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开创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没有毛泽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当代繁荣兴盛的中国是在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多年奋斗和辛勤劳动才实现的，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了这一伟大事业，为它奠定了基础。领导有13亿人口、底子那么差的一个东方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业，它开辟了一条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面貌。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逝世38周年，我们纪念这位伟人，怀念这位伟人，永远不会忘记他对开创新中国和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基者所作的巨大贡献，不会忘记他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近年来，有人肆意中伤抹黑毛泽东，把新中国建立后前3O年称作“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描写得极其悲惨，连旧社会也不如，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对此，连一些正直的西方人都看不下去。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说：“在我们西方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毛泽东，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的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值得你们中国了解、学习和尊重，因为他是你们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难道这样的人不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谁也没有资格批评这位伟人”；“我至今想不明白，你们弃之不用的东西，我们成了宝贝，变成战胜你们的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更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回答。事实就是事实，任何诋毁中伤只能暴露这些人的居心叵测和虚妄无知，却无法改变毛泽东所作巨大贡献的基本事实。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其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基方面所作的贡献概略地谈点看法。
一、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领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始终存在走什么道路的选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发展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它决定着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发展强大的唯一正确出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从理论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能使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走向矛盾重重和苦难深渊。而这一目标，从理论、理想到实践，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实现的。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断强调这一点。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语重心长地恳切地说：“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从1952年开始制定并于1954年全国一届人大通过我国第一部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历次宪法修订，都明确规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后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具有历史必然性。旧中国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手里。官僚资本掌握了全国工业资本的2／3，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产业资本的1，3。在农村，占农户总数6．8％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51．9％和34．1％，占总户数57．4％的贫雇农只占有耕地的14％。每户地主和富农拥有的耕地比贫雇农分别高40.1倍和17.1倍，地租率高达50％～70％0不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的地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针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地采取措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将官僚资本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确立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的封建地主的0．47亿公顷(7亿亩)耕地分给3亿农民，使过去每年作为地租无偿交给地主的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回到农民手中；发展供销合作社，提倡互助合作；同时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容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使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对官僚资本所有制的变革，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围，但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使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确立起主导地位；提倡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供销合作经济，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建国初期，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不法商人采取囤积居奇、造谣惑众等手法进行投机，兴风作浪，引起几次全国性的物价飞涨，投机商发了财，苦了老百姓，引起社会恐慌。国有商业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分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网络体系，从全国组织调运物资，保证大城市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在投机商抛售物资企图与国营商业较量时，国营商业吞进物资低价出售，与投机商作斗争。同时，国有企业掌握主要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对市场短缺的产品实行加工定货、预购；通过颁布牌价等方法，稳定市场价格，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利用粮棉比价，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利用民族资本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一面，支持民族资本扩大经营，促进生产发展。政府和国营企业通过委托加工、订货，把私营工业生产纳入计划轨道，使之按照社会和市场需要进行生产。通过加工订货，使私营企业的生产减少盲目性。给以任务和资金支持，解决它们开工不足、缺乏现金的困难。当时私营工业有100多万工人，私营商业有五六百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不下3000万人，利用私营工商业，对维持一大批人的生活，防止失业，起了重要作用。政府和国营经济还通过划分经营范围，调整价格，利用税收政策和供货方向，来引导、支持私营企业发展。利润率过高时，限价；利润太少影响到生产积极性时，提价。有些产品让私营企业经营，有些对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和经济恢复有严重影响的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为了保证供应，主要由国营商业经营，让出一部分让私有经济经营。有些私营企业在经营中遇到困难，希望国家投资共同经营，一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私营企业主满意，对恢复经济，满足需要，起了积极作用。
