泽东强调说：“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三是根据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原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论原则是一个不断前进、没有止境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即是说，每一次作为具体的竞赛和争鸣来说，是有结论、有止境的，双方界限不容混淆，但是整个竞赛和争鸣却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这不仅是“因为随着旧有矛盾的解决，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而且还因为每一次具体的竞赛和争鸣所得出的结论，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争辩各方物质、精神条件的限制，而都不具有终极真理的性质。历史前进了，主客观条件发展变化了，还可以而且需要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讨和争辩，使之不断深入、不断前进”。因而，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体现了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它并不是绝对的和抽象的，而是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相联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明了我们应当承认各种矛盾和斗争仍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明客观谨慎才是我们对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是非论争应持的态度，而绝非轻率地就作出结论。它所提倡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学术论争，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充分说理和实事求是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法论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第一，它是根据文化和科学发展的特殊规律，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是非矛盾，通过“放”和“争”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党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的高度统一；第二，它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性质和特殊性的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一定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它反对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是非矛盾问题上采取衙门作风和行政命令，反对实行强制、专断和横加干涉，因而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中都必定面对且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

如同任何民族的存在都是具体的一样，文化的存在也是具体的。具体的民族创造出具体的文化，具体的文化同时也体现出具体民族的特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点，都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因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也应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内容、风格和特点。如同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同历史割裂一样，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只能来自于对历史文化的扬弃，同样不能同历史割裂。毛泽东提倡社会主义文化要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他用理性的眼光告诫人们要采取文化扬弃观，即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做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是辩证统一的，其目的是为了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因而在此过程中，既要反对盲目崇古，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

时代性就意味着本民族的文化必须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吸收、借鉴异质文化的进步因素，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历史上，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都曾经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上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曾经在近代创造出的高度发达的积极的文化成果。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实事求是地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因此，要在中国创造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通过交流来吸收、借鉴异质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其中自然也包括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进步因素，以完善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在对外国文化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以使我们的文化有一个飞跃性进步，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毛泽东以辩证的思维特别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一向强调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并且要求“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毛泽东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使社会主义文化在新中国达到高层次的中国化，最终形成具有显著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三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也多次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问题，他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些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深刻论述，以及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所作出的新论断，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思想无疑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历史证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所进行的诸多思考和探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同样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