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贯穿毛泽东一生，在其整个思想和实践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广大干群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自觉拥护社会主义、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保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保持红旗不变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发展，也有深刻的教训有待我们深入反思。

一、目标与旗帜的设定：1956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并非生发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其实早在“三大改造”完成前，甚至是在建国前，毛泽东就开始酝酿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性：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伊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其执着不变的理想与追求。毛泽东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就是共产主义加阶级斗争。这是由于建党初期革命政治实践的急切需要造成党在成立之初就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历史洪流中，从而导致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成为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共同的“记忆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建国前他已经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展开了思考与探索。其原因在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完成跳跃“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毛泽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现实，必定造成在文化和国民心理上的相应落后和蒙昧的状态。1949年以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党员干部中许多同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小农经济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农民特有的私有情结都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这一先进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在落后中国的生根与成长，其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必须向广大干群宣传社会主义，让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并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企图掌握舆论主导权，严防社会主义理论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千方百计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甚至宣扬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共妻，就是重返原始社会。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三个，样子也很难看，一句话，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面对上述问题，毛泽东深感急需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那么，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宣扬我们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实现共产主义，打造团结群众奋斗的共同理想信念。因此，早在党的一大我们就通过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1938年毛泽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更是首次从哲学的高度指明了革命的共产主义前途。“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紧接着，在1939年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直接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1940年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和第一阶段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接着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重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复杂情况，使其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对广大干群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便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然而，社会上却出现了企图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制度化的倾向。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非是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而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并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社会形态。在毛泽东的整个预想和设计蓝图之中，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许多方面都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物质基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固定化的错误倾向。“因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在这个过渡时期，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要发生‘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要确立，要固定，的确‘是很难哩’。”在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既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遥遥无期是悲观、失望情绪的表现，是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表现；急躁冒进则忽视了过渡的复杂性、艰巨性，光凭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而忽视客观规律的表现。毛泽东不仅是在过渡的具体方法、时间问题上作了认真的研究与教育，而且在关于过渡的总的路线问题上，也明确指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的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所以，建国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就是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好充分准备，探求实现顺利过渡的方式与途径。

可见，1956年以前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宣传中国革命的最后结果和最终归宿就是进入社会主义乃至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进行深人探讨，这是由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所决定的。革命是主要任务，推翻“三座大山”是任务的重点所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亦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他们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上，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则涉笔较少，社会主义基本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偶而设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还是作为一个理想或口号、旗帜来指引革命的前进方向，团结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为要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诸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但是，这些认识基本上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是从苏联经验那里得来的，尚缺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性思考。因此，这个阶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是粗线条的，是不深刻的，有待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丰富和发展。

二、从契合到背离的转化：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关注点。在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其所面临的困难和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之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毛泽东后来脱离实事求是思想，主观想象并人为夸大社会主义矛盾，使得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转变为如何搞阶级斗争，保证红旗不变色。具体而言：

在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明确指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阐释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扫除了人们思想上的障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伊始，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态度，敏锐注意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可能行不通。于是在1956年写成了《论十大关系》，明确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处理好这十对关系即十对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阐释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明确指出。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我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中共八大明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即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面对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思考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矛盾的问题。受苏联和斯大林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完全和谐观点的影响，国内许多人都不敢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在处理矛盾问题上畏手畏脚，处于被动地位。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公开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并且明确指出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他还明确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指明解决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通过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论述，使得全党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在处理矛盾问题上有了评判标准，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应重视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和价值法则的作用，循序渐进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遭受列强侵略，丧权辱国。实现中国民族的富强和文明是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的愿望，毛泽东也是同时代的人，对此有着更加深刻的感受。从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了毛泽东始终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防止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和压力感时刻萦绕在心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都急切盼望摆脱贫穷落后的帽子，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在这种急切愿望的支配下，却在经济建设领域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产生了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三面红旗”的错误。“三面红旗”从本质上说是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无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失调以及伴随而来的“三年困难”。面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认识到，搞经济建设光靠满脑子热情是不够的，必须遵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有的党员干部反对搞商品生产，认为搞商品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甚至出现了要求废除商品、废除货币实行按需分配的错误倾向，刮起了所谓“共产主义风”。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中国也要搞商品生产，告诫全党必须认真学习价值法则，指明“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产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不开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分为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并指出，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基本特征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在这一阶段还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法权”都消灭掉，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中仍要坚持按劳分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用后来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在毛泽东那里，也蕴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只不过他是用“建立”和“建成”来区别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毛泽东告诫全党干部，在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后的阶段，搞社会主义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然而，毛泽东晚年脱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观想象并人为夸大社会主义矛盾，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内容，并犯下严重错误。八届十中全会左右，毛泽东逐渐将国际方面的斗争——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国内和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国内和党内的斗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将阶级斗争夸大化，断言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的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至此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左，反修防修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中心问题，成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反修防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满意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注意的情况，要求各级干部“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现在有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这里，毛泽东批评广大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不再是批评他们不懂得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懂客观经济规律，而是不懂阶级斗争，没有紧绷阶级斗争的弦，没有将阶级斗争当作中心工作。联系到关于“四清”工作性质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公开冲突，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就是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绷紧阶级斗争的弦，谨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应该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指导思想上来看是错误的，它脱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将其引入党内，违背了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将阶级斗争视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以阶级斗争勾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接导致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以及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崇拜。后来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总结道：“‘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所以，毛泽东的这次社会主义教育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

