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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周树辉 陈妮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创造性地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主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牢掌握思想领导,始终把理想、信念和宗旨作为党的核心竞争力来建设,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使党一直保持健康肌体,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从思想理论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生命线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然而,用错误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将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走人绝境。二次革命论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小,尚无资格领导革命,于是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一次革命论者却认为,咱们工人有力量,应该一往无前向前冲冲冲,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一并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命也革了,于是扩大了斗争面而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就是在非右即“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风雨飘摇,屡遭失败,几近绝境。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但是,要确立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又谈何容易呢?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但它并没有给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太多的特殊性,照搬照抄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可惜,太多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不懂。也难怪,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组织原则,必须听命于千里之遥的“太上皇”;也难怪,党内掌权的大多有留俄、留法或留德背景;也难怪,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很容易让人顶礼膜拜。如此种种,说明教条化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对共产国际指示以及苏联经验的顶礼膜拜,具有多么深厚的土壤。如此种种,证明了要确立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又是何其艰难!好在还有一些人懂得:“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确,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不可能真正地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杰出代表,他凭借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长期与非“左”即右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主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党要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首次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杠子中取得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会议上力排众议,建议部队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湘赣边境进发,继而带领部队攻坚克难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然而,毛泽东的可贵探索被认为犯了逃跑主义等错误。毛泽东深知:思想路线太重要了,必须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反驳并确立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为此,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实际上为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破了题。此后,毛泽东不断著书立说,致力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先后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任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进一步促使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借用“实事求是”这一古汉语并对其作了现代化的阐释,把它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经过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确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是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空前的团结统一;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才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的政治路线及其他路线。总之,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企及和难以想象的。毫不夸张地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生命线。

二、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中国革命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度里,建设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如何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设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呢?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党的思想建设这一关键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感叹道:“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错误的。”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约有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而党员中工人只占24%,农民占到了近一半(47%),小商人8%、学生14%和其他7%。党和红军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党和红军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也就是说,很多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状况使得党和红军很难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历史使命。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解决这些党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写了决议的第一部分,也是决议的核心内容,即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决议中,毛泽东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出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核心理念是强调“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党和军队的建设,从而保证了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要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重视党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加强干部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毛泽东创造了整风教育的方式,在党内开展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要确保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还必须纯洁党的队伍。大革命时期,许多投机分子混进了党内;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党员或动摇或自动脱党,更有少数叛变投敌,给党造成巨大损失。1928年,经历“八月失败”后,毛泽东组织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九月“洗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所有党员“重新登记”,严格限制,清洗不坚定分子,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其结果是“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此后,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党的纯洁性建设。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实质上抓住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党之本、生命所系和力量所在。“思想建党”的原则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突出特点和核心理念,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由于掌握了“思想领导”这个“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保证了中国革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

革命理想高于天。邓小平曾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又曾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敌人凶残而强大,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时刻准备绞杀革命。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革命绝难胜利。

毛泽东深知信仰和信念的极端重要性。早在组织和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做过这样的总结:“不但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而且要有一个大家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里的主义,就是一种信仰和信念。有了信仰和信念,党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井冈山时期,面对林彪“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给林彪的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泽东用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遍地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丁点火花,很快就会燃成熊熊烈火。这个比喻形象贴切地说明了虽然此时革命的力量尚小,但发展起来是很迅猛的。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基于对国情和革命规律深刻把握之上的必胜的信念,中国革命才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并逐步壮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并很快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一时间,亡国论广为流传(当然也有少数人盲目乐观,认为可以速胜)。为了反驳种种错误论调,教育广大国民从而坚定国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光辉著作里,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日本的优势与劣势,中国的优势与劣势,指出“中国既不会速胜,也不会灭亡”,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正如毛泽东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纵使日本帝国主义再凶残再强大,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能组织和动员起来,就能弥补我们的劣势,经过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部队数量、武器装备还是外部援助,国民党都占绝对优势,而共产党处于绝对劣势。所以国民党敢于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初,几乎没人看好共产党,而毛泽东则对战胜国民党满怀信心。就拿国共东北之争来说,蒋介石曾勉励他的部下:“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显然想把中共埋葬在东北。而毛泽东同样看中了东北的战略位置,他认为:只要我们有了东北,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弄丢了,中国革命都会有巩固的基础;“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和何等坚定的信念!虽然苏联限于国际协议,把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共产党占领了一些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但共产党在东北之争中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奠定了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要坚定广大党员的信仰和信念,必须加强宗旨教育。毛泽东为党和人民军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这个宗旨武装起来的党和军队具有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这样总结到: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宗旨,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样的军队必然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有着排江倒海般的力量,无往而不胜。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正是依靠这种核心竞争力,中国共产党才一步步由弱变强,战胜了一切敌人,并最终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

毛泽东曾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他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为此,他一直倡导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党员的成份来源从来都是多元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成份的党员占主体);即使来自于同一阶级的党员,也会有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党内的矛盾,就难以增进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党内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要停止。但是党内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采用专政的方式来处理。为此,唯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消极情绪和自由主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从而在保证党的团结的同时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

毛泽东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手段。他曾形象地比喻:“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为何“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呢?是因为它们在不停地运动,这样就在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经常地检讨工作,并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能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才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使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保持健康。中共七大上,“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作为党员权利写进了党章。诚然,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没有党内民主。因此,党内要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党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强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是要不得的,要敢于开展批评;同时他也强调,批评要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批评是为了帮助人而不能挟私报复。即使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句话,在党内批评同志要出以公心,要从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批评一定要是善意的积极的,既不能残酷打击,也不能图一时痛快;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地说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增强党的活力、发展党的团结的目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重点在自我批评。他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一日三省吾身,“好好地反省一下”,甚至要“强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缺点”。领导干部带头自我批评,才能在党内营造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发挥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大的作用,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毛泽东还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营造良好党内外关系的重要途径。他不止一次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以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为何共产党人要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呢?“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共产党人能虚心接受批评,听取建议,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李鼎铭先生就曾由衷地赞美道:“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地拥护军队”。正是由于有了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才不断走向胜利。

总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力思想武器。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思想武器,我们党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路线,加速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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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