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几经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梳理毛泽东晚年选择接班人的心路历程，笔者认为，毛泽东思路的变化与他的三大心结有着密切关系。这三大心结是：国家安全心结、“赫鲁晓夫”心结、“独立王国”心结。学界虽然对此有所涉及，如刘志男的《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钱伯城的《赫鲁晓夫在中国》(载《书屋)2008年第3期)等，但缺少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本文拟对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三大心结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国家安全心结
毛泽东晚年，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心结对他在接班人问题方面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促使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及早培养接班人，并且要多设几道“防风林”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毛泽东在这里谈的人事安排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接班人问题，因为预防“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是毛泽东谈话的主要思想。鉴于苏联曾经出现过因为领导人的变换而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在党内高层建立“防风林”，党的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都属于“防风林”之列。毛泽东强调，之所以要这样做，“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由此可见，国家安全是毛泽东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最初动因。
在毛泽东所说的“防风林”内，他自己当然是核心，那么在党的副主席和总书记中，谁会是接班人选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开了谜底。
1957年11月，八大召开后仅仅一年，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过一次谈话，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毛泽东主动向另一个共产党大国的领导人发表如此重要的谈话，当然不会是随意漫谈，它表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选，并且确立了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样一个接班人顺序。
到了1958年，“防风林”中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在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了邓小平的前面。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又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政治地位日益上升。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的第二接班人地位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熊向晖关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和。24日，在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了“你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继续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回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在武汉谈话中，注意到蒙哥马利所说的“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是造成接班人地位不稳的重要原因，因而在第二次谈话中明确告诉蒙哥马利，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但回避了刘少奇之后接班人是谁的问题。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日益加剧，最终下决心发动“文革”，废黜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966年，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毛毛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邓小平的上述回忆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既表明林彪实际上已经处于第一接班人的位置，又展现出毛泽东试图让林彪和邓小平合作共事、共同接班的意图。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他沿用了过去安排接班人的方法，设计了林彪第一、邓小平第二的接班人序列。但林彪将邓小平视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不愿意服从毛泽东要他和邓小平共同接班的安排，所以邓小平和他“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毛泽东要林彪和邓小平共同接班的意图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他在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的同时，依然始终关注着邓小平。后来邓小平能够复出并主持1975年整顿工作，与毛泽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总之，为了国家安全，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注意培养接班人；他对接班人选的圈定始终不限于一个人，显然也是出于多几道“防风林”国家才更安全的考虑。鉴于斯大林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毛泽东认为，及早培养接班人有利于避免国家出现政局动荡，是富有历史远见的表现。为了国家安全，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心血，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促使毛泽东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以此方式培养锻炼一线领导人，为其接班做好准备
1966年1O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
从毛泽东上述谈话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划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提出的培养锻炼接班人的重要举措。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在领导层内提出了中央划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所谓退居二线，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义外，还包含有在适当时候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内容。”
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参加大会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显然，毛泽东所谓的“跑龙套”，是指自己要退居二线；所谓“唱戏的”，是指中央一线领导人。而对于在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的职位，毛泽东解释说“这是准备后事”，为自己彻底退居二线(“两个主席都辞掉”)作准备。
“两个主席都辞掉”，至少在中共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内，是毛泽东退居二线的一层重要涵义。但中共八大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在1959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很长时间内不再提及辞去党中央主席的事，退居二线也就成了比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而且，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对一线二线的具体分工做出过正式的规定，因此一线二线的分工始终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它在形成时间和职责范围两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模糊性。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书长会议制度，一线二线的分工已见雏形。1956年八大以后，毛泽东进一步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一线二线的分工开始明朗化。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特别是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过以后，一线二线的分工已经非常明显而且相对固定。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线二线制度被毛泽东公开宣布取消。
虽然一线二线制度始终没有做出正式规定而且没有实行到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愿望是真诚的。只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一线领导人在政治上必须与他保持一致。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实际作为总是无法让志向高远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满意，“一线”与“二线”总是处于不断的矛盾当中。毛泽东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常常使他对继任者无法真正放手，时不时地要回到一线去“纠偏”，“拨正前进的航向”，唯恐他们把自己的路线束之高阁，走入修正主义的歧途。最终，毛泽东对中央一线失去了信任，自己宣布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划分。
尽管一线二线的分工半途而废，但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所以能够成为迅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他在“文革”前十年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中央实行一线二线分工以培养锻炼接班人的初衷也可以说是实现了。
