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因素
1．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形成早
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就意识到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即使这一阶段是以革命为中心任务的，也不乏对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注。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报告中指出：“山地则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路葚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于山林的分配不当会造成破坏，所以要定期开山，以加强对山林适度利用和保护，避免对树木的过度砍伐。所有山林名义上全归苏维埃，但仍由原耕作人经营，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在池塘分配上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资源利用的长期性和完整性已具有充分的认识。在《长岗乡调查》报告中，体现了毛泽东重视从组织设置上做好开采山林、兴修水利等工作的思想。如山林委员会的设置，“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种植、保护。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私山如砍树多，要过问山林委员，少则不问，没有规定尺寸。”水利委员会的设置，“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1934年，苏区遭到国民党政权严重的经济封锁，解决粮食生产和供给问题，以支持革命战争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解决粮食问题主要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保护森林、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报告指出：“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从设置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到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观点，说明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必然联系，较早地认识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2)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发展边区经济。他看到了陕北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状况，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1944年5月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中，在讨论“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时又指出：“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治理陕北童山已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每户种植的数量，效果是必须植活，不注重形式要看最后的结果，显示了他彻底治理陕北环境恶化的决心。生态环境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应有长期奋斗坚持不懈的思想，这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比较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战争期间，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对植被的毁灭性打击，都可以用战争这个借口巧妙地遮掩过去，而毛泽东从农村调查开始直到对边区工作的具体指示，都明确地强调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在实践中采取措施加以落实。
2．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
(1)将生态建设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转人社会主义建设，朝着工业化强国方向发展。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的消灭童山，实行绿化，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思想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一，坚持植树造林。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对农业合作化要加强全面规划和领导．对全部的农村经济规划，除了手工业、副业、多种经营外，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他说：“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各方面都有利。”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北方和南方在地理位置、气候方面不同，在绿化难度上差异较大，但要求是一致的，就是要绿化，它对农业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
第二，规定开荒限度。毛泽东早在1950年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就要求：“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给开荒的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对于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区别进行开荒。“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6]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开荒不当会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所以制定出了非常切合生产发展实际的开荒政策。
(2)强调改善恶劣环境与治理水患，绿化荒山，促进生产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自然灾害频繁。如1954年长江、淮河洪水，1957年松花江大洪水，1958年黄河洪水，1963年海河特大洪水，1968年珠江洪水；1970年云南海通7．7级地震，1976年河北唐山7．8级地震。这些自然灾害频繁、危害大，给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损失。面对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毛泽东强调“人定胜天”，治理水患，绿化荒山，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促进经济发展；号召全国人民勇敢地面对自然灾害，发挥主观能动性，打赢治理自然灾害的这一场特殊的战争，打赢人与自然斗争的战争。
第一，在水患治理方面，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到了历史上生态环境失衡后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灾难，决心从流域治理、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人手，彻底根治水旱灾害。建国伊始，毛泽东提出：“要根治淮河”。根治淮河，不仅因为淮河容易泛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事关苏、豫、皖三省农业的发展。在对黄河流域进行治理时，毛泽东不仅要求在黄土高原区进行绿化，保持水土，而且还主张在上中游建设大型水利工程，进行水力控制。毛泽东认为治理水患“事在人为”，这体现了毛泽东“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事实证明这种流域治理措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思想，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和动摇过，他根据流域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第二，在绿化荒山方面，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问。”并在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这些讲话对植树绿化的要求更具体，种树不仅要抓住季节的有利性，还要把经济林木的发展作为方向，提高森林覆盖率的规划已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这是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针对绿化工作，毛泽东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思想，他期望在这五年内有一个大的收获。但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变化太快，他的全面绿化任务没有在实践中变成现实，只有呈报的虚假数字，山头也并未变绿。因此在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他对作假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虚报浮夸的做法被毛泽东识破，他要求绿化没有完成的任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
(3)保护、建设生态环境具有审美的价值
“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已由单纯的通过开荒来增加生产收入，向一种对自然环境的审美追求进行转变，通过绿化达到自然景观的再造，使人民能在丰衣足食的同时，又能够生活在优美的环境当中，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呈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景象。虽然根据当时各个方面的条件，这一目标很难达到，但是这体现了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想要在现实中达到的理想状态，说明了毛泽东的保护、建设生态环境思想不仅仅是功利主义的，还带有超功利主义特征，具有审美价值。
3．实践效果
(1)植树造林初见成效
从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到2O世纪5O年代末初步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这一阶段内，虽然由于工业生产造成了局部的环境污染，但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和发展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被看成是职业病防护的卫生问题，还没有成为治理的主要对象。因此，毛泽东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把植树造林这种最有效、最直接、功能最多的措施，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并进行全民动员，对荒山、村庄、屋舍前后一切能利用的地方，都要求按规格植树，搞几十年，就能见到效果。这个思想在西部受到风沙危害大、水土流失严重的省区，通过贯彻实施后已初见成效。这个阶段内，从毛泽东的著作到讲话都体现了其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思想。
(2)水患治理效果明显