但民族资本多数规模小，1949年民族资本的全部资产不过20来亿元，还没有目前一个大厂车间的资产多。结构畸形，技术落后，机器制造业占不到2％，2／3是轻纺工业。15万家工业企业绝大部分是使用2O世纪30年代设备的落后小企业。l5人以下占90％，平均每家工厂只使用动力150马力。90％分布于沿海，其中一半在上海。国营工业订货它干不了，合并调整后才能干。毛泽东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本钱也不大”。这样的规模、技术和布局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为要害的是，它的本性难移，有利的一面不见多少，不利于国民经济的一面总是出来表演。一些私营企业囤积物资，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经过采取措施加以限制打击，则因存货过多，负债累累，纷纷停产或倒闭。另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谋取利润，则搞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偷工减料。有的见利忘义，为所欲为，拒绝加工订货，反对工人监督，迫害工人，打击工会；以至提出“分工论”，要国营经济只管重工业，他们管轻工业；甚至要与共产党平分天下，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这当然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所不能容许的。因此不得不于1952年初在国家机关里开展了“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户开展“五反”运动(反偷工减料、反行贿、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五反”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对它们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只是对严重违法户，才进行必要的制裁。但“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不能再随意支配工人，“工人不服管，职员不敢管”，私营企业主感到继续经营难有出路，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必然。
正是适应这种情况，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时，毛泽东提出“一化三改”(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同时制定了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经常彻夜不眠，直接领导指挥“三大改造”。首先是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1953年前，国家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从1953年开始，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国营经济对主要物资和工业原料加大控制，对进口原料加强了管理。加工订货把主要物资纳入国家计划，督促私营企业按照合同规定进行生产，使国家把更多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掌握到自己手中；并督促私营企业合法经营，改善管理，限制对工人的剥削。对私营批发商则采取由国家掌握重要物资货源，重要商品由国营商业经营，留一小部分让私商进行经销、代销和批购的方法，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第二步是公私合营。1953年前已有一些公私合营企业搞得很成功，资本家得到国家资金的支持，有利可图，感到合营不错。1954年，私营企业遇到了原材料不足和资金不足的困难，政府首先将原材料交给合营企业生产。由于合营企业增多，加工订货包销使私营企业的经济范围削弱，许多原来没有合营的私营企业提出要求合营。开始是行业内部一个个企业要求合营，从1956年初北京私营工商业提出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起，全国118个大小城市和193个县城的私营企业都提出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8．7％，私营商业的82．2％，分别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经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一批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带头进行的，不少资本家有点勉强，但大势所趋，不得不跟着走。全行业公私合营使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合营企业的私有财产进行了清理估价，核定股价，按股付息。年息率为5％，7年不变。这样，资本家的所得就同企业经营状况脱钩，除拥有一部分股权外，已不再拥有整个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原来的私有工商业实际上已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政策和态度。1953年，毛泽东多次约请民主党派代表和工商界的部分代表谈话，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者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在改造中，分别不同情况，对私营批发商采取“留、转、包”的不同形式。“留”即保留一部分私营批发商，让它们经营国营商业委托的批发业务；“转”，即对那些有转业条件的企业，引导转入其他行业经营；“包”，即对既不能继续经营又不能转行的批发商及其职工，全部包下来，经过培训，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吸收录用。对零售商，除改为合作社或合营的以外，国营商业采取分配货源，搭配热门货等办法，使之有一定的营业额，以维持生活。对私方人员，作为社会财富，量才使用，全部安排。据1957年统计全国拿定息的7l万在职私方人员和10万左右资本家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安排参加生产经营的占60％～65％，安排为管理人员的占35％～40％。
改造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整纠正。1956年11月，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全行业合营中的问题，12月，毛泽东三次找工商界代表人士谈话，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10年、2O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陈云于1956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完全消灭非公有制经济，会长期存在夫妻店。“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这些思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看到，不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等一直存在；至于“夫妻老婆店”就更多了。毛泽东一号召，“地下”马上变为地上，“夫妻老婆店”更挂上了自己的牌子，雨后春笋般地在大街小巷发展起来。
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土改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增长较快。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的农户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足，生产生活出现困难，不得不借高利贷或做雇工；另一些条件好的户则利用自己的优势，放高利贷，剥削别人。这就产生了两极分化趋势，有的地区两极分化严重。一家一户的农民，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和采用新技术，发展生产。农民要求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毛泽东正是适应农民的要求，领导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他一再强调互助合作必须遵循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先搞互助组，然后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条件成熟时再发展高级农业合作社。互助组有多种形式，都是农民自己组织的。但后来发现互助组力量弱，不能办大事，因而出现初级社、高级社。初级社不改变土地、牲畜和大农具的私有性质，作价入股，由合作社集中统一安排使用；收入按劳分配，入股分红。规模不大，一般只有2O来户，不到30户。坚持自愿互利，农民确有要求，办起来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办；没有要求，就不办。凡是这样办的，都办得较好。高级社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规模变大，一般为200来户，也受到一部分地区农民的欢迎。
