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对马克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意蕴进行了哲学的论证。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和科学概括,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与工作方法的哲学。探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方法论,对于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改革实际的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能否找到这种结合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不仅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否科学,而且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这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深奥,但是,要开创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却是极其复杂并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完成好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伟业,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并进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之所以多次犯过“左”、右倾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哲学高度分析问题,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因此,当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在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同时,十分重视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以便端正全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论、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物论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继承和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纠正党内那种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教条主义倾向,为我们党确立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命题进行改造,就是用中国化的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成功实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从哲学的高度赋予“实事求是”这一传统文化命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思想路线和优良学风。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发和大力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得以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科学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它所要求的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通过实践而求得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然后再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体现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同时,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离开群众路线,没有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因此,实事求是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就必然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中揭示和把握其固有的规律性,从而科学地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而有效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实践论》,并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对所有认识论问题作一般性的描述、分析和概括,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突出地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科学原理,引导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获得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检验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之所以要对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理作出如此集中而科学的阐述,就在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在于正确指导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中,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中国具体地表现为:怎样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怎样对待中国革命的实际。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做僵死的教条,还是把它看作发展的理论?是寻章摘句,把它当做不变的公式任意套用,还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去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这些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必须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回答。毛泽东正是把这些问题提到认识和实践关系的高度,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并且把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的结论。他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法基础。作为《实践论》姊妹篇的《矛盾论》,尽管毛泽东认为它写得有点像教科书,但它也不是简单重复辩证法的所有原理,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突出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因为如果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不懂得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就不能自觉地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去开拓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因此,毛泽东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看做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同时又把它当做认识论运用于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既善于从世界矛盾的普遍性来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又善于从分析中国矛盾的特殊性中发掘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世界意义。在革命战争问题上,毛泽东总是紧紧把握一般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相互联结以及一般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相互联结,具体分析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形和特殊性质,从而发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之所以犯错误,就在于他们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二
毛泽东不仅用哲学的观点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而且生动、深刻地说明了二者结合的正确方法。
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的放矢。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有的放矢,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所谓有的放矢,就是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是贯穿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全部活动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的理论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指南,也是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首要前提。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下,才能正确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根好“箭”,选“靶子”的事就无从谈起,即使去选也很难选准。因此,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实际,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对于客观实际的正确把握,一刻也不能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是掌握科学理论的目的,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归宿。在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中,都是为了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才提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射“的”而去掌握“矢”的。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要对准中国革命这个靶子,也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才能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见,离开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和掌握理论就失去了意义,就偏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就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变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第一手的实际材料,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此加以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实际(材料)通过调查研究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义上讲的。因为没有经过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不可能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只能是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这同样把调查研究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来看待。所谓了解情况和认识世界,就是要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而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取得成功。认识论是思想路线的基础。把调查研究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实际上也就是把它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在明确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著名论断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专门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那里,调查研究已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
再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注重应用。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有目的地学,为着解决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去学,这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注重应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抱有这种目的,才能学到它的精髓,才能发挥它指导革命实践的威力。那种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好看,为了装潢门面,为了哗众取宠,为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态度,是同实践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格格不入的,这样既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对实践也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为我们党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精通和应用,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精通是应用的前提,应用是精通的目的。毛泽东说过,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坚持方向,二是实现方向。这里所说的坚持方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所谓实现方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加以具体化,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可见,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力倡导者,而且是它的忠实实践者。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必须划清楚同主观主义的界限。毛泽东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到贡献,就是深刻阐发和充分论证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十分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并反复强调方法问题对于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但要善于提出革命的任务,而且要善于解决完成革命任务的正确的方法问题。方法犹如过河的桥或船,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革命任务的完成也只是瞎说一顿。因此,毛泽东非常注意从方法论上总结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指导党在各个时期、特别是革命转折时期的工作。他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致力于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尤其明确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延安整风,首先是整顿学风。按照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界定,“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整顿学风,实质上就是端正思想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能否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一个极为重要甚至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因为它是导致政治上发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因此,毛泽东自从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出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以来,始终与之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那么,什么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方法作了科学的界说。他指出:主观主义“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实事求是“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主观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有其产生和存在的认识论根源。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和无限发展,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知识素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单凭热情、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是常有的事,不仅战争年代有,和平建设时期有,将来也还会发生。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主观主义的长期性曾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充分证明。
为了从思想上划清楚同主观主义的界限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把党内的主观主义划分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式。他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看重理论,轻视实际,夸大理论的作用,忽视实践的作用;而经验主义的特点是看重实际,轻视理论,夸大个人感性经验的作用,忽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都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其实质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毛泽东把主观性、片面性以及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思想方法概括为主观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主观主义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中,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危害更大。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因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着重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教条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所作的上述分析概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认为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这两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问题上,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我们要“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主观主义两种表现形式的分析,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主观主义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来看,确曾多次发生过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而被毛泽东称之为保守的主观主义,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也有所表现,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在总体上则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冒进、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是在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而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的表现,则主要是在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系问题上的主观主义。但是,这两者在本质上又是相通的,其实质都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未能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陷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必然会导致在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上走向盲目冒进和保守主义。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发生的“左”倾错误,从思想根源上说,无不与教条主义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彻底反对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
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共同本质进行分析,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指出,要在反对主观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就必须使具有理论知识的人和拥有实际经验的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这两种人互相结合。他还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由于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的,因而要牢固树立并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彻底划清与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界限,就必须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解决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夯实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哲学根基,同时深刻剖析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源,把主观主义的各种具体表现提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从认识论上、从思想深处吸取教训,以便在实践中自觉抵制主观主义的消极影响。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收到巨大成效,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4-1=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全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这个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