(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促使毛泽东在确定接班人选时注重“文武双全”，反对“秀才”接班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防安全极其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威胁和制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痼疾也屡屡发作。20世纪60年代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最险恶的国际环境中。
在严峻局势面前，毛泽东历来是敢于斗争的。他把敢于斗争比作不怕鬼。他认为，越怕鬼越会被鬼欺负，不怕鬼了鬼反而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这样的鬼，必须坚决地与之作斗争。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军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地威胁着中朝人民的安全。毛泽东不惧强敌，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军队进行了一场生死较量，让一贯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战争中吃足了苦头。对于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同样敢顶敢抗。1958年，苏联领导人企图借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他斩钉截铁地说：“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在著名的中苏论战中，毛泽东曾这样对苏方表态：“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水里游。”表现出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气度。毛泽东曾对斯诺这样说过：“苏联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就会听从。他们不相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但是，毛泽东也很担心，在巨大的国家安全压力面前，自己的接班人能否像自己一样立场坚定，意志坚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做到这一点，根据毛泽东的经验，单纯的“秀才”接班是绝对不行的。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秀才”被确立为接班人是一个重大失误，理由是“秀才”“水平不高”“顶不住”。在毛泽东看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堪大任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复杂的斗争，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容易在困难和压力面前发生动摇。
1966年4月，他在一份批语中甚至说过这样的话：“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又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出于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信任感，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他在九大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毛泽东之所以看中王洪文，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王洪文比较年轻，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经历比较全面，符合他的标准。后又选择华国锋，毛泽东甚至说：“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
毛泽东反对“秀才”接班，也是因为“秀才”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无法担当起安邦定国的重任。2O世纪60年代末7O年代初，中国面临严重的政治、军事压力，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不能像苏联那样，立了个秀才接班人，“秀才顶不住”。所以毛泽东对邓小平格外看重，始终将其纳入接班人选范围。石仲泉对此有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邓小平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是因为：第一，邓小平在历史上就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第二，他打仗善统兵，有大战功……第三，他能武能文，出将人相……第四，他的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五，他比较年轻，比毛泽东小11岁，比刘少奇小6岁。毛泽东在考虑刘少奇之后时，由于邓小平有上述优点就被纳入了党的接班人选之列。”
二“赫鲁晓夫”心结
毛泽东晚年，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赫鲁晓夫”心结，他最担心党内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在斯大林死后搞修正主义、利用机会阴谋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一心结始终支配着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使得毛泽东深受刺激，始终担心党内领导层尤其是接班人中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胡乔木说过，“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在1956年3月17日的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这样的评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
既有上述评论，毛泽东的心理感受必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从此可以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忧”的内涵比较复杂，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而到后来，随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优”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1958年，中国发动了举世瞩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对此公开表示不赞成。与此同时，他还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企图控制中国。在国际方针上，赫鲁晓夫鼓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试图让中国服从苏联的外交需要，对资本主义国家退让妥协。这更增加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恶感。双方为此闹得很不愉快。
1959年发生的彭德怀事件，让毛泽东再次想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一直担心有人会在他去世后否定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等不到他去世就已经发生了。庐山会议上批“彭、黄、张、周”时揭发和交代出的私下发表的种种言论，针针见血，颇具刺激性。例如，张闻天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那套办法，很厉害。周小舟在交代中承认自己曾经讲过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并解释这个话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抛。周小舟在交代中还提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这三条意见是：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些议论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得出了如此结论：“苏联鞭死尸，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毛泽东此语显然是把彭德怀等人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了，怀疑他们要鞭他的活尸。此前，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中就已经愤而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不久，毛泽东又指示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等编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告诉他们：“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毛泽东对中外“赫鲁晓夫们”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8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长达800字的批语，其愤怒之情一览无余：“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坚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说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
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等人说他到了“斯大林晚年”，攻击他首创的“三面红旗”，这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行径极其类似。所以在批斗彭德怀时，毛泽东将赫鲁晓夫与彭联系在一起，批评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认为彭德怀出访苏联时“闻了人家(按：指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说出了毛泽东的心声。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顾罗荣桓等人的不同意见，决定以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
如果说在彭德怀事件之前他还只是怀疑党内有出“赫鲁晓夫”的可能，那么在这之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把党内出“赫鲁晓夫”看作一种现实的危险。从此以后，对于任何怀疑他本人和他所首创的“三面红旗”、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的倾向，毛泽东都极为敏感。而他最担心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1961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接班人问题时公开宣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并且明确指出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那样的软弱“秀才”。毛泽东同时提到了赫鲁晓夫，他说：“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帮助帝国主义掀起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眼里，已经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的代名词。