现在看来，当时看到一家一户农业小生产的局限性，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是正确的，前期极其谨慎，尊重农民的意愿；互助合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不少坚持下来的办得好的合作社，如刘庄、华西大队，生产发展很快，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缺点是对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农业生产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长期性和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没有看到刚分得地不久的广大农民对耕地是极为留恋的，耕地几乎是他们收入唯一来源和生活依靠；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家庭经营基本适合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形式，合作社只考虑互助合作好处的一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经营好处和必然性的一面。尤其是一下子过渡到高级社，规模搞得那么大，不允许农民保留主要生产资料，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的规律。后来搞人民公社化，更属心血来潮，完全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根据自愿原则，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引向合作化道路。对城市小商小贩，采取国营商业委托经销代销，联购分销，联购联销，联营合营或合作社合作商店等办法进行改造。改造中，宜集中的，组织到合作商店中；有的与居民生活有密切联系，分散经营好，则采取代购、代销、经销的方式，让小商小贩独立经营。对个体小手工业，采取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进行改造。生产小组不改变所有制，每个成员独立生产。分散经营。供销合作社生产的资料仍归社员私有，分散生产，自负盈亏，统一购买原料，统一搞加工订货，内部有所分工。或生产资料折价变为集体财产，统一经营；社员内部分工，集体劳动，按劳分配。
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有一些缺点，即有的不该归并的归并了，或该办合作小组的搞成了合作社。但总体说来合作方针是明确的，即“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自愿互利”；方法步骤是谨慎的。毛泽东一再强调：“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商品。”“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他一再强调改造中要坚持自愿原则，一定要保持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的灵活性。当发现集中过多的时候，毛泽东当即指示：“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及时作调整纠正。
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该改，改早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当时私营企业和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建国初期，一些私营企业投机倒把，因存货过多负债累累，造成停产倒闭。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谋取利润，搞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偷工减料。因而不得不于1952年初在私营企业中开展“五反”运动。“五反”以后，工人觉悟提高，资本家不能再随意支配工人，私营企业感到继续经营难有出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他们有好处，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些虽然有点勉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但形势所迫，不得不然。这是对私改造的必然。这是事实，是历史。
有人说，不改造，让民族资本发展下去，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不更好吗?“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只能是一种幻想，“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巩固不住的。不进行“三大改造”，资本主义会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必将会成长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将被资本包围吞没，公有为主体就会丧失，已经得到主人翁地位的广大工人农民就会重新成为雇佣劳动力；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成为必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基础和阶级基础也将失去，党的性质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由为人民服务的党变成为新成长起来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党。一句话，中国将走上矛盾重重的劣等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附庸，而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
必须看到当时我国的客观条件。1952年“三反”“五反”后，我国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呢?(1)国营经济的地位提高。私有经济由1951年的占51．8％下降到1952年的39％，国有经济由32．7％上升到41．5％。(2)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在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内部建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利润分配、工资福利等不再完全由资本家说了算，必须经过协商解决。(3)扩大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的范围，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4)“五反”中揭露出金融业的大量问题，私营钱庄出现困难，1952年底全部合营，金融全部掌握到国家手中。(5)在资本家内部分化出一部分进步人士，他们感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强大，不劳而获可耻，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6)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生产关系存在问题，落后的生产力也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这些都成为改造推进的客观因素。
任何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规律是，一方面，民族资本具有软弱性和落后性，他们既失去过去对官僚资本的依附，又割断了与国际资本的联系，失去国际资本的支持，感到接受改造是唯一小路；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党采取了正确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因势利导，由低到高，逐步进行改造。对人作妥善安排，工作、职位都有细致安排，生活上给予照顾。注重上层和各层的思想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沟通纠正。
有人说：不改造，让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GDP早就上去了，工业化早就实现了。这只是一种臆想。谁都知道，新中国建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不仅不可能借签、购进先进技术，连贸易往来都很少。苏联帮助了156项，建起了一些现代工业基础，但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回1390名全部专家，带走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关键部件，致使155个项目陷入停工瘫痪状态；并逼债，勒令限期还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围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是那么可怜，担当不起实现工业化的重任。我国工业是靠国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拼搏，农业基础的支持和积累，才上去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国有经济的发展，没有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拼搏，没有几亿农民的巨大贡献和积累，单单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工业化，也不可能有中国GDP今天的世界第2位。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说：你们是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得到了苏联的帮助。毛泽东答：“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我对前途乐观，对于社会主义，我们己积累了12年的经验”。“我们第一靠……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大学教授，连唱戏也不会。这批人是宝贝。”
我国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高兴的是工人，社会各界也欢欣鼓舞。苏联称中国共产党有创造性，西方也感到奇怪，说资本家怎么这么听共产党的话呢。