三、回归与超越：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推进其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进程中，既有丰富经验，又留有深刻教训。他社会主义教育观中的一些内容和具体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价值。同时，虽然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宜当今时代的要求，但是其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扬。再者，他晚年在推进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也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和总结。所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观并没有随着历史车轮的远去而被尘封，它对于当下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工作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以为，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观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当下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泽东所思考与关注的重要问题，他将社会主义教育提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重要高度。推进社会主义教育属于思想领域的问题，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团结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当下进行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最后目的来说，就是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是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是可想而知。当下，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鼓荡，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势。在这种态势下，如何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想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较量中赢得上风，进一步推进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前提和目标指向。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确立社会主义为革命的旗帜和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一些探索，但还是停留在比较粗线条的层次，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犯下了严重错误。总体而言，毛泽东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主要是指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阶级斗争这5个部分组成。他主要侧重于从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视角去阐释社会主义。毛泽东虽然经过艰苦卓绝地探索，但实事求是而言，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真正地搞清楚。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言：“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态度，科学总结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其在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的错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的解答。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因此，在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必须坚决摒弃固守成规的静态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三、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做到既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真正坚持从客观具体实际出发。毛泽东晚年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并犯下了严重错误。不可否认，阶级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呢?原因在于，晚年毛泽东脱离了实事求是原则，没有做到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满足于用革命时期的经验(阶级斗争)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抓革命促生产)，用以往的“结合”代替现在的“结合”。他凭主观想象并夸大社会主义矛盾，将阶级斗争绝对化，这与客观实际情况发生严重失衡。不可否认，阶级斗争在当时中国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主要任务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而毛泽东错误判断了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将阶级斗争绝对化从本质上说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没有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失误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社会主义教育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道：“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当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即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一前提，立足于我们当下的工作需要去推进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夯实的思想基础和坚定的政治保证。

最后，毛泽东在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区分不同对象、使用不同方法，对于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注重区分教育的不同对象：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根据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简单说服教育的方式，达到让他们明白社会主义就是他们努力和奋斗的最终目标即可。对于党员干部，毛泽东则提出了与群众不同的要求，教育广大干部也使用不同的方法。对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让他们首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必须要求他们进行理论上的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相关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时期，毛泽东号召党的全体干部认真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客观的经济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11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全党，建议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两本书。“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理论学习(读书)十分重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先导。当前，我们的一些干部整天忙于事务主义之中，忽视理论的学习，在实践中走了不少歪路。因此，进一步发扬学习理论的风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其重要，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我们以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极其必要的，是新时期下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教育中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仅仅学习理论也是不行的，可能陷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泥潭。毛泽东提出不仅要学习理论，而且要深入实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贯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明确告诫全党，如果中国革命同志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就是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三年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干部中存在的“浮夸风”，脱离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基础。为此，他号召全党干部应该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目前，党内部分干部中也多少存在这一问题，整天沉溺于会议、公文中而抽不开身去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很危险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脱离实际的主观决策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有可能向左也有可能向右，在工作中极容易产生失误。所以，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还需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总而言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也留有深刻教训，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如何发掘其内在合理性，借鉴经验教训，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深人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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