黄河、淮河、海河在历史上泛滥频发，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难以准确地用价值来衡量。在所有的水灾中，这几条大河的危害性最大。解放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流域治理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各大河分段在各省区域内得到治理，通过各省对几条大河的分段治理，达到了控制洪水，防止灾害发生，发展农业经济的目的。此外，毛泽东对长江流域的治理思想，也在分步进行实施。由上看出，在毛泽东根治水患思想的影响下，各大河流域的治理，采取了分段实施，各省协作，共同治理的策略，有效地治理了三条著名的害河，全国各地河流治理和水利工程的兴建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各条大河再也没有决过口，对农业的发展和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治理彻底，使后来在我国加速工业化建设中，能够抽出资金增加发展工业项目，减缓了经济建设的压力，这个意外的收获也许不是治理的初衷，但现实给予的回报却是非常丰厚的。
二、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2O世纪30年代初产生的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包含了许多积极、可贵的因素。然而，由于时代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尤其遗憾的是，他思想中正确的方面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而是发生了动摇甚至背离。
1．急于求成，生态保护思想未能一以贯之
2O世纪5O年代后期，为了发展农业，实现工业化，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现象。“大跃进”不仅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恶果，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出现这种情况，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与毛泽东片面强调“人定胜天”和对自然的改造有一定的关系。毛泽东一生坚信“人定胜天”，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改造自然和社会。他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不畏天地，彰显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不讲条件，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味从主观愿望出发，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必然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从而导致实践的失败。“大跃进”的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来换取粮食的增加；在“三年超英，五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完全不切实际的诱人目标鼓舞下，砍掉森林大炼钢铁，导致生态失衡。“大跃进”时期急于消灭贫穷和发展经济的心态，使毛泽东未能正确处理好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索取资源与珍惜资源的关系，过多地强调了向自然开战和开发利用资源，忽略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对自然资源应有的保护，偏离了他生态伦理思想中的正确方面。
2．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全面性认识不够，生态保护思想存在片面性
毛泽东生态保护思想集中体现为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有限开垦、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观点，主要涉及农林行业，涉及工业等其他领域较少，因而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1)对工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大力发展工业，加速国民经济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由于建设工业强国的需要和经验缺乏的双重原因，毛泽东对工业发展中可能造成的环境保护问题认识不够、重视不够。主要是将工业发展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对因为发展工业方式不当而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缺少清醒的认识。譬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工业寄予厚望，有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充满无限自豪和憧憬地安排着北京市的未来，他对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说——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是烟囱！又如，“大跃进”中的全民炼钢时期，乡乡村村建高炉，家家户户齐上阵，不仅毁掉了宝贵的森林资源，而且污染了环境；再如，工业生产中造成的环境污染被简单地视为职业病防护的卫生问题，并没有将其列为主要的治理对象。应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整个中国普遍存在着重工业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思想，毛泽东也没有例外。
(2)对人口过多造成的环境保护压力认识不够。虽然毛泽东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形成早，但是他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全面性认识不足，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特别是未能看到人口膨胀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寅初认清了当时的人口问题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并建议中央尽快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数量。然而当时毛泽东简单地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因而对人口的急剧增加，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并将马寅初与英国的马尔萨斯相提并论，对马寅初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没有看到人口的急剧膨胀，将给资源环境保护和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后来中国发展的艰难与曲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几点启示
1．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生态环境是一个由人和自然的因素所构成，面广易变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每种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性、多变性决定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生态保护的时候，注意克服简单、片面、静止的思维方式，善于运用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既要注意自然因素对生态的影响，又要注意人和社会的因素对生态的影响，以及人和自然的因素共同对生态的影响；生态建设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行业，而应涉及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各个行业，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覆盖全社会；要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做到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一致，尤其不要让人口成为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成为生态建设的沉重包袱。简而言之，只有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和处理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建设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2．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要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始终，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毛泽东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因为急于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没有一以贯之，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这充分说明了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要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决不能为了经济的暂时发展而牺牲资源和环境，走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重，利用资源与节约资源并举，生态文明建设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
3．生态环境建设既要考虑功利，又要超越功利主义
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暂时发展到重视生态保护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强调生态保护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挂钩是必要的，不挂钩是不现实的。但是，生态环境建设不能纯粹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要在考虑经济效益和功利的基础上超越功利主义和单纯的经济考虑，这就是：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自然，尊重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改造自然要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不能将自然当作供人类驱使的奴隶；保护生态既要有经济上的考虑，还要有审美要求的考虑以及生态系统本身发展需要的考虑，做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总之，如果没有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在实际中的贯彻，也就不会产生后来森林覆盖率提高、防护林建设、流域治理等方面的功绩。但是，我们应该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待毛泽东生态伦理思想，对其正确的方面给予充分的继承与弘扬，对于不足的方面则予以克服与完善，只有真正分析清楚两方面的问题，才能将其正确理解并运用到当今生态环境保护当中，从而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