必须看到，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三大改造”，我们才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三大改造”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场最伟大、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它改变了旧中国，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改造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邓小平指出：“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情做得非常好”。“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江泽民指出：在这一时期，“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二、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新中国建立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就提出取得政权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并在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建立了区乡县人民代表会及其选举的政府的权力机关。但取得政权后建立怎样的国体政体，并不十分明确，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深思熟虑和探索，我国才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党和国家政权职能分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体国体和执政兴国体系。’我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任何时候不能动摇。他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上了”。口邓小平指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党管方向，管大局，管根本，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而由政府实施贯彻执行，这是决定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东西。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人民赋予的国家最高权力；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使对社会管理的行政职能；政协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和民主协商机关，党通过政协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进行民主监督。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这一套法律体系和国体政体，确立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毛泽东领导我国在建立怎样的国体政体问题上，创造性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这三个问题具有根本性、本质性，决定着我国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广大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关系。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践经验提出来的一种发挥人民主人翁地位和权利的政权组织形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十分注意发挥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要求各地总结经验，把这件大事办好，为以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制定宪法，确定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及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形成我国的政体国体。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成为集中人民智慧，表达人民意志，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行使人民权力的权力机关。
保证表达人民意志，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行使人民权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一再指出这一点，这在上面已经说了。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成熟、先进的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久经考验的、坚强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改变了中国，发展了中国，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中国，将进一步发展中国，改变中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强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强大的根本。坚持党的领导，才有正确的奋斗目标、纲领、战略和策略，才能够把13亿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发挥党总揽全局，把握方向，协调各方面的作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前进。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能这样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方向，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这样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及许多国家发展的教训所证明了的。
二是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创造性地处理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他说，有两个“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党和“民主党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政协，“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创造，它既能发挥各方面建言建策的积极性，又保证我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各说各的，各干各的，弄得全国乱糟糟的，什么也干不成，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
三是民族关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极为重要。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一套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我国面临一个问题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实行“民族自治”?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实行统一共和国?毛泽东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周恩来解释说：“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和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叫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权力”。这一制度，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又使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区域自治权，保证各民族大团结，因而十分重要。
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天下，剥削者的天下。只有统治者剥削压迫劳动者的权利，劳动者只能当牛做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生存的权利，没有说话的地方。旧中国是没有法制的，帝国主义的大炮就是法制，要你割地必须割地，要你赔款必须赔款；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掌握的权力、生产手段和土地就是法制，要怎么剥夺你就怎么剥夺你。所以必然出现剥削者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劳动者挨冻受饿，无以为生的现象。人们吃不饱，当然文化也落后。旧中国80％以上是文盲，各级学校的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4．7％，全国人口中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不到20％，每万人口中只有23个中学生，2个大学生；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那么大一个国家，那么落后贫困，那么畸形倒退，那么被人看不起，受欺辱，社会病了，是因为制度病了，社会基础病了。