毛泽东虽然明确说过“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但1962年以后，他却开始怀疑刘少奇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1964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九评》时亲自加写了如此严重的话：“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毛泽东在加写这句话时，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已经产生了怀疑。而此后刘少奇亲自挂帅搞“四清”，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所发明并一直倡导的一种工作方法，如今刘少奇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少奇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泽东的意味，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泽东。王力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毛泽东越来越认为，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怀疑刘少奇的同时，越来越欣赏和信任林彪。林彪在历史上的多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以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批判彭德怀。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竭力为毛泽东开脱和辩护。他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这就更加深了毛泽东的好感和信任。
不仅如此，林彪在搞个人崇拜方面也颇有建树。在1960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军队内部率先搞《毛主席语录》、“背警句”，倡导“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都是林彪的独特创造。林彪的这些做法是深得毛心的，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话可以说是说到毛泽东心坎里去了。
三个月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对反修防修问题的密切关注使他越来越担心接班人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
进入2O世纪60年代以后，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眼里，不仅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的代名词，而且成了修正主义者的代名词。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中共认为苏联已经变修。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来说已经成为典型的反面教员。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两全”路线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性也看得异常严重，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日夜思虑的中心问题。
1964年2月29日，他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白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4月10日，毛泽东又说，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
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毛泽东在1964年上半年突出强调要警惕中国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他那时主要担心的是谁呢?正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刘少奇作为一线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倾向性事关全局。而刘少奇历史上的多次“右倾”表现又让毛泽东很不放心。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天津讲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1956年支持“反冒进”，毛泽东都是有看法的，但真正让毛泽东震动的还是“1962年的右倾”。
一个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在讨论修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讲话时，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于“三面红旗”所持的怀疑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再一个是“包产到户”风波。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到湖南农村调查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结果是60％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在外地巡视，田家英就向刘少奇讲了。刘少奇认为解决人民当前的严重困难，采取这样的办法是可以的。刘少奇让他征求一下其他常委的意见。陈云、小平、林彪也同意包产到户。而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搞修正主义。所以他回到北京以后把刘少奇找去，责备刘没有顶住这股单干风。还质问刘：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外交方针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对苏修的斗争中不够坚决。他曾说过：“我们党几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引人注目的是，头号接班人刘少奇竟被毛泽东排除在外，这恐怕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一时疏忽。
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1962年的右倾”在毛泽东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毛泽东认为，这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已经露出修正主义的苗头。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讲话说：“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在1964年上半年突出强调要警惕中国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他那时当然不好明言他主要担心的是刘少奇，他还需要继续观察。6月16日，他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著名的《九评》，其中写进了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并把赫鲁晓夫当作违背这五项条件的反面典型。毛泽东在修改《九评》时还亲自加了下面这段话：这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学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而制定的战略措施，是为了解决广义上的接班人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实际上是隐晦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然而，刘少奇并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挂帅搞四清，与毛泽东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在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要议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他还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些人吃饭。席间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后来，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而开展的运动，其性质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刘少奇虽然在指导运动的方法上偏“左”，但最后落实到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时，却提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完全回避了阶级斗争这个要害问题，这不是“形‘左’实右”是什么?作为社教运动的指挥者、作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可见刘在政治上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在这之前，毛泽东还强调对刘可以进行教育，那么，在毛泽东对刘进行多次批评之后，刘仍然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实质，反而避重就轻地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这就使得毛泽东认为，期望刘少奇“改过”恐怕是不可能了。
所以，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两大罪状。10月25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总之，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表现让毛泽东对刘少奇彻底失去了信任。刘少奇的厄运也就由此注定了。
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通知”稿中亲笔加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如此触目惊心的文字，自然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对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毛的这番吐露心曲的谈话，再次提到赫鲁晓夫，透露出他对接班人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疑惧之心与日俱增。正是这种疑惧之心加深了他在晚年“还来得及”的时候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感。
三“独立王国”心结
在权力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大权独揽”，绝对不能容忍“独立王国”的存在。对“独立王国”的警惕是对毛泽东处理接班人问题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个因素。
