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对知识分子究竟是依靠、团结还是打击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一贯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曾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但晚年却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并成为他后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关键因素。本文拟对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发生失误的客观现实原因和理论认识根源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最早论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的，是他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在内的小知识阶层，归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范围，提出它与包括绝大部分农民在内的半无产阶级一样，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认为只有一小部分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知识界，才是革命的敌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大革命时期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新水平，是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3年10月，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依据这一原则，文件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还首次对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地位给予了明确肯定。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人小资产阶级范固畴的……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一毛泽东还强调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正确理论得到继续发展。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不但重申了1933年瑞金民主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成分划分的正确规定，还特别补充说：“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正是根据这一规定，1950年8月，我国教育界成立了拥有近百万会员的中国教育工会，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会员单位。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超出教育界的范围，从知识分子的总体上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也在讲话中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号召全党要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重申了上述正确观点。
然而，自1957年以后，由于受一系列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也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结果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严重失误。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国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准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知识分子则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和“可能号召资本主义复辟的异己力量”。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列入所谓的“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行列。尽管此后也出现了1962年广州会议上的“脱帽加冕”(即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出现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将我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变成了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事实上已不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这一极为重大、影响全局的问题，才得到了最终的、科学的解决。
(二)
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发生严重失误，有着极其复杂的客观现实原因。具体说，这一严重偏差和以下几个因素有着直接关系：
第一，受波匈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应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有所认识并予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某种不稳定性。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知识分子有着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有所怀疑和不信任的话，那么1956年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是毛泽东看到了在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受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了万名学生罢课事件，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甚至出现了某些不要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大民主”的错误言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认为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想搞复辟。受此影响，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断言：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这一定性为同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所接受，从而公开改变了1956年党巾央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论断。
第二，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理论和认识更加趋“左”。如果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怀疑和不信任，那么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则是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这是因为：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所谓“右派”言论，绝大多数是从知识分子中鸣放出来的；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所谓“大右派”，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三个大多数”，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较之以前有了急剧发展。反右派斗争之前，毛泽东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人资产阶级，将其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认为知识分子改造的重点是思想方面的；而反右派斗争之后，由于把右派分子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并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样以来，知识分子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从而在政治上不断地遭到排挤和打击。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而唯一的力量。因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与反右派斗争的发生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导致毛泽东把1957年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做出了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决策乃至把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另一方面，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又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理论和认识更加趋“左”。
第三，党内“左”的倾向的逐步发展，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偏向的存在，是导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判断失误的另一重要因素。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同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问题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一系列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自1957年后，党和毛泽东逐渐否定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分析，“左”的思想不断发展，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从而直接导致了党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做出了改变1956年党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决议，就是因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把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误认为整个知识界始终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尤其是把一些知识分子基本正确但可能稍有偏激的言论，无限上纲，进而确认我国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此外，还应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年间，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闭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向。比如在思想改造的方法上过于简单，甚至有些生硬、粗暴、过火的行为；在要求思想认识转变时过于急躁求快；用政治运动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等。这些虽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主流，不占主导地位，但这些潜在的因素，当时并未引起党的警觉，以致在以后一遇到“左”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便迅速发展、膨胀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逐步升级，从而造成党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几度反复。
(三)
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发生严重失误，除了上述几点客观方面的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根源。具体说，这一严重偏差和以下几个理论认识上的失误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没有坚持以经济关系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以主观认定的世界观作为依据。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按照这一经典论述，我们在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只能根据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产品的分配状况，而不能再有其它什么标准。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在各级机关、学校、医院、文化单位、科研单位及其他各种机构中任职。他们和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群众一样，共同占有全民的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经济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不仅如此，他们的思想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因此，把我国知识分子归入到工人阶级阵营，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根本原则，也符合建国后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还由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毛泽东晚年在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常常自觉地不自觉地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否熟悉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标准，甚至是决定性的标准。据此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很容易得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在整体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不科学的唯心主义做法。且不说当时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状况的分析是否正确，单从理论上看，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就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和世界观的关系来说，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人们的经济地位是相对稳定的，而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则是经常变化的，如果拿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那就没有阶级的确定性了。
第二，没有坚持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把阶级斗争不分时空地绝对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生产力标准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一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的根本标准。但在1957年夏季以后，随着毛泽东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全部内容的阶级斗争被不分时空地绝对化了，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来衡量一切的标准。受此影响，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评价和判断，事实上也是以阶级斗争为唯一标准，局限于阶级斗争的领域。由于这一理论上的失误，就导致了不仅没有把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没有把生产了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摆在最重要的历史地位上，而且还多次给知识分子带来厄运。因为用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强者而是弱者。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虽然也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一样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他们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相对多些，所取得的报酬也相对多些，他们并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革命性也相对地不如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这些弱点和缺点都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觉悟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其优势并不在阶级斗争上，而在于继承、传授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并把科学文化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于生产实践，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如果仅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以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和表现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还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历史形象造成灾难性的歪曲。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偏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没有坚持用发展的观点来把握知识分子队伍在建国后的深刻巨变，而是长期坚持“皮毛关系论”，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知识分子的概念内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呈现出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断增加；二是知识分子队伍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党内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皮毛关系论”。这一理论认为：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旧的经济基础这张“皮”上的“毛”，因而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附在新的经济基础的“皮”上，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应该说，这一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那些自觉主动地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为反动统治者出谋划策、本身就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正确的。但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分时空地用来针对所有知识分子，甚至不顾新中国成立数年后我国知识分子结构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而到处套用、长期坚持，就难免会出现偏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我们党不仅长期坚持对知识分子实行早已过时的“教育、改造”政策，而且视其为“异己力量”，长期置知识分子于被打击、被排斥的地位。不能历史地看待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人为地否定已经变化了的事实，是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发生长时期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和前提。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在此前提下，是很难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即使个别时候出现了一些真知灼见，也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始终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队伍的个别人出了问题或一有政治上的气候变化，就人为地、轻易地改变和否定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认识，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心、重视与求实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不断成熟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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