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学界对毛泽东“三农”思想已有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毛泽东“三农”思想却是一个仍需要继续清理和拓展的领域。学界对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研究，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注重分析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成功，力图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中寻找可以为当下所借鉴的思想；二是偏向研究毛泽东农民话语实践的不成功，力图解释其中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如温锐认为，毛泽东一直把最底层的“赤贫”农民视为农民的主体，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虽然这是毛泽东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成为导致毛泽东后来在农村政策上出现错误的原因，有的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两种思路虽然存在取向差异，但在研究路径上，却大同小异，都力图从毛泽东的文本和实践来理解毛泽东的农民话语，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对潜藏在毛泽东文本和实践中的东西很少关注。不过，这也导致了两种既然不同的解释，强调毛泽东农民话语成功面的，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实际上不存在连续性，毛泽东后期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成功是因为背离了前期的正确思想；偏向研究毛泽东农民话语实践问题面的，认为毛泽东后期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成功，是因为他一早就错误理解了中国农民。这两种偏向实际上都存在解释上的难题：从个体思想演进的连续性来看，“背离正确思想”这一说辞，恐怕是难以全面解释为什么后期毛泽东后期会出现“三农”问题上的失误乃至错误；强调毛泽东农民话语中不正确因素的，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在1949年前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同时，这两种取向都简单地假定毛泽东农民话语是相对静止或线性发展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引致毛泽东农民话语变化的深层次因素，因而，也就没有全面把握毛泽东农民话语演变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对毛泽东的农民话语，还有相当多的被遮蔽的成分，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要素还没有揭示出来，“解蔽”的任务仍在。

本文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变，尝试性地解读毛泽东“三农”思想隐藏的内在线索，为上个世纪50年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后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生和建构提供一种解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进，有其内在的线索——农民革命性与先进性之问的张力；1949年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在很短的时问内历经了两次转向；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进，不是简单的发展或倒退、正确或错误所能够解释的，而是其话语内在张力和话语实践内在矛盾的产物。

一、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线”

毛泽东的农民话语有两条演进的路线：明线和隐线。前者见之于毛泽东的文本，清晰可见，众多的研究成果已经作了很好的分析和归纳。后者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潜藏在文本所展示的明线之下，需要细致地梳理和分析，才能呈现出来。本文尝试揭示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线，并以此解释1949年后毛泽东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思想和策略。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线，是农民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来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落差。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群体的分析有两个角度：生产方式分析和阶级分析。生产方式分析揭示某一群体所代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厘清其在生产方式演进序列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其是否先进，厘定其革命性(反革命性)。阶级分析主要是明确某一群体在阶级体系中的位置、特征及行动取向，厘清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阶级间的冲突斗争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两个角度是统一的：阶级划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因为阶级是生产方式的直观反映；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是新生的历史主体，它必然将作为历史客体的阶级扫入历史，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针对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生产方式分析，从欧洲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阶级，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革命的力量。恩格斯晚年仍坚持认为，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

但是，在中国较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实践的逻辑不仅不是理论的逻辑，甚至与理论的逻辑相悖。中国革命深藏着一个悖论：某一阶级在理论上先进的，在实践上却并不如理论所展示的那么具有革命性；某一阶级在理论上落后的，在实践上却具有革命性。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突出贡献，就是依据中国国情，对阶级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做了适当程度的剥离，在话语上实现了从先进(生产方式)向革命(阶级斗争)的转换，并由此确证了农民的历史主体和革命主体地位。农民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农民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参与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党的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其本身的革命性和能动性。毛泽东由此定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是“新式的农民革命”。

毛泽东对农民革命性的分析，是阶级政治、苦难政治和利益政治多维视角的结合。阶级政治强调阶级分析的优先性和基础性，将阶级视为最基本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苦难政治和利益政治相互联系，利益是基础，苦难来自于利益(劳动)被剥夺而造成的物质困苦和心理怨恨，苦难的深重程度可以从利益(劳动)被剥夺的程度和怨恨的程度得到体现和衡量。毛泽东认为，某一阶级苦难越深重，革命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多，革命性就越强。但毛泽东似乎并不愿意从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来确定阶级的革命性，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地位是清晰明了的。由此，在中国具体的革命语境中，农民在先进性和革命性之间产生了紧张：革命的未必先进，先进的未必革命。这一紧张关系，成为隐藏在毛泽东“三农”思想中的一条秘而不宣的“隐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三农”思想的演进过程及其曲折。

