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毛泽东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创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而毛泽东是从哪些方面完成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理论体系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的标志是什么?怎么判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诞生?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很少有人从这个方面科学地认识和总结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的历史经验。这恐怕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进展缓慢、反复折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奠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这个基础上的。既充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论文中，毛泽东认识中国革命不是狭隘的，而是在世界革命的深刻变化中把握中国革命的，并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是世界口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首先，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世界革命的变化。

毛泽东认为，20世纪初期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其次，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而中国现时革命虽然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最后，毛泽东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自从19l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圈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虽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中国现时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革命不是局限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充分体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充分论证了中国的新文化不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而且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是民族的，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又是世界的，即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人类精神生产出现“世界文学”的趋势时曾经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世界文学”观既没有排斥世界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即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也坚决反对世界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这种“世界文学”中，不是每一个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特色都消失了，而是这些文学特色融人到“世界文学”中，在丰富和完善“世界文学”的同时成为了“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革命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地域化，而是从各国的革命发展实际出发，而又超越各国革命发展的局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主动摆脱地域局限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文化成为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积极推进中国当代优秀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扩大影响，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与中国文化交汇的过程，必须认真汲取其中蕴藏的智慧和养分，科学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积极推进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世界当代文化的科学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扬弃地域局限时是主动的，而不是在殖民主义时代的那种被动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殖民主义时代，这个过程对于有些民族来说是被迫的和被动的，因而是不平等的。有些民族文化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往往丧失民族特色，甚至迷失发展方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主动的，因而是平等的。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而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在确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这个基础上诞生的。毛泽东虽然要求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但是他反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既充分反映了中国整个革命的伟大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也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而成为封闭自足体，必须既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

二、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在纠正“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偏颇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家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最根本的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真正的革命力量的有机结合。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根本的标志是毛泽东在纠正“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偏颇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家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和反思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既看到“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也看到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1927年至1937年，随着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运动就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了。因此，在1939年5月1日《五四运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深入的科学总结。而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论文就是为促进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而作的。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起来。“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深入中，鲁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转变最彻底的作家。鲁迅是在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早期，不少作家片面地强调作家的批判而忽视人民的批判，在他们那里，人民往往成了被启蒙甚至被嘲笑的对象。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致周扬的一封信中指出了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并认为这是片面的。而“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从鲁迅早期文学创作的局限可以深刻地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根本缺陷。鲁迅在后期文学创作中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是，虽然斗争对象在不断的变化，但是鲁迅始终以民众为主体，与时俱进，在“痛打落水狗”和反对“修补老例”中，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战士。二是，随着对群众力量的发现，鲁迅在文学创作上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鲁迅早期因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陷入绝望境地。后来，随着对群众力量的发现，鲁迅终于战胜了绝望。三是，鲁迅在深入的批判中超越了个体的狭隘批判，将个体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说，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而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必然发展。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广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不能割裂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本质联系。也就是说，广大作家艺术家尤其是革命的作家艺术家不但要深入人民生活，而且要在深人人民生活的过程中和人民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摆脱片面的自我表现。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就是在这种结合中形成革命的文化力量。

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但提出了文化力量这个概念，而且和重视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一样重视文化力量。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而文化力量的大与小则取决于知识分子是否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强调作家艺术家在反映人民主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反对片面地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批判而忽视人民的批判，也反对片面地强调人民的批判而忽视作家艺术家的批判，而是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和人民的批判的有机结合。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的批判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也就是说，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因此，作家艺术家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毛泽东所提倡的鲁迅的方向是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有机结合。而鲁迅高度肯定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就是这种批判。鲁迅以“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作家的拷问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则割裂了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有机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赫·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只有服从自己的规律，违反现实的规律，才能保持其真实，才能使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艺术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作为虚构的世界，作为幻象，它比日常现实包含更多的真实”。在赫·马尔库塞看来，艺术所服从的规律，不是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赫·马尔库塞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变成一个由腐朽的戒备森严的垄断阶级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整体也包括了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级相等的需要和利益。”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为流行的需要体系所支配。而被剥削阶级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现有权势，艺术将越是远离“人民”。可见，赫·马尔库塞只看到了人民被统治阶级同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抗争的一面。也就是说，赫·马尔库塞在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力量时，不但没有看到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文艺对这种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秘鲁作家略萨所提出的文学的“反抗精神”发挥了赫·马尔库塞这种文艺思想。略萨认为：“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问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略萨要求文学对现实生活进行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即“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略萨所提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而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必须深入地反映这种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洞和空疏，必然是苍白无力的。