新旧社会两重天。生产关系变了，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也变了。毛泽东在抓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同时，十分重视抓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他通过抓《武训传》电影的批判，与音乐工作者谈话，讲中国诗歌出路以及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等，树立社会主义文艺观，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走上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使诗歌、小说、散文、电影不断繁荣；他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社会主义理论文化大胆创新，沿着正确方向繁荣发展；他号召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庆“王铁人”精神，大寨战天斗地发展农业的精神，使雷锋、大庆、大寨精神大发扬；他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一切迷信都要被打破”，“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他支持小人物创新，振作精神，高屋建瓴，敢想、敢说、敢做。“打破迷信，让劳动人民蕴藏着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他提出要“六不怕”：“一不怕封为机会主义，二不怕撤职，三不怕开除党籍，四不怕老婆离婚，五不怕坐班房，六不怕杀头”。他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他支持前沿技术，亲自抓“两弹一星”。他提出，要大力兴办学校，多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要使小学学龄儿童、中学生和大学生入学率翻番，一大批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毛泽东倡导的这一切，改变了有些人的自卑观念，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中国永远落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的精神状态失去园地，艰苦奋斗，大胆创新，努力奋进，不怕险阻，成为社会风气。一代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知识丰富、一心一意建设好自己国家、朝气蓬勃的新人成长起来。旧中国贫困没落、无能无奈、低人一等、老是被人看不起，谁也可以踏上一脚，大大小小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一起侵略中国的景象不见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旧制度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来。
现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发展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整个社会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呈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社会面貌也改变了。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和世界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的集中，是先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意志，她不仅培育了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而且会使我们永远受益。我们坚持发扬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一切好东西，社会就会变得更好。
四、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指出，接管城市后，必须把工农业生产提到重要位置。新中国建立后，他抓农业，抓工业，抓科技，抓两弹一星，抓治水，关心三峡工程，抓五年计划，更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明显地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基础。
“一五”时期，由国家投资，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建设起了一批新的大型重点国有企业。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80％上马，除外又安排了694个重点项目，这些都是处于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基础性项目，是为国民经济提供关键设备、能源、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的。它们的建成投产，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基础。这些项目在建国后的60多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不少企业至今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企业和顶梁柱。
当时建设效率和效益很高。1953-1957年有595个重大项目建成投产。许多项目一年到一年半就可投产，平均3年半可全部收回投资。这样的建设速度和效益，旧中国不可能做到，一些西方国家也难以做到。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43．3亿元发展到1957年的783．9亿元，提高了1．28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为56．7％。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后，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在生产关系上不顾国情追求“一大二公”的两种“左”的重大失误，尔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然而，即使在这期间，尤其是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有重要进展，在农村搞了相当多的农田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实验，国防工业有重大发展。
新建成一批大中型重点国有企业和重大项目，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五”到“四五计划”这20年中，新施工的项目达9470个，全部建成投产的项目达3016个；新增固定资产3635亿元，新增固定资产量相当于1952年国有企业全部固定资产(240．6亿元)的15．1倍，相当于“一五”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7．9倍。通过建设，工业和基础设施能力有显著增长。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高精度机床、汽车、飞机等制造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子等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许多知名的大型工业项目和公共基础建设设施，像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马鞍山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等，都一一在杂草丛生、一无所有的空地上矗立起来。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基础设施长足发展。成昆铁路、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贵昆、湘黔、湘桂铁路，南京长江大桥、林县红旗渠、新丰江水电站、淠史杭灌区工程、江都排灌站等，在这一阶段都一一建成了。这期间，研制成功和发射的“两弹一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定时收回，研制成功第一艘鱼雷核潜艇，震惊了世界，使一向轻视中国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