中国农民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如何统一，始终是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进行了详细分析。毛泽东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但毛泽东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农村还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对农民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性改造，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可见，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存在革命性和先进性之间的背反，只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根本目标，使这一背反得以掩藏起来。

二、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一次转向

话语的内在紧张必须得到解决。在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是削弱生产方式分析的分量，强调阶级分析，其农民话语中革命性与先进性的紧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着政治革命的胜利，在新的语境下，紧张关系又凸显出来。

毛泽东解决这一紧张关系的尝试是话语转向，把阶级分析拉回到生产方式分析的框架内。在1949年7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采取了这一话语策略。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的解决这个国家工业化问题。”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这一表述，意味着毛泽东对农民认识的重要转折——从强调农民革命性的阶级(政治)分析转向强调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分析，从注重中国农民的独特性转向一般农民的普遍性，但转向并不彻底，毛泽东明确将问题限定为“经济”领域，保留了对中国农民政治上的肯定和期待。毛泽东之所以出现话语转向不彻底的情况，一是因为话语本身的规律，话语转向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新话语本身的还需要完善，生产方式分析带来的后果是对中国农民的否定，这不仅危及到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会给将来的国家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三是毛泽东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否定农民，是毛泽东不愿意见到的。

农民话语的进一步转向发生在1951年。1951年l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说”：“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两个积极性说”来自苏联，它将农民视为分化中的中间阶级。中共中央以“两个积极性”说作为在一定时期内尊重农民的私有产权、在一定时期后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基础。这与《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基调一致，但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阐发。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式颁布，重申“两个积极性说”，并进一步指出，劳动者这种性质“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因此，土改后的农村必然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Et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将这一判断放在对农民属性(农民的“两重性”)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作为改造农民和农村的根本依据，进一步表明中共和毛泽东对农民的分析转向生产方式，话语转向基本完成。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转向，对接的是列宁和苏联的农民理论。一方面，列宁将农民视为一个整体，将其界定为小资产阶级，认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而马克思将农民视为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农民将被资本主义所消灭，一部分农民下降为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列宁又认为农民是中间阶级：“革命日益暴露出农民在现在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中充分说明农民革命运动中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这两个观点，都为毛泽东农民话语所接受，也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农民话语的转向。不过，问题的焦点在于，毛泽东转向后的农民话语有没有解决其话语中固有的紧张?有没有反映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的实际?这才是衡量新话语建构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毛泽东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回归，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的确有助于完善改造理论。但是，毛泽东的话语转向并没有解决其核心问题——农民的革命性与先进性的紧张问题，而且还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生产方式话语突出的是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农民被整体性地界定为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直接结果是对中国农民的整体性否定，农民不再是历史的主体。由此，新的农民话语产生了两个尖锐的问题：第一，在农民占绝大多数、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的情况下，将农民视为绝对的历史客体，否定了农民，那依靠谁来对农村、农业进行改造，进行建设?作为落后的历史客体，农民会心甘情愿被改造吗?否则，结论只能是：或者尊重农民的私有性，继续发展个58体经济，或者采用前苏联强制甚至暴力的改造方式，对农民进行剥夺。这两个结论，都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况且，这还和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群众路线相悖。第二，否定了农民，那如何解释农民的革命性和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中共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合法性何在?这是事关中共革命和新政权合法性的重大问题，根本不存在讨论的余地。

三、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

作为富于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理论家，毛泽东无疑感受到了转向后话语的内在紧张，他必须使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相当程度的自洽。同时，新话语指导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也不让毛泽东满意。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

1955年7月，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他对农民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理论思考，接着，毛泽东对农村出现的体现“社会主义高潮”的典型案例精心写作了上百则按语。讲话和按语，成为毛泽东农民话语第二次转向的标志。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最为突出的是重新操持所擅长的阶级分析，对土改后的农民群体进行细致的阶级划分，而不像1953年的决议案那样，将农民视为一个整体。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调中下层农民的革命性，他据此认为，农村蕴藏着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依靠中下层农民的革命性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②这部分农民“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同时认为：“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待小农经济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经济，原本用来证明农民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及农民自身的落后性，但现在毛泽东更强调小农经济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以此证明中下层农民的革命性，证明是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从阶级的视角，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视为中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不是政府对农民的改造——政府的职责是帮助和引导中下层革命的农民。毛泽东强调：“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毛泽东认为：“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