三、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鲁迅的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论文中，毛泽东把中国的新文化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思想领导的根本变化。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虽然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坚决反对混淆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不过，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不能混淆，但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有方向的。这就是鲁迅的方向。

鲁迅的方向是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这篇论文中指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论文中，毛泽东又将鲁迅的方向提升到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历史高度。毛泽东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不但认为文艺是一支军队，还认为鲁迅是文艺这支军队的总司令：文艺是一支军队，“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而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这就是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二是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即鲁迅的方向。在确立文艺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和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即鲁迅的方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但鲜明地提出了文艺提高的方向即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且对文艺批评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提出的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文艺发展观就是在总结和反思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基础上吸收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一合理内核。

这种科学存在观文艺发展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文艺发展观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的进步文艺与其它文艺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这种进步文艺与其它文艺的关系是引领与被引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而中国当代文艺界出现的粗鄙存在观文艺发展观、虚无存在观文艺发展观这两种文艺发展观就偏离了中国当代文艺这种科学发展的轨道。粗鄙存在观要求首先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认为“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很明显，这种粗鄙存在观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在文艺理论上，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立脚的基础太窄小了，不能包容中国当代所有的文艺，提出中国当代文艺观念变革论。这就是每个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往往有自己关注和熟悉的专门领域和研究重点，但他的心里要装着文艺世界的全部、整体，就是说，要意识到、要承认整体的存在。这种文艺理论要求承认文艺世界的整体存在固然不错，但却没有区分文艺世界的好坏和优劣，必然在文艺批评中放弃了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这种文艺理论要求从新的文学创作现象概括出的新的文学理论思想固然是对的，但是，它却没有区分新的文学创作现象的好坏和优劣，就陷入了凡是新的文学创作现象都是合理的庸俗哲学泥淖。在中国明代，白话文学异军突起，既出现了不少文学杰作，也出现了大量思想低下、艺术粗糙的作品。这两部分之间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截然分割。李贽等文艺理论家从这些文学作品出发，提出了“迩言为善”说，认为“惟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之言为善。显然，李贽的“迩言为善”说没有甄别明代白话文学的好坏和优劣。然而，粗鄙存在观文艺理论却极为赞赏李贽的“迩言为善”说，要求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应更充分的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努力从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的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需要充分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但绝不能放弃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的批判和改造。否则，就必然为媚俗、庸俗、低俗文学作品大开绿灯。而虚无存在观虽然坚决抵制和批判那些媚俗、庸俗、低俗文艺作品，但它却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在文艺理论上，这种虚无存在观认为：“虽然由于文艺理论与文艺现象之间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使得在文艺理论研究中这种演绎不像数学推算那样，仅凭抽象的逻辑思辨开展，而必须时时返回到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和归纳；但是若要发现本质与现象以及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使它们成为一个知识的有机整体，仅仅凭经验的归类和归纳而没有一定的理论思维的能力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因此，这种虚无存在观反对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为中国当代那些大肆泛滥的低俗、庸俗、恶俗的文艺垃圾推波助澜并成了把文艺日益推向私人化、欲望化、消费化、娱乐化的吹鼓手。它推崇伟大文艺作品的观念，认为“真正美的、优秀的、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是一种存在的自发的显现，它总是这样那样地体现作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梦想，而使得人生因有梦而变得美丽。尽管这种美好生活离现实人生还十分遥远，但它可以使我们在经验生活中看到一个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在实是的人生中看到一个应是人生的愿景，从而使得我们不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生活始终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而促使自己奋发进取；在不论怎样幸福安逸的生活中始终不忘人生的忧患，而不至于走向沉沦”。而坚决而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那些只是供人娱乐消遣的文艺作品，认为“并非那些轰动一时、人人争读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是文艺的。克尔凯戈尔在谈到什么是人时说：‘人是什么?只能就人的理念而言，……那些庸庸碌碌的千百万人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幻觉、一种骚动、一种噪声、一种喧嚣等等，从理论的角度看他们等于零，甚至连零也不如，因为这些人不能以自己的生命去通达理念。这‘理念’以我的理解就是‘本体观’。这话同样适合于我们看待文艺。”这样，虚无存在观在文艺批评中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文艺的多样存在。如果说粗鄙存在观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差别，那么，虚无存在观则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联系。显然，粗鄙存在观文艺发展观和虚无存在观文艺发展观是不可能引领中国当代文艺的科学发展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不是狭隘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诞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完全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绝对不是。这不但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是只有革命而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不是只有建设而没有革命，而且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完全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