由于新建成投产了3000多个重点企业和骨干项目，我国工业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由一个缺这少那，多数现代工业处于空白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具有一定水平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这一时期，农村还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就斐然，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阶段主要依靠集体力量治理江河堤坝，共新修堤防16．4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圈；兴修水库82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m，；建成一批稳产田和水浇田，全国水浇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56年的9．1％，上升到1961年的10．1％，1967年的122％，1970年的14．3％，1975年的20．7％和1977年的22．4％。搞了不少农业技术推广。三年困难时期，发现农田种子混杂退化，1964年，利用集体的力量，建立种子繁殖场和良种站。据湖北、山东等11个省的统计，建立种子田的生产队有88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46％；有7500个公社建立了良种场，占公社总数的1／4。全国推广以县良种场为核心，大队良种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体系。1975年，全国有1140个县建立起这种四级网络，四级农业科技队伍有1100多万人。培育出“广场矮”“珍珠矮”等一批良种以及抗锈能力强、产量高的水稻、玉米、小麦和棉花新品种，对抵抗病虫害，增加产量起了明显的好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突出成就，就是进行了“三线”建设。1962年，毛泽东强调指出：“要考虑解决全国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他说：如果大家不同意这么做，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不通汽车?不通，我就跨毛驴下西昌。搞攀枝花没有钱，我就把工资拿出来。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加大了内地特别是“三线”的基本建设投资，内地和三线地区的工业迅速得到发展。从“二五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内地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都高于对沿海地区的投资额，其中对三线的投资额大都高于对沿海地区的投资额。1964—1977年在三线建设了1100多个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院校，形成了重庆、西安、成都、贵阳、汉中、昆明、兰州、西宁等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工业科技中心，这些原来工业一无所有或工业极为薄弱的地方，有的成为机械工业基地，有的成为能源基地，有的成为原材料工业基地，有的成为电子工业基地，有的成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研发基地。从那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对带动广大内地经济发展，支援和促进全固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最为突出的是机械工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和国防。l965—1975年，在线地区新建了124个国有大中型机械工业项目，新建钢铁企业984个，新建了945个有色金属企业，使“三线”地区原材料工业生产能力迅速上升。能源工业方而，新开发了贵州六枝、盘县．陕西渭北地区煤炭基地，甘肃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湖北葛洲坝水电站，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等，电力和煤炭产量大幅度增加，为后来“西气东输”“北电南送”奠定了基础。
由于林彪等人的十扰和瞎指挥，搞“山(靠山)、散(分散)、洞(进山洞)”，三线建设花了不少冤枉钱，受到不小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整个说来，三线建设对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改变内地经济落后状态，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这些过去“一无钢，二无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民聪慧，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建起一批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对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的资源，带动当地和全国经济发展，改善广大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意义重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在那里摆了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就不会有今天的西北和西南，也不会有今天西北和西南对伞国发展的大贡献。
五、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系统、杰出贡献，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也作了重大贡献，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形成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理论武器。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丰富，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的理论，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特殊的理论。有的人一味地指责毛泽东“不懂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一定认真研究过从而也不知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多少珍贵的创造性论述。例如，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两类矛盾及如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认为“团结一致”不存在矛盾，辩证法就中断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适应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就固定了，不能发展了。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方法正确处理。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造舆论，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上了轨道，才有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力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的如所有制是“有底的”，不能随意改变；有的如人与人的关系，管理问题，应经常调整。他关于社会主义存在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的理论，关于商品生产不可违背和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的理论，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关于替人民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关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理论，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大中小企业关系的理论，关于厉行节约的理论，关于政治工作是经济丁作生命线的理论，关于自力更生、学习别人的理论，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关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及多党合作的理论，关于文化思想教育的理论，关于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关于科学与艺术标准和是非的理论，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关于培养知识分子的理论，关于青年的理论，都极为精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一般的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特殊的理论，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更加突出。
他首先创造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二步走”的理论，对旧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动力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对革命的实质是农民土地问题的分析，对革命的战略和方法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分析，对人民民主统～战线的分析，对根据地建设的分析，等等，形成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都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的，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取得政权以后，在丰十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又提出关于“三大改造”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的理论，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出路的理论，关于中国一定能建成一个强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关于农轻重的理论，关于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理论，关于平衡一不平衡—平衡的理论，关于“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关于“穷则思变”的理论，关于妇女半边天的理论，关于不要迷信社会主义一切都好的理论，等等，形成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政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指引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一些不成熟、不适当以至错误的东西。