毛泽东农民话语第二次转向的基点，是重新强调农村的阶级划分，重新肯定中下层农民的革命性，强调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热情，农民主动掀起的合作化高潮已经到来。第二次转向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分析方法上，重新采用以革命性为中心的阶级分析，对农民进行细致的阶级(阶层)划分；二是对待农民态度上，从整体上抽象地否定农民，重新转向具体地肯定部分农民和否定某部分农民。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是向1949年前的农民话语回归。

四、农民革命性、先进性的“统一”

我们还是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建基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决定了阶级本身的先进性，进而决定了阶级本身的革命性，因此，作为前资本主义阶级的农民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主体地位，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似乎也没有给农民留出位置。但历史证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判断失于浪漫和简单。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并没有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或取得胜利，而是转向落后的东方农民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改造)过程中，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毛泽东面对的就是这一棘手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在农民话语上具有卓越创建，确立了农民的历史和革命主体地位(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毛泽东同样期待成功，让农民和社会主义改造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容。毛泽东的目标是，他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让中国农民成为革命性和先进性的统一体，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的主体。毛泽东农民话语的转向，是他解决农民革命性和先进性这一对盾的努力。遗憾的是，一些负责农村工作的战友(如邓子恢)，似乎并未理解毛泽东的理论焦虑和良苦用心，以至于毛泽东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一摇一摆地走路；一些同样重视和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也没有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农村政策表示不满，认为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让毛泽东大发雷霆。

毛泽东的逻辑是：革命性是先进性的基础，建基于革命性基础上的先进性，才是真正的先进性，换言之，不是革命性依赖于先进性，而是先进性依赖于革命性。由此，毛泽东改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革命性的优先次序。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性对先进性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因此，只有依靠革命的中下层农民，才能实现农村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在此基础上，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进一步体现中下层农民的先进性。可资为证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把这一理论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的农民话语需要实践。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获得的集合性实体(阶级、集团、共同体、团体)”。制度是话语最为重要的实践形式。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设计的集体化道路、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有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子，也有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的痕迹，但深层次的因素还是农民革命性与先进性的紧张，这也是统一农民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平台。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内在逻辑是：公有制比私有者更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社会主义的层次就越高，也就越先进；先进的制度(生产关系)要由革命阶级来创建；先进的制度(生产关系)体现的是革命阶级的先进性；集体化、人民公社是革命农民自我改造、自我创建的先进制度，体现农民先进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为了防止制度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永远保持农民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必须确保贫下中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始终相信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是证明和保证中国农民先进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可行的实践形式，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证明，中国农民是不仅能够相容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有其历史意义。一方面，重新肯定农民的革命性，实质上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视为农民内部的自我革命，在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找到依靠力量(中下层农民)的同时，缓解了国家与农民、农村的对立——至少在理论上不再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单纯地视为国家改造农村和农民，并为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来的集体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具有优先地位的革命性出发，要求放缓改造速度、甚至反对改造的理由，如农民的落后、管理的薄弱等等，实际上都不存在了。革命总是不断进行的，没有停留下来的理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跃进”，就成为毛泽东新的农民话语必然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第二次话语转向，暗藏着农民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先进性这一判断，至少在理论层面，农民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的紧张得到了缓解，矛盾至少被隐藏起来了；同时，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也重新回到了其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阶级分析，这为毛泽东掌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毛泽东的话语转向，只是从话语形式上缓解了农民革命性与先进性的紧张，取得的也是短期的政策效果，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对矛盾，从长期看，还带来了很多制度、政策上的问题乃至错误。其实，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他的农民话语中解决农民革命性与先进性矛盾的方式存在问题，只不过他将问题及解决方式归结于历史条件：“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五、1949年后毛泽东农民话语演变的原因及评价

1949年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为什么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两次转向，前文已有所论及，为使问题清晰明了，这里再进行集中分析。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毛泽东农民话语的内在紧张。这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短期内出现转向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毛泽东农民话语的内在紧张，是农民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之间的张力。毛泽东的农民话语以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为出发点，以农民的革命性为核心，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这一农民话语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也为历史实践所验证。先进性问题却是马克思主义更为基础的问题，因此，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始终存在农民的先进性与革命性的内在紧张。从苏联借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以先进性为中心，以生产方式分析为基本方法，将农民视为历史的客体，与毛泽东革命时期建构起来的农民话语有明显差异。面对这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毛泽东在调和解决农民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中努力探索，创新之处颇多，但有时也不免左右摇摆、取舍不定。如本文所指出的，两次话语转向就是农民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之问的紧张关系的集中表现，也是毛泽东试图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探索和努力。