(一)对“独立王国”的警惕使得毛泽东虽有退居二线的愿望，但事实上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能真正放手，甚至对他们心生猜忌
毛泽东虽然在50年代就有了退居二线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想让出部分权力。事实上，只要发生有碍于他“大权独揽”的事情，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杨尚昆，指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功毛泽东还在杨尚昆的一份报告上批曰：“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特意指示杨尚昆要将这一批语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阅看。
1956年，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周恩来、陈云等人搞了反冒进，试图纠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经济建设即将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件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把反冒进事件看作是一个信号，一个熟悉经济事务的官僚集团企图架空他的信号。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似乎成了一个只会画圈圈的傀儡。
1958年1月，毛泽东为此在南宁会议上以批评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为由发泄了满腔的怨气。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毛泽东特别点明：“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为此毛泽东特意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除封锁问题。他说：杜勒斯的封锁政策，我们共产党里边也有。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日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
进入60年代，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一线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对“独立王国”的警惕与日俱增。1962年8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写了如下批语：“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同月12日，他又在另一份报告上批示：“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
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大权旁落。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对中央一线表示出相当的不满。他说：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计委十五年了，还没有个章程；书记处也搞一个章程嘛!同政治局、同常委是什么关系?政治局好久没有开会了，我总不放心。大事一定要经过政治局。l2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这是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连北京市委也被毛泽东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但这些在毛泽东眼里，其实还都是小独立王国，最大的独立王国，是刘少奇领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直到1966年毛泽东才公开点明这一点，但这个看法显然早已形成。毛泽东之所以有此看法，直接原因是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亲自挂帅搞四清，一声令下，150万干部下乡蹲点，显示出新“领袖”的气势和巨大的政治能量，并且在如何搞四清的问题上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宣称“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打了败仗”；“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这让毛泽东深受刺激。1964年11月底，在一次听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当时已隐约感觉到，毛泽东说的“有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了。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他正面临大权旁落的危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被冷落，被架空，他的“思想”正在被束之高阁，“革命”成了博物馆的摆设，他本人则变成了“牌坊”。刘少奇等人对自己是阳奉阴违，虽然表面上大加吹捧，至少不敢公开反对，但暗地里偷梁换柱，另搞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此他越来越多地抱怨“一线”。在一个外事场合，毛泽东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说：“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位死去的祖先。”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回顾历史，再次讲到“独立王国”问题。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毛泽东1970年在会见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二)对“独立王国”的警惕使得毛泽东最终取消了一线二线制度，他不得不在党的主席位置上“鞠躬尽瘁”。而且无法避免在接班人问题上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
既然毛泽东认为“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取消一线二线制度就成了必然。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取消了一线二线制度，意味着毛泽东重新走到前台，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无论是他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他都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的“独立王国”倾向。
1967年2月，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10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12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
对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毛泽东也是一样。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日益膨胀，中央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绝对不容许军队成为林彪的独立王国。林彪事先不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一怒之下竞把这份急件给烧了。鉴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势力坐大，成了“独立王国”的教训，毛泽东不愿再让别人担任国家主席，而他自己早已说过不当国家主席，所以他决定干脆不设国家主席。但其他政治局常委对此有不同意见。结果引发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在全会上断然宣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拿积极拥护林彪讲话的陈伯达开刀，下令对其展开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评。全会于9月6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毛泽东从九届二中全会的争论中感觉到林彪集团的势力和影响力已经不可低估，于是就此抓住不放，通过“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和南巡“吹风”，一步步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和影响。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失败后仓皇出逃，最终摔死在异国他乡。
毛泽东虽然粉粹了林彪集团的政变图谋，但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内心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虽然他头脑依然清醒，依然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者，但在接班人问题上他已经无法避免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无奈之下，毛泽东最终选择了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华国锋。但各方面都能接受同时也意味着华国锋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支持力量，仅凭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其接班人地位并不稳固。这就注定了权力继承的最终解决只能在毛泽东去世后诉诸残酷的权力斗争。毛泽东在逝世前对此充满了忧虑，他曾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交代后事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悲剧。
四、结语
总之，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有三大心结：国家安全心结、“赫鲁晓夫”心结、“独立王国”心结。国家安全心结促使他及早开始培养和锻炼接班人，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并且反对“秀才”接班。“赫鲁晓夫”心结使他始终担心接班人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成为修正主义者。“独立王国”心结使他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能真正放手，最终不得不在党的主席位置上“鞠躬尽瘁”，而且无法避免在接班人问题上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三大心结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接班人问题时需要引起重视的因素。忽视了这三大心结，很多问题都是无法说清的。从这三大心结人手，相信一定会把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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