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点在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结合点在于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生长点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落脚点在于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逻辑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规律的体现，它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点：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条件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深人学习有机统一；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与灵活运用具体统一；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统一。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点。
(一)把坚定信仰与深入学习有机统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追求。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投身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积极探索的过程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此后，一直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思想。
信仰的坚定源于信仰者的理性自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追求，离不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做到了“三学”。一是恒学。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是建设时期国事繁忙之时，他都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总是想方设法获取马列主义书籍进行研读。在长征路上，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还不忘研读马列的书籍。在延安时期，利用相对安定的环境，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平条件之下，毛泽东更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长年的勤奋学习，使毛泽东打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厚基础和扎实功底。二是倡学。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要求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我党的历史上，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在党内多次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三是善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二)把深刻认识与灵活运用具体统一。毛泽东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着力领会其精神实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多角度阐释之中。从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是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是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从地位上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经过反复验证的真理，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及思想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反映了各国革命与建设的普遍性和共性，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功能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看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基于上述理念，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制定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历史，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前进的方向。
(三）把始终坚持与发展创新辩证统一。在毛泽东的理论思维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在他看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做到“四要”：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此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因而它就是世界观。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四是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毛泽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又坚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即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全新的情况，他提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初步有益的探索。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准确把握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这一普遍真理，只有通过研究认识中国国情，才能渗透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毛泽东准确把握近现代中国特殊国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点。
(一)把社会性质作为认识国情的核心内容。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它包括基本国情(即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即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毛泽东以社会性质为切人点深人分析了中国国情。就此而言，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包括四个互相联系的内容，即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社会矛盾的分析；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分析。此外他还对中外关系、民族关系、宗教问题、人口问题、地理环境状况等也作了大量论述。
毛泽东在分析国情时，把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作为核心内容。正如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历史名篇，就凝聚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深邃思考。他在上述历史名篇中曾多次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现时中国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无产阶级是最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中国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全面科学阐述的基础上，进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及革命斗争三大法宝等形成了科学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二)把调查研究作为把握国情的基本方法。
国情具有复杂性、广泛性和多层次性等特征。因此，把握国情要掌握基本的方法。毛泽东总结了全党的实践经验，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理论论证，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把调查研究作为把握国情的最基本方法。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最重要的手段，也是民主革命时期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周密的调查，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形成了以《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的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毛泽东依据矛盾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三)把特殊国情作为解决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国情具有一般国情和特殊国情等情形。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把特殊国情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列宁曾经对东方各民族共产党人说过，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特殊的中国国情，要求我们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总结，并作出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真正结合。
中国特殊的国情，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的国情。这种特殊国情在社会性质上体现为中国社会既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压榨下所形成的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三种类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带有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农村则是其薄弱环节；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革命将是长期的斗争过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长点：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操作方案和具体措施。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必须化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可以说，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长点。
(一)把实事求是作为决策的原则。制定方针政策，是一项开拓性、创造性、复杂性的工作，树立正确的决策指导思想极为重要。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把它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原则。对此，他强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决策，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这里所说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指现有的条件。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就决不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凭想当然办事；不能从别人的经验或上级指示出发，缺乏主观能动性；也不能从原则出发，呆板而又抽象地作决策。二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方针、计划和措施。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转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三是要经常注意吸取在决策上发生失误的教训，并研究其发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在决策中，任何一项决策都会有时空上的限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客观实际。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决策的局限性或失误持何种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失误存在的原因，并及时纠正偏差。
(二)把抓住中心作为决策的关键。毛泽东要求领导者在决定大政方针时，务必抓好中心工作。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中心工作是革命战争，其他如经济建设等工作必须服从中心工作，一切领导决策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进行。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又及时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建设，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个领域以及党自身建设等项工作，都能协调稳定向前发展。毛泽东还强调领导者必须正确处理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抓住中心就是抓住全局和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领导者之所以要坚持抓住中心带动一般的原则，是因为中心工作的解决，能够为其他一般工作的解决创造条件；中心工作的开展，能够为一般工作的完成开辟道路。
(三)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决策的保证。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始终高度重视决策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毛泽东认为要保证决策的正确有效，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制度。他针对当时决策中普遍存在的“一言堂”、“个人包办”等现象，在决策过程中严格执行平等讨论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在决策中的重要体现就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即重大决策由党委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防止和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决策作出之后要分工负责，坚决贯彻执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落脚点：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是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科学的理论将失去其真理性和指导性。因此，相信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落脚点。
(一)把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相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突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肯定了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对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深刻地指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篇提到，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一切奋斗都与利益有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归宿。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伟大之处不仅仅是停留在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上，而在于为了人民群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1944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响亮口号。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中共七大上，他再次强调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把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求最大利益视为共产党人工作的出发点和最高标准，视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对此，毛泽东在他的著述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一著名论断。并反复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
(三)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着手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和实现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依靠群众和领导群众进行伟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党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把党的领导方法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这就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对此，毛泽东提出党的领导要遵循三个要求：一是党的领导要遵循“群众—领导—群众”的唯物史观要求，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作为观察、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二是党的领导要遵循“实践—认识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只有一切从群众中来，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我们党才能获得力量源泉。三是党的领导还要遵循“个别一一般—个别”的辩证法要求，即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将这个一般意见拿到许多个别单位去实行，进行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作出新的指示去指导群众的实践。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其实质是要求领导与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反复不断地进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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