其二，中国实际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民话语、苏联经验之间的落差。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农民视为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农民不能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融，这一理论无疑与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存在矛盾。苏联农业改造的理论和集体农庄的改造61道路，给中共和毛泽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路借鉴，中共早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苏联的经验与中国农村的实际之间也存在矛盾，苏联对农民的认识(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和方式(先工业化后改造)、农村未来的发展模式(类似于工厂的集体农庄)等，未必符合中国实际，也与毛泽东的设想有很大差别。最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完全湮灭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革命性，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缺乏主体支撑，最终导致出现国家改造农民、少数人改造大多数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中沉思和借鉴，另一方面又要结合中国实际和他本人的思想，创造新的农民话语，将庞大的中国农民群体融人社会主义体系。在借鉴与创造之间的摇摆和徘徊，理论沉思和实践曲折，是导致了几年内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发生两次转向的重要原因。

其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曲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曲折，各方的争议，不可避免地使注重实践的毛泽东对自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所主张的、源自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产生了怀疑，因而产生农民话语转向。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两次转向，都试图重新认识新条件下的农民，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支持，指导改造实践。如前所述，第一次话语转向并不成功，直接导致了第二次话语转向。第二次话语转向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农民革命性与先进性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遮蔽了其中的紧张，推动了改造的开展，并为建构新的农村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却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这是因为：

第一，毛泽东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革命性和先进性的紧张。毛泽东消除农民先进性和革命性张力的方法是回到阶级分析，将先进性建基于革命性，以此来消弭其紧张关系。这种方法只是暂时遮蔽了其中的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产方式与先进性、革命性的关系问题。一遇风吹草动，农民的“落后性”就成为话题，“革命的”农民实际上始终处于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

第二，受制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议程设置”，毛泽东的农民话语拘泥于革命性与先进性之争，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理论突破。先进性与革命性之间的紧张问题，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为毛泽东的农民话语提供了一个传播学上所谓的“议程设置”，但也制约了毛泽东的理论思维，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能在农民问题上取得新的重大的理论突破。秦晖认为，毛泽东虽然比他“在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更了解农民”，但他始终局限于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两重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失误不在于太快太早，“而在于用什么去改造农民，改造什么样的农民，是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去改造宗法农民呢，还是用自然经济共同体去改造农民商品生产者?”本文的分析与秦晖有所不同，但同样说明，毛泽东确实受限于一些既有的观念，不管是本文的革命性与先进性议题还是秦晖所言的农民的“两重性”，致使毛泽东未能从更为广阔的视角、从中国农民的实际来分析中国农民。

毛泽东所坚持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而且对农民造成了长期的不公平，与毛泽东的初衷相去甚远。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重要实践，毛泽东试图以此来证明和确保农民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但实践证明这是不成功的制度设计。毛泽东原本期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带来农民生活的根本改善，带事与愿违，毛泽东的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同时，由于集体化、人民公社相配套的城乡二元体制设计，使毛泽东最为痛恨的城乡差别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愈加扩大。而毛泽东对其农民话语可能带来的问题一直缺乏警惕。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一方面期待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期待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却又力图保持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反对农民进城，遏制城市化进程，这种常识性的自我矛盾，毛泽东却没有意识到，不能不说建国后毛泽东在农民理论上确实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农”问题上，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呢?笔者不同意那种全盘否定建国后毛泽东农民话语的观点。笔者认为，与革命时期相比，建国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确实存在前后反复的情况，在理论上也没有大的突破，反而出现了话语的“向后转向”，对新条件下农民特征的把握更是出现了失误，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毛泽东的探索精神一如既往，重要的是，毛泽东始终关注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并在话语层面努力为农民的主体地位提供论证，在制度层面为农民的主体地位提供保障。虽然毛泽东的努力并未如预期成功，话语和制度设计和历史实践的实际效果事与愿违，但作为毛泽东最为重要的遗产，对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来说，却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