他对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是清晰正确的，但有时却把所有制变革的作用绝对化，以为可以不顾生产力实际水平和群众的客观要求，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一定能带来生产力发展。他对分配关系的判断也是这样，一度提倡废弃八级工资制，实行供给制。他一心想把中国建设得更快一点，但急于求成，脱离了中国实际。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也有失误，三大改造完成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却把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以至发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复杂的关系有的也看得过于简单，如认为钢是工业的主要矛盾，主张以钢为纲，不惜一切上1070万吨。他支持小人物创新，反对自卑，提出要发扬风格，振作精神，但又说“高贵者最愚蠢”，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也列入“高贵者最愚蠢”之列，伤害了不少人。出现这些错误，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有关，但根本原因是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理论来之于实际，用于实际，一旦脱离实际，就不能不跌筋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过去有很大进步，但仍不完全，还存在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犯错误是难免的。我赞成托尼·赛奇的说法：“这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在犯的同一个错误，不应归在一个人身上。”1960年，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时写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交了一笔很大的学费，我们只能在实践中变得更聪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照亮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些不成熟、不适当和错误的东西经过总结纠正后也成为精神财富。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系统的，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重大贡献众所周知。民主革命时期有《矛盾论》《实践论》等名篇；新中国建立后，他有不少重要讲话，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论十大关系》等著作，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他是现代中国和世界少有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使我们永远受益。
六、确定了我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原则，奠定了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关系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及1949年1O月1日等文告中，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国前夕，西方国家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毛泽东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时由于西方国家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只能暂时搁置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英法等国态度发生变化，毛泽东对我国外交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通商，做生意，做朋友，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旧嗍在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提出希望他们做工作，让法国资本家替中国搞设计，供应设备。1953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交原则，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针。1959年，赫鲁晓夫推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给予有力还击，揭露了其真面目，打掉了其“老子党”的气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针，确立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世界的尊重，孤立了敌人，赢得朋友遍天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我国与美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对外贸易，并投资160多亿元，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包括从美国、法国、荷兰、西德和日本引进了13套大化肥设备，从西德、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引进了7套大型化工原材料生产设备，从法国、瑞士等国引进了4套30万千瓦～11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从日本、西德引进了在武钢兴建的1．7米轧钢设备，从意大利引进了在南京兴建的烷基苯设备等，对提高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满足农业生产和原材料、能源的需要，壮大国有经济的实力，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利用外资的前奏。
毛泽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科技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等，也作了重大贡献，为我国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细说。总之，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贡献是巨大的、全面的，客观存在的；他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没有毛泽东以及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广大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斗争和建设，我们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
毛泽东是一个近代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大国领袖。读读毛选五卷，文集八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两卷，读读他的大量内部报告、批件及与斯诺、蒙格马利、苏加诺等外宾的谈话，与黄炎培等内宾的谈话，那剖析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和厚度，那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着眼于大局，切中要害，坚持真理，鞭辟入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和方法；那知识丰富，机智幽默，举重若轻，风趣横生，大气磅礴，该坚持的坚持，寸步不让，可商量研究的留有余地的风度，处处闪烁着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风范和彻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那些话，只有毛泽东才能说得出；那些思想，那凛然正气，澎湃大气，机智幽默、举重若轻的风格，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永远学习运用的理论指南。她过去指引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今天和今后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思想理论武器。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引以为戒，但无法掩盖他巨大的贡献和思想的光辉。那种否定毛泽东贡献的种种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更不得人心，只能表现自己